说到“暗杀大王”四个字,王亚樵肯定当之无愧,作为一名抗日志士,他做出的贡献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近代还有这样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他就是华克之。
华克之的一生,波澜起伏,每每提及这个名字,都不免让人想到“刺杀蒋介石”,心中也难免对他加一层“江湖侠士”的义气。
1902年寒冬,江苏宝应县汜光湖畔的五里埠村,一户华姓农家迎来了新生儿华皖。
华皖从小就聪慧过人,在安宜高小读书的时候就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如饥似渴。1920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后,他很快就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带领同学们抵制日货、声援工人罢工。
1924年,22岁的华皖以优异成绩考入金陵大学,同年南下广州聆听孙中山演讲,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他热血沸腾,立下“驱逐列强,振兴中华”的誓言。
毕业后的华皖进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担任青年部长,凭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很快崭露头角。他暗中与东南大学的共产党员宛希俨等人交往,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腥风血雨中,华皖亲眼目睹数十名进步青年倒在血泊中,雨花台的血色彻底惊醒了他:蒋介石已背叛革命。于是,他认识到,必须用行动终结这个独裁者!
于是,华皖秘密召集国民党内部的忠诚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张贴各种布告,通知全市党员集会,抗议蒋介石的暴行。蒋介石知道以后,为了拉拢他,亲笔写下信邀请他详谈。华皖坚决拒绝了对方的邀请,并率领6千多名党员集会,揭露了蒋介石的罪行。
不幸的是,当晚华皖就被抓住了,后来还是一众国民党元老出面,这次释放了他。不过,华皖在国民党内部的处境还是越来越艰难,最终,他不得不离开。
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有栋破楼,人称“危楼”,华皖到了上海后就藏在这儿。房东是个山东老汉,知道他是“犯了事的”,却总给他留着门,说“反正是跟蒋介石作对,错不了”。
在这儿,华皖改名叫华克之。他认识了一群跟他一样的人。几个人常在危楼里碰头,就着煤油灯商量事,最后几人下定决心:得找机会除掉蒋介石。可光靠他们几个,手里没枪没门路,咋成事?有人说:“去找王亚樵吧,那可是上海滩的‘暗杀大王’。”
王亚樵那会儿在法租界名气大,手下有个“铁血锄奸团”,专杀汉奸和贪官。华皖托人递了帖子,在一家烟馆见了面。王亚樵瞅着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问:“杀蒋介石,你敢不敢溅一身血?”华克之没说话,拿起桌上的烟杆,“啪”地折成两段。
就这样,华皖成了王亚樵的得力助手。王亚樵教他怎么看地形、怎么藏武器,还给他配了把小巧的勃朗宁手枪。
华皖学得快,不光练枪,还琢磨起怎么跟特务打交道。他弄了副假牙,戴上脸就变了形;又买了身长衫,戴上圆框眼镜,走在街上,谁也想不到这是个要干大事的人。
1931年夏天,听说蒋介石要去庐山避暑,华克之就觉得机会来了。他带着个叫陈成的小伙子,扮成挑夫上了山。陈成以前是猎户,枪法准,藏在美庐附近的树林里,就等蒋介石出来。
6月14日清晨,蒋介石果然带着几个卫兵散步。陈成找准机会,“砰”地开了一枪,可子弹擦着蒋介石的耳朵飞了过去。卫兵立马开枪反击,陈成中了枪,咬着牙把枪扔进了山涧。
消息传回上海,王亚樵拍着桌子骂“废物”,华克之却自顾自蹲在地上画图,说:“这次是离得太远,下次咱们换个法子。”可蒋介石已经下了通缉令,悬赏5万大洋抓华克之,上海滩到处贴着他的画像。华皖只好躲进租界的贫民窟,白天装成瞎子算命,晚上才敢出来活动。
1934年,华克之在南京洪武路租了个门面,挂了块“晨光通讯社”的牌子。他当社长,化名胡云卿,对外说是“华侨投资的报社”。雇的几个人,都是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这通讯社看着像模像样,其实根本就没出过几期报纸。华克之整天带着孙凤鸣往国民党机关跑,混脸熟,打听消息。到了1935年秋天,他们听说国民党要开四届六中全会,蒋介石肯定会去。
“就这时候动手。”华克之把孙凤鸣叫到里屋,递给他一把左轮,交代说:“子弹上好了,认准蒋介石。”
11月1日那天,南京中央党部挤满了人。孙凤鸣揣着记者证,混在人群里。开会前要拍集体照,委员们都站好了,可等了半天,蒋介石没来。有人说:“委员长有点事,不来了”。
孙凤鸣手心全是汗。他看着站在前排的汪精卫,心里就想:这小子跟蒋介石穿一条裤子,蒋介石没来,杀了他也一样。
就在大家准备散的时候,孙凤鸣突然从大衣里掏出枪,朝着汪精卫“砰砰砰”就是3枪。现场立马乱了套,有人喊“抓刺客”,有人往桌子底下钻。汪精卫捂着肚子倒在地上,血顺着指缝往外冒。
孙凤鸣还想再开枪,被旁边的张学良一脚踹倒,卫兵上来就给了他两枪。他躺在地上,眼睛还瞪着,嘴里还念着“打倒卖国贼”。
那时候,华克之正在南京下关的码头。他算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带着孙凤海跳上了去上海的船。船开的时候,他听见码头上有人喊“汪精卫被刺了”,他心里咯噔一下,大致猜到了究竟怎么回事,随即叹了口气:“还是差了一步。”
等戴笠带着特务赶到晨光通讯社,早就人去楼空。灶膛里还有没烧完的文件灰,桌上留着封信,写着“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这件事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他气得把杯子都摔了,给戴笠下了死命令,说:“一个月内,必须抓到华克之!”
戴笠把全上海的特务都撤了出去,沈醉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候沈醉也才20出头,在法租界当组长,干劲十足。他查到华克之可能藏身的地点,就带着几个人连夜过去。
那里弄很窄,只能过一个人,华克之住二楼。沈醉让手下把住两头,自己带着人上楼撬门。门刚打开,楼下的住户想开灯,沈醉赶紧喊“别开”,可还是慢了一步,灯亮了一下,又被他按灭了。
他们在华克之的屋子里搜了个遍,只找到一些没写完的稿子。沈醉想着他肯定会回来,就在这等着,谁知道,这一等就是好几天,却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从这之后,华克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有时候听说他在广州,特务赶过去的时候,却只找到一件换下来的衣裳。就这样,华克之一边跑,一边给特务使绊子。还有一次,他故意在广西留下封信,说“沈醉是我的人”,害得沈醉被戴笠骂了半个月,差点被撤职。
1937年,华克之辗转到了延安,毛主席还特意接见了他,说:“你的胆子大,这是好事,但以后不能光靠暗杀了。得学会用脑子,为党做更多事。”
华克之将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后来他又化名“张建良”,在上海、香港一带搞情报工作,给新四军送过日军布防图,还策反过几个国民党军官。
1998年,华克之逝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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