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结束两年半，边城瑞丽的疫后复苏困局|木姐|瑞丽口岸|瑞丽市|缅甸|罗兴|边城

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发布优化新冠疫情防控的“新十条”，标志着“动态清零”政策的结束。然而，刚从长期封城状态中挣脱的瑞丽，又面临着三重夹击：经济下行，边防和移民管控收紧，缅甸持续内乱带来国际局势变化。瑞丽疫后复苏之路因此充满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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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南边陲，云南瑞丽与缅甸木姐一街之隔。瑞丽口岸的广场上，年近五十的湖北人张丛生每日吆喝着售卖缅甸钱币纪念本——他已在此谋生整整二十年。

曾经，这一国门广场人声鼎沸，谈笑声中交织着缅语、汉语、傣语与罗兴亚语，空气中飘荡着的食物香气带着多种文化印记。如今，这座广场空荡寂寥，游客偶尔穿行。

2025年6月的一个上午，张丛生一如既往地将电动车停靠广场东侧，打开装着一打纪念本的斜挎包，小生意就此开张。不过，直到阳光渐烈的午后，游客零星，他尚未售出一本。新冠疫情爆发前，他在这里除了销售纪念品，还靠摄影和代理“边境一日游”谋生，日均收入约500元；而今，这大致是他一周的收入。

扎根云南二十年，张丛生亲历了瑞丽作为边贸城市的兴盛与疫情带来的重创。这里是中缅边境上最大的陆路口岸。根据新华社、澎湃等媒体报道，2019年瑞丽口岸的出入境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63万人次，几乎占云南省边检一半的出入境流量；同年，姐告国门的进出口货运量超1745.8万吨，承担了云南省80%左右的对缅贸易额。

次年新冠疫情爆发，瑞丽于3月关停口岸，9月14日首次封城，原因是发现2例从缅甸非法偷渡输入的病例。此后，瑞丽封城十余次，每次数周，疫情三年总计封城超过200天。张丛生目睹了口岸关闭、边境筑墙与缅甸人离开，也见证了商铺倒闭、游客减少与经济退潮。

2025年6月4日，瑞丽口岸前的广场上游客寥寥。（图_范珊/摄）

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简称“新十条”），标志着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终结。一个月后，关停近三年的瑞丽口岸重新通关。当地居民期盼瑞丽能迅速恢复生机，然而中缅之间的经贸和人员往来，迟迟未能回暖。据瑞丽口岸边防检查站对外通报，2024年该口岸出入境533.17万人次，约为2019年的四分之一。

张丛生指向口岸旁的边境线，高约10米、长约170公里的淡黄色边境墙是疫情封控的产物，每隔约50米还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边防安保人员正开着摩托车沿线巡逻。疫情结束后，这些封控设施未被废除，相反成为瑞丽强边固防常态化措施的组成部分；而疫情前，那里仅仅是一道铁栅栏。张丛生回忆，每天都有很多人利用栅栏间隙直接交易中缅商品，无需进出国门，十分便利。

2025年6月4日，瑞丽姐告边境贸易区的中缅边境线上，高约10米、长约170公里的淡黄色边境墙是疫情封控的产物。时任瑞丽市市长尚腊边曾形容这堵墙为“钢铁长城”。（图_范珊/摄）

边境线旁，大多数店面卷帘门紧闭，多为珠宝店和经贸公司。口岸两侧的商铺则常年售卖东南亚进口小商品，如泰国青草膏、缅甸护肤品Thanaka与各类药物等。几位中缅店主似已习惯摊前的冷清，坐在摇椅上自顾看手机。约百米开外，近百名中缅边民正排队等待出关。安检过程缓慢，队伍已停滞许久。离小国门不远处，昔日热闹、商人和游客出入频繁的七层高“富豪大酒店”静静伫立，数十辆落满灰尘的面包车随意停靠在路边。国门大道附近，瑞丽市政府曾宣传的“瑞丽国贸中心项目”已经荒废，工地杂草丛生，门前公示围挡日期——建于2020年6月30日、拆于2024年12月31日。

