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公元1876-1878年的左宗棠收复新疆,也叫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是晚清钦差大臣左宗棠统帅清军,消灭侵占新疆的阿古柏势力、维护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争。

这是一场晚清时期边疆危机中的关键军事行动——公元1865年(同治四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建立“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到了公元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再次侵占新疆重镇伊犁。

情况已经到了极为严峻的程度,所以在公元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等正确的策略,但是军费筹集,才是这场关键战役能否成功的核心前提。

当时的晚清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乱、捻军起义、帝国列强发动的殖民战争等等,国库早已空虚,中央财政无力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左宗棠和他的幕府,通过“多方统筹、软硬兼施” 的策略,克服重重困难筹集收复新疆所需要的军费。

【中看不中用的协饷】

【中看不中用的协饷】

这么大规模的战争,首先还是会争取中央的另一种拨款方式,不是直接拨款而是“协饷”。

协饷是清朝财政的传统机制,即由财政盈余的省份向军需紧急的地区调拨款项,本质是中央统筹下的 “省份互助”,所以左宗棠收复新疆所需要的军费,最初当然会以“协饷”为主要名义向朝廷申请,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再说!

左宗棠作为朝廷重臣,当然知道当时晚清中央直接拨款的困顿!

当时朝廷从户部国库中划拨少量款项作为启动资金,但数额极少(仅占军费总额的 10% 左右)。因当时清朝每年财政收入约 8000 万两白银,需同时应对海防(李鸿章主导)、西北塞防(左宗棠)、河工等多重开支,国库早已空虚。

而且各省协饷的争取也很困难,左宗棠以 “塞防” 重要性说服朝廷,核定由江苏、浙江、广东等 12 个富裕省份每年提供“协饷”约300万两白银,作为长期军费来源。

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各省包括一些当时外贸还不错的沿海省份,都因自身财政紧张(比如江苏需兼顾海防,广东受鸦片贸易影响很严重等等),常年拖欠协饷,截至1875年即战争正式打响前夕,各省累计欠饷已达2000余万两。

协饷的背后,是与左宗棠同样位高权重的各个封疆大吏,为催缴协饷,左宗棠拿出湖南人的倔强和胆识。

他始终采取强硬的态度,一边通过奏折弹劾拖欠严重的省份官员(比如两江总督沈葆桢这样的重臣),一边利用自己“陕甘总督”的身份,截留部分途经西北的厘金(相当于跨省做生意的商业税)充作军饷,甚至直接向各省督抚施压,最终勉强争取到部分款项。

遗憾的是,“协饷”始终未能全额到位——这里面既有各省的实际困难,其实也反映出晚清时期各地方对中央权威的懈怠甚至轻视!

【打破常规借“洋钱”】

【打破常规借“洋钱”】

敢向洋人借“洋钱”来打仗,这绝对是左宗棠才敢干的事情!

因为指望朝廷和协饷,结果只有拖欠严重且拨款根本不足,左宗棠为确保军心稳定和军事行动如期推进,不得不转向外国银行借款,即找洋人借“洋钱”——这既是左宗棠为了军费筹集而做出的最具争议但最关键的手段,其实也是突破晚清财政困局的无奈之举,多少有些悲凉慷慨之意。

纵观整个收复新疆的军费筹措,左宗棠至少发起过三次大规模借洋钱的行动。

第一次是1875年即战争发动前夕,正是军费缺口最大、情况最紧迫的时刻,左宗棠通过红顶商人胡雪岩牵线,向英国汇丰银行一次性借款200万两,年息到了10%,这个利息在当时远远超过当时国内借款的利息,但也确实是无奈之举——国内的商户票号根本不看好这场战争!

到了1877 年即战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军费开支猛然增加,所以这次左宗棠再次借款500万两,而且年息有所下调(因为这次借得多)但仍然达到8%。

第三次是1878年即战争结束前夕,既需要大量钱财抚恤将士,也需要钱款修建堡垒、道路和物资补给基地,从而巩固驻军,防止敌人反扑,所以这次又借款350万两。

左宗棠的三次借洋钱共计借到了约1050万两白银,占整个收复新疆总军费的约21%左右,成为支撑战争顺利启动、中期继续推进的关键资金。

左宗棠的借洋钱,当然会遭到当时其他高级官僚的反对!比如朝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认为应该把钱花到东面、南面的海防尤其是海军建设方面,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么高利息的洋钱,只会加重财政负担——比如“以海关作保,利权旁落”。

但是,一心为国、刚强倔强的左宗棠上奏:塞防一日不固,则国本一日不安。所以他坚持“缓借不如急借,迟借不如早借”,并以“协饷”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比如左宗棠的上奏中提到,由各省承诺的协饷分期偿还洋款),最终说服了朝廷,得到可以借洋钱的批准。

胡雪岩,在此过程中起到核心的中介作用,他利用自己与外国银行深厚的商业关系,为左宗棠争取借款额度,并以个人信誉担保,成为连接清军与外部资金的关键纽带。

尽管他的结局并不如意,但是全力帮助左宗棠收得新疆,就冲这个,世人也不能忘记胡雪岩的功勋。

【一万两可得五品顶戴】

【一万两可得五品顶戴】

聪明的左宗棠,当然不会忘记利用“捐输”来筹措军费!

