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北京。
李慈铭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骂他的同乡兼室友杜凤治：“不通，可笑之至。”
这俩人住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李慈铭是晚清名士，日记写了四十多年，五百多万字，后世把他和王闿运、翁同龢并称。杜凤治呢？一个候补知县，在京等了五年还没捞到实缺，穷到“夏无蚊帐、冬无暖被”。
李慈铭看不上杜凤治，不是一天两天了。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那天夜里，两人闲话达旦。李慈铭说杜凤治前一天还“面色如土，欲谓行计”，第二天就“大言无足忧”。他还在日记里叹：“近来朝野都是此一辈人，可叹也。”——胆小怕事，还装没事人。
更让李慈铭不齿的是，杜凤治后来去了一个顾姓小吏家做塾师。顾家是干啥的？书吏，胥吏，在部里跑腿的。李慈铭听说后大发议论：“都中虽王公家，延师及书记，币最腆者，月不过四五金，而部寺诸令史家乃往往至数十金……此最国家一大弊也！”
可杜凤治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顾家每月给的钱多，而且——顾家手里有他要的东西：消息。
杜凤治需要的消息，叫“铨选信息”。
咸丰五年，他入京“赴部投供膺拣”——就是去吏部排队等官。按说他是举人出身，符合“拣选知县”的资格。但问题是，排队的人太多了。
当时江苏一省，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
杜凤治等了五年，毛都没等到。
他急不急？急。怎么办？花钱。
同治二年冬，他“忽兴入资之想”，托人花钱加捐，进了“不积班”——理论上可以插队，不用挨个排。但“不积班”里也要排队。同治三年七月，他排在37卯第三名，按例得再等七八年。
杜凤治“自叹命蹇，已觉无望矣”。
然后，奇迹发生了。
冬初，他偶遇一吏部朋友。朋友一见他就道贺：第二名孙某的父亲突然去世，按例要回籍守制，你变成第二名了！
杜凤治在日记里写：“予向不敢乐人之祸，万事前定。”嘴上这么说，手底下没停。他立刻写信给在曾国藩幕府的姻兄，托人帮他在知县上加捐一个同知衔——这样能“加一级”，把诰封从父母延及祖父母，从四品封典。
这个“吏部朋友”是谁，日记没写。但可以想见，杜凤治这些年没白混。他出入小吏家做塾师，结交的正是这些人。
消息有了，资格有了，还差一样：钱。
杜凤治算了一笔账：到广东当知县，上任前要打点各衙门，至少得上千两。他哪有这钱？
借。
他托人在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借包怡庄观察千两；借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分行息；借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
加起来，一万多两。
借条上写4680两，实际到手2340两——一半扣为利息。路过上海时盘缠不够，又借200两。到广东省城候委，再借3500两。
也就是说，他到任之前，已经欠下万两巨债。
这些钱，全是靠关系借来的。没有那些同年、同乡、朋友的担保，他根本凑不齐这笔“上任资本”。
同治五年，杜凤治终于拿到实缺：广东广宁知县。
他带着一身债，到了广宁。然后发现：这个县的水，比他想得深。
广宁只有五个有名士绅，看起来没什么大人物。但其中一个叫陈应星的举人，把持了县里一切——书院是他管的，公局是他管的，团练是他管的，连各乡的税收、调解、缉捕，都得经过他。
杜凤治在日记里给陈应星加注：“当秀才时品行不端，中后无事不管，无钱不要”、“一寒士不三年富矣。”
可再讨厌，也得打交道。因为离了陈应星，杜凤治连税都收不上来。
怎么打？
先礼后兵。杜凤治上任后照例拜会陈应星，客气了一番。然后开始收税——按老规矩，每两银子收一两八钱，加收80%，就是耗羡。
这本来也正常，可不正常的是杜凤治太认真了。
他上任后，催征非常严厉——经常带五十多个差役下乡，锁拿欠粮户，威胁烧房子，甚至动用站笼，“不论男妇，如有延抗，即行锁拿回县，押比追纳”。
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的知县，收粮主要靠士绅“劝谕”，收多收少，士绅说了算。
士绅们被逼急了，陈应星带头，一群人跑到省城上控。杜凤治差点被处分。
当时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关系紧张，蒋益澧对杜凤治还算关照，瑞麟却对他冷眼相待。杜凤治夹在中间，处境微妙。
最后怎么解决的？靠的是他在京时经营的另一层关系——广东学政杜联。杜联是他同宗、同学、同年，在省里地位仅次于将军督抚。“蒋抚台因杜学台在此，不无情面，得改四会。”有杜联撑着，杜凤治才没被罢官，只是调任四会了事。
总督瑞麟在奏折里说的是“四会县知县雷树墉因病出缺，查有广宁县知县杜凤治，年壮才明，堪以调署”，完全没提士绅上控这回事。
你看，他在京时铺的那些关系，到地方上全用上了。吏部的朋友帮他插队，洋行的朋友借钱给他，学政的远亲保他官位。这些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出现，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让他活下去，并且活得好。
同治九年，杜凤治再任广宁知县。
是的，胡汉三又回来了！
但这回他学乖了。一上任就发现：士绅们见他，“莫不凛凛畏惧，祥轩（陈应星）尤甚”。
杜凤治没有趁机报复，反而“纯用笼络，乐得用之，于公事不无裨益”。
他加意笼络陈应星等人。陈应星等赴京会试，杜凤治差人持帖送行并赠“元卷”每人6元。陈应星即来拜谢，临行前还把委托其他绅士代理主持公局、以及清匪、局费、仓谷等事项向杜凤治一一报告。
此后，陈应星等对杜凤治表现得非常恭敬，对剿匪、缉捕异常积极。这几个月日记里，有很多陈应星来议事的记载。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杜凤治的态度，那就是:人不可尽弃，亦