在清零政策结束两年半后，作为中国首个实行“境内关外”管理模式的边贸特区，瑞丽姐告边境贸易区依旧沉寂。一部分在此经商的外地人离开，还有一部分玉石商人或将店铺迁至市区，或仅线上经营。当地人已经察觉，刚从疫情封控泥潭中挣脱的瑞丽，又陷入经济下行、边境管控收紧以及2021年缅甸内乱搅动的地缘政治变局三重夹击。这给“翡翠之都”瑞丽的疫后复苏路，蒙上重重阴影。

2025年6月4日，瑞丽姐告边境贸易区道路空旷，绝大多数店铺已关闭。（图_范珊/摄）

玉石贸易繁荣不再

49岁的李朝刚没有想到，他一度认定的“淘金西海岸”会日渐凋敝。他不得不从“淘金客”变为“进货人”。

2019年6月，刚走出离婚和投资失败阴影的李朝刚，背负债务，从江西老家只身南下瑞丽。彼时，边城瑞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巅峰期，玉石贸易火热，直播产业方兴未艾。官方资料显示，包括姐告玉城在内，瑞丽市政府共打造了十余家直播基地。当地人形容，如今空荡无人的姐告玉城直播基地，当年“一铺难求”。瑞丽市委宣传部则称，疫情前，瑞丽电商直播从业者接近4万人。

做出这一决定时，李朝刚并未有太多犹豫。他的老乡告诉他，有熟人靠玉石直播，一年赚了100万元，车子换成了奔驰大G。尽管过去数十年的经历与珠宝玉石毫无关联，希望摆脱债务困境的李朝刚还是觉得可以赌一把，毕竟他没有太多可失去的东西。

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前六个月，李朝刚从零开始学习“快手”直播，了解行业黑话。翌年3月，他联合直播间认识的一湖南人组建了近十人团队，租下两层楼、雇佣主播，日夜直播销售玉石。这是他第三次创业，虽只持续了短短半年，但至9月团队因叫价和成本价等分歧解散时，他已赚得近30万元。

这个数额带给他希望，但此后接连大规模封控让李朝刚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很多路可走。2021年3月，姐告边境贸易区实施封锁，原则上“不进不出”；网上则流传着“瑞丽已成空城，常住人口从50万降到10万”的说法。尽管瑞丽市政府出面辟谣，但根据当地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公开说法，当年10月瑞丽市常住人口约为20万人；相比当地防疫部门半年前通报的38万核酸检测者，只是后者的一半多。无论经济还是城市人口流失，瑞丽皆遭受了重创。

李朝刚曾想像其他外地商人一样离开，但自费隔离的政策令他望而却步。留在瑞丽的他继续从事电商直播，先后卖过玉石、云南土特产和女装，2023年起彻底转行改卖边贸商品。此时他不再租门店组团队，而是一人在家简单布景，在微信视频号内直播销售姐告边贸区的免税商品，以中药为主，买家多为中老年人。

李朝刚说，他之所以主动转行，主因是翡翠业凋敝。瑞丽本地人、90后肖宇对此感触尤深。在玉石行业浸淫12年的他极少做直播，而是从事产业链上游的选石加工。尽管细分领域不同，但肖宇说，他同样面临谋生与转型的问题。

2025年6月7日，瑞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多宝之城”内，数千家翡翠铺面正在营业。楼内悬挂数张宣传标语，如用中缅双语印刷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多位店主称，他们疫情后关闭了姐告玉城的店铺，搬至此重新开张。（图_范珊/摄）

肖宇从初中时第一次看见同桌带来的缅甸翡翠，就对雕刻玉石产生了兴趣。而作为缅甸玉石进入中国的首站，瑞丽遍地未经加工的原石为其提供了沃土。2012年至2022年是肖宇的黄金年代。他形容，那时去姐告玉城买一块200元的玉石，经过自己雕刻加工，次日能以1000元售出。

德龙珠宝夜市是他最常光顾之地。这里是瑞丽目前最大的原料批发市场之一，内设上千个摊位，每日吸引数千名原石采购商昼伏夜出。手电筒的白光在黑暗中映照出斑驳粗糙原石内的翠绿色泽，有经验的采购商可以据此判断“原石”的品质和价位。

6月4日晚，肖宇照例来德龙夜市挑选石头。他轻车熟路，边逛边介绍某片摊位在疫情后搬离，另一片区看似缅甸面孔的摊主售卖的却非缅甸玉石。他走近一个摊位，拿手电筒照射几秒，扭头就走，说此摊已几天没上新货。