“捐输”以及捐输、捐纳、捐例等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允许是间以钱财换功名——这些功名多为虚职,虽有品级、荣耀,但一般没有实职和实权。

捐输、捐输、捐纳、捐例作为清代朝廷制定的财政相关章程,是合法的!涵盖商民通过捐献财物换取官衔资格或资助公益的行为,捐输多为非义务性财产捐献,政府酌情给予虚衔等奖励;而捐纳则为明码标价的卖官行为,按章程授予官职资格,这种情况要看处于清朝的哪个时期、管理是否严格——如果十分严格且朝廷财政还不错,就不会大量出现。

当然,清代官员出身是有歧视链的:以科举出仕才是正途,捐纳出身被视为异途,上不得台面!

左宗棠一生跟科举无缘,来自湖南湘阴的农家子弟左宗棠曾经三次赴京参加会试,结果屡试不第,家中又无钱财捐输——尽管后来能够侥幸做官且位居高官,但左宗棠对这些“以钱换官”的情况是极为熟悉的!而且从历史上看,以这种方式筹款并不陌生。

捐输早在清朝顺治年间就成为临时军费的筹措方式之一,到了乾隆时期盐商捐银获虚衔赏赐可以形成定制,而嘉庆年间则专设捐输细则——至于捐纳,早就成为明码标价的卖官行为,乾隆后明确官职标价,比如道员需16400两白银,光绪年间道员价格则降至3723两白银。

注意了,就算“以钱换官”成功了,但有没有实职、实缺,这是需要排队等候的,大部分人等到两鬓斑白也没有真正当过官,因为朝廷一般会优先安排通过科举的官员补缺!

在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前夕和期间,他多次奏请朝廷批准“陕甘捐输”、“新疆捐输”等等,而且针对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不同富裕程度的富商们,左宗棠及其幕府规定:捐银1000两可获九品官衔,捐银1万两可获五品官衔,允许捐款者直接在当地官府登记,简化流程,并且为了鼓励富商们捐款,甚至还同意在补缺时不会刻意歧视。

按照后世的统计,在公元1875-1878 年间,左宗棠通过捐输筹集的军费约为500万两,占到收复新疆所需总军费的10%左右,虽然数额不及洋钱、协饷等资金来源,但确实补充了基层军饷,尤其是士兵们的口粮、饷银、弹药及弹药运输费用等等,也是挺重要的。

【收税与屯田才是王道】

【收税与屯田才是王道】

作为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自己管辖的陕、甘两省(收复新疆的后方基地)推行财政改革,通过“开源”和“节流”来筹集军费,尽量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厘金,是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商业税(向行商、坐商征收)之一,但由于此前陕甘厘金被官员贪腐、税制混乱等等搞得收入微薄。

左宗棠十分恼怒,索性设立厘金总局,专管统一税制、严查贪腐,并规定“按货值抽3%-5%”为税,并且在兰州、西安等交通要道增设厘卡,使陕甘厘金年收入从不足50万两增至150万两,成为稳定的军费补充。

盐税,本来也曾是西北的重要税源,因为西北就是当时的重要产盐区之一,名气较大的就有甘肃花马池盐,但盐税长期被地方豪强把持,成为私人的小金库。左宗棠当然不会畏惧这些地方豪强,便推行“官督商销”的制度,即由官府核定盐价、统一收购,再由商人承销,按销量抽税。

同时,左宗棠派出军队严厉打击私盐的生产和贩卖,于是改革后的陕甘盐税年收入,从30-40多万两一下子猛增增至80多万两,其中部分直接充作军饷,另一部分用于地方建设。

而屯田的方法,古已有之,但左宗棠提出的“兵屯”政策有些不同!

左宗棠及其幕府让部分士兵在战前、战隙开垦新疆东部(比如哈密地区)荒地,种植粮食,既减少军粮采购成本,又为后续驻军储备物资——据记载,数年后仅哈密地区的屯田就能实现年产粮食数千石,每年可节省军饷约10万两左右。

【结语】

【结语】

作为后人,我们只看到了倔强的左宗棠和勇敢的中国军队在前方奋勇杀敌、收复国土,但很难看到这场关键战争背后的艰辛,尤其是军费的筹措、战果的巩固、长期的固守,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钱粮支撑!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费一共花费约5000万两左右,其中协饷占比约30%左右、借洋款约21%左右、地方财政整顿所筹款项约30%,剩下的就是捐输、中央直接拨款等等,这么复杂、庞大且繁琐无比的筹款,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左宗棠的坚忍不拔和高超的统筹能力,既能通过强硬催缴协饷、又能突破阻力和传统敢于借洋钱、还可以盘活地方资源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资金来源,最终确保了军事行动的资金供应,否则,这场关键战争根本无力进行。

另一个问题就是晚清财政的脆弱性,并且中央权威已经衰落不堪,只能以“商量”的口吻依赖、催讨地方协饷,本应该成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中央直接拨款,居然成为一项占比不到10%的辅助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