据肖宇所知，以往，很大比例的缅甸玉石原料通过走私运往中国。但疫情过后，玉石进入瑞丽变得非常困难。就中方而言，瑞丽口岸重新通关后，边防政策却未恢复至疫情前的灵活宽松，而是相当大程度上延续了封控模式。肖宇的亲戚是巡边人员，在边境每日三班倒，24小时巡逻；与此同时，疫情期间铺设的“两网夹一路”——“临时防疫网、阻隔板、边防公路”，得以沿用。两相结合使偷渡成本与难度大增。而在缅方，2021年2月发生军事政变至今，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缅甸军方收紧了对玉石贸易的控制。

肖宇察觉到，在中缅两方因素共同作用下，缅甸玉石入境瑞丽的运费也大幅提升。与疫情前相比，从缅甸进口同等品质与数量原料的运费已涨了约三成。囤积在瑞丽的原石存货，因此成了“宝物”。

“当你这个货不流转以后，很多人都在找货”，肖宇说。

在肖宇印象中，玉石行业总体下行始于清零政策结束后。2023年初，他感受到了一阵“报复性消费”，游客增多、玉石销售单量增长；但自当年下半年起，玉石销售额骤降。“以前买货的都不来了，大家消费（力）开始慢慢退化。特别是今年，（大家）都在缩减开支。”肖宇分析道。

2025年6月7日，瑞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多宝之城”内，顾客正挑选手镯等玉石饰品。（图_范珊/摄）

玉石产业是瑞丽市的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公开资料显示，疫情结束后，当地政府一直试图重振这一产业。这包括推动玉石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如拓展翡翠品类、推动中缅国际翡翠公盘落地、打造从毛料进口到销售的全产业链，以及扶持玉石交易从线下转向电商直播。成本更低廉的非洲翠、危地马拉翠等替代品种也首次出现在2025年瑞丽市政府工作报告中。

6月4日晚上，肖宇一件玉石也没有挑中。因为回本缓慢，今年他已不敢随意买料。这样无所事事的夜晚于他而言已是常态。以往，他每月雕五件，请三名工人就能养活一家三口。如今，玉雕市场消沉后，他关闭了经营5年的门店，与朋友合伙学习切料、打磨戒面等新手艺谋生。

遥遥无期的家庭团聚

当李朝刚忙于布景直播卖货、肖宇从珠宝夜市无功而返时，瑞丽罗兴亚人社区，年近四十的小星正在昏暗狭小的出租屋里切割和鉴别玉石。

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既是他的住所也是工作场所，墙角有张单人床，紧挨着的桌子上摆放着三四块已经“开窗”（一种原石鉴定和评估方法）的原石。他的工作台则是一张2米长书桌，桌子上方悬着一盏常年亮着的小白炽灯，桌面落满石屑，一根细水管盘在一角，用于冲洗石料。

小星在中国采购和切割原石22年，在瑞丽度过的时间比出生地缅甸还要长。他的父亲早在1990年代就从事玉石交易。耳濡目染下，小星从小就开始接触原石选品和交易。他们是瑞丽最早进行原石交易业务的家庭之一。

他与原石运输商关系密切。采购原石通常以“袋”计数。即使是疫情封控期间，他拿到的一袋原石里只要挑中“一块好料”，一天内就能回本。但今年，小星说，一袋里经常没有一颗“能回本”的原石。

小星同样观察到了原石运输成本的上涨。他说，疫情放开前，原石运费是每公斤25元至60元，但现在普遍过百。

2025年6月7日，瑞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多宝之城”内，数面中国和缅甸国旗在过道上方并排悬挂。顾客正在不同铺面挑选手镯、挂件等翡翠成品。（图_范珊/摄）

不过，相比经济下行，小星感受更深的是中缅两国政府对罗兴亚人出入境管控的收紧，他与家人的团聚因此变得遥遥无期。

罗兴亚人是主要生活在缅甸西部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很多人祖辈在缅甸出生，但缅甸当局一直将其视作“外来移民”，拒绝给予公民身份和合法国籍。瑞丽则是中国境内少数几个可见罗兴亚人长期居住的地区之一。2019年有报道称，该地约有三千至两万罗兴亚人。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社区，附近街道上开满了同族人经营的餐馆、小卖部。小星曾走过云南大理、丽江等地，最终因瑞丽如火如荼的玉石市场和密集的同乡社群而选择此地为“第二家乡”。

小星的妻子阿丽也是罗兴亚人，二人于2016年左右在中国结婚，之后生育一对双胞胎。2019年，阿丽因办证带着孩子回到缅甸。此后新冠疫情爆发，阿丽和孩子被迫滞留缅甸。

瑞丽口岸重新开放后，很多被迫分离的家庭已陆续办理新的证件团聚。但对于小星与阿丽这样的罗兴亚人家庭，因为缅甸当局的漠视态度，移民和办证一直是最大的难题。他们的生活常因政策变化而出现波折。

小星说，瑞丽封城期间，公安部门要求罗兴亚人社区所有人统一登记，办理“二维码”，里面录有姓名、家庭住址、编号等全部个人信息。疫情放开后，这张“二维码”成为罗兴亚人居住在瑞丽的唯一证明。警察通过人脸识别扫描出个人信息，没有的话则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

6月的一个夜晚，当地警察再次来到小星住所附近，先随机扫了两名罗兴亚人的脸，随后看见了小星。小星已与这名警察打过多次交道。他熟练地递上一根烟，警察顺手接过，与他问候闲聊了几句，保持一种既友好又有威严的距离。

“你们这里有没有新来的罗兴亚人？”警察问。

“没有。有的话我告诉你。”小星答。

如此对话已是例行公事，在过去一两年里重复数次。小星说，实际上罗兴亚人已经很难进入中国，否则，他早已与阿丽重聚。

在缅甸，阿丽是全职母亲，独自抚养两个8岁孩子，每月接收小星汇来的1500元生活费。今年是她与小星分开的第六年，他们从几天视频电话一次，到后来几乎天天通话。电话里是琐碎的日常：吃了没有，孩子怎么样，钱够不够用。

但最近几月，阿丽有些焦虑生疑。有一晚她八点左右打来电话，小星正在一家清真牛肉面馆吃饭。阿丽质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她说，一个亲戚告诉她，小星在中国有了“女朋友”，要抛弃她。小星很委屈，直言这是无中生有，反复向她解释自己的每日行程。

阿丽很不安，他们被迫分居两地太久，而两个孩子仅由她一人抚养，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也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说法。晚上打来的电话，渐渐从亲密问候，变成二人无言以对告终。

小星说，像他们一样因疫情而两国分居的罗兴亚家庭并不少见，多数情况是妻小滞留缅甸，男方则在瑞丽。瑞丽官方将罗兴亚人称为“缅籍印巴人”，但无论是疫情前还是之后，这一群体在瑞丽的情况都几乎没有公开的官方说明。

由于“二维码”的限制，如小星一样的罗兴亚人只能在瑞丽所在的德宏州内活动，不能像多年前那样去往中国各地参加翡翠行业展销会。但他们多半也不会回缅甸，不然将因没有出入境证件而无法再次进入中国。小星说，在瑞丽的罗兴亚人多数依赖玉石为生，回到缅甸既无身份也不再有稳定的生计。与远在缅甸的家人团聚，因此几乎成了无解的难题。

2025年6月7日下午，瑞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多宝之城”内，中国和缅甸店员正收拾翡翠饰品，准备收摊，其后方印有一张中缅双语的标语：“很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图_范珊/摄）

证件壁垒

尽管无法自由往返缅甸，但小星总是笑称，自己已比那些排长队等待入关的缅甸人幸运许多。

与疫情后沿用“二维码”的罗兴亚人不同，缅甸移工通过口岸入境瑞丽无需护照，只需使用“红书”或“蓝卡”。“红书”即缅甸当局颁发的“缅甸与中国边界通行证”，仅供户籍为中缅边境县木姐和南坎地区居民办理，有效期一年，但每周需在口岸刷新一次才能继续在瑞丽合法工作。持“红书”的缅甸人遍布瑞丽服务业，如餐饮、酒店、按摩、直播等。

“临时边界通行证”俗称“蓝卡”，缅甸其他地区居民可以办理，但有效期仅七天六夜，无瑞丽市区的工作资格。“蓝卡”缅籍移工通常与劳务中介对接，更多从事体力劳动，例如郊区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人或日结工。

数十位缅籍移工称，不论是“红书”还是“蓝卡”，两种出入境证件的办理都在疫情后变得空前困难和繁琐。20岁的徐恩就是“红书”申请者之一。她在木姐出生，曼德勒长大，今年4月搬到瑞丽，是疫情后来瑞丽的新一代缅甸移工。

瑞丽对她而言并不陌生。作为木姐人，徐恩小时候通过口岸再方便不过。她一犯哮喘，母亲就带她到瑞丽的医院就医，“治疗效果比木姐诊所好”。中国的生活文化对她也不陌生。她是第三代缅甸华人，母语是汉语，喜欢看小红书、刷BiliBili视频，与许多中国年轻人无异。谈及身份，她会将自己和缅族人区别开。“那些人才是‘老缅’”，她说，她会说德宏话、普通话，更熟悉汉族人的生活方式。

三年前，徐恩刚满18岁时因缅甸内乱而辍学，不久后通过姐姐介绍到云南盈江县打工。一年后，她忍受不了加班频繁、工作环境脏乱、园区封闭压抑而辞职。回到木姐后，徐恩重新办理“红书”，等待入境瑞丽。疫情前，办理“红书”等来华证件通常仅需一天。不过这一次，徐恩等了整整两个月。

2025年6月4日，瑞丽口岸前，近百名中缅边民正排队等待出关。（图_范珊/摄）

入境瑞丽后徐恩找到了一份在酒吧的工作，白天休息，晚上通宵值班，月休两日。她的“红书”本该每周去口岸刷新一次，其实只是简单盖个章，写上日期。徐恩说，缅籍移工在瑞丽的工作普遍月休2至4天，月薪3000元上下，每周往返盖章并不现实。与其他缅籍移工一样，她会交100元人民币给负责官员，把有效期延长至一个月。

但并非所有缅甸移工都有这样的机会。缅甸人社群中流传着各种加急、补办、续期证件的方法。其中，灰色渠道往往依赖人脉关系，也并非人人知晓。

缅籍移工在瑞丽还面临着比疫情爆发前更为严格的证件检查。疫情期间，因新增病例源自“缅甸公民偷渡入境中国”，瑞丽市政府启动全面排查，逐一核查缅籍人员的证件，进行严格网格化管理。这期间，大量无合法证件的缅甸人被驱逐出境。这一机制依然延续至今。缅甸人聚居的小区里，房东和租客均反映，针对缅甸人的证件检查仍不定期发生，比疫情前频繁。有些缅甸人为避开官方突击检查，悄然搬离了缅甸人社区。

而更多的缅甸人被拦在了瑞丽口岸外。

瑞丽口岸恢复通关八个月后，缅甸当局才重新启动对“蓝卡”的发放政策。同时，中缅双方对“蓝卡”每日可通行人数进行限额。虽然中国未公开具体数字，但据缅媒The Irrawaddy报道，去年每周仅约1000人通过临时通行证入境瑞丽。人数受限导致“蓝卡”办理的预约日期往往超过一周，不少人被迫滞留木姐。

在瑞丽，缅籍移工已成为劳动力主体。当地官员曾将他们称为“廉价劳动力”。2023年，瑞丽市宣传部曾发文称，疫情前，常年在瑞丽经商、务工的缅籍人员高达10万人。而今，瑞丽缅甸移工锐减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从上弄安和下弄安——瑞丽最大的缅甸人社区可见一斑。《世界民族》杂志2025年一篇题为《在华缅甸人的社区营造与线上连接》的论文提供了相关数据：疫情前，上弄安住着约2400名缅甸人，至2023年1月仅剩不足1400人，减少近一半。

2025年6月8日，瑞丽最大的缅甸人社区之一上弄安街角一隅，众多缅甸人在此购物、居住。（图_范珊/摄）

瑞丽市统计局在一篇题为《2024年瑞丽市规上工业一季度运行分析》的文章中亦承认，由于“国际形势不稳定及相关政策”，能够合法入境中国务工的缅籍人员数量受限，已对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服饰制造业造成严重影响。这篇文章并未具体指出相关政策，但特别提及瑞丽两家服饰企业的遭遇，其中一家因在瑞丽招不到工人已迁至东南亚地区，另一家因为长期停产已退库。

不过，瑞丽地方层面的各项报告中，在强调“招商引资”和推进国家支持的沿边产业园区建设的同时，鲜少提及如何解决缅籍移工不足的问题。

疫情后瑞丽加强边境和移民管控，在一些学者看来，意味着它已与国家安全挂钩。云南大学学者在一项有关瑞丽外籍人员社区的研究中提到，在新冠疫情和缅甸政变交织之下，瑞丽政府将治理路径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总体安全”上。研究称，“外籍人员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态势变动。瑞丽政府的治理路径转向也导致瑞丽外籍人员治理的弹性空间大大缩小。”

《外交家》（The Diplomat）今年初发表的一篇专题文章亦指出，缅籍移工的招募已从单纯的经济议题演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尽管宽松的边境政策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中国当局缺乏移工数量、身份和流动情况的准确数据，这带来了跨境犯罪等风险。因此，疫情后瑞丽边境的移民管控仍持续加强。”

李朝刚至今仍会不时提及2021年广为流传的公开信《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信中，作者、瑞丽市前副市长戴荣里写道：“政府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兼顾大局和局部、民生和管控的各个侧面，综合考虑治理方案。”

李朝刚等人认为，尽管这封公开信针对的是疫情期间长时间封城带给瑞丽居民的高度不便和困难，但它无疑具有时代意义，写出了普通市民的心声。

“第二家乡”

小星明显感受到了外籍居民社区的变化。他很怀念疫情前的瑞丽，那时他所住的街区满是缅族和罗兴亚人，玉石商人之间总是互相照料。

“那时（疫情前）那条街都是卖毛料的，缅甸人见到我就说，‘小星！来帮我看下料子！’”小星手舞足蹈地描述。“但是那些人都搬走了，不知道去哪里。”小星有些失落，他所说的销售原石毛料的店铺现已全部关闭。

虽然他每周依旧会光顾德龙夜市，就像瑞丽人肖宇一样，但原有的社区感逐渐消失不见。

2025年6月4日傍晚，位于瑞丽市中心的财富广场上，几名儿童在喷泉中玩乐。（图_范珊/摄）

小星以前很热衷与中国商人打交道，教刚入行的商人用机器给原石“开窗”。一些外地商人经朋友介绍，会主动联系小星，向他学习。小星从不拒绝邀约，也不在意他人是否抢生意。

“没关系，海水一个人喝不完”，小星说。他还很感激那些商人让他的中文口语突飞猛进。而今，这样的互动不再常见，大部分时间他待在房间里，不出门，玩一款在缅甸热门的竞技手游《决胜巅峰》。很多天里他无工可做，经常玩游戏到后半夜，第二天下午才起床，如同封控期间一样。

尽管疫情后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曾经紧密的玉石商人社群变得有些疏离，但小星总是反复说，中国是他的第二家乡。

他还开玩笑：“也可以说是第一家乡了！”然而，“中国政府可能不会让我变成‘中国人’。我还是罗兴亚人。”小星冷静地补充道。

李朝刚也逐渐把瑞丽视为第二家乡。他说，在这个气候舒适、房价低廉的小城，他要开始思考养老问题。在此定居是他理性掂量后的选择。

对很多新缅甸移工而言，在这座城市扎根尚需时日，尽管在酒吧打工的徐恩认为，自己几乎没有机会在中国永居。“红书”限制她仅在德宏州活动，不能去往其他城市。虽然语言、文化相通，她仍是不断办理证件、自证身份的外国人。

但在缅甸人社区上弄安，老缅甸人在此安顿，逐渐过出了自己的稳定日常。下午六点半后，一辆流动缅甸小吃车开张，缅甸男子的喇叭用汉语重复喊着“鸡蛋粑粑”。傍晚，一名年轻缅甸男子手提音箱到街边，蹲坐在马路牙子上，拿起麦克风，打开手机上的YouTube，陶醉地唱缅甸情歌。电动车店的两名店主站在一旁闲聊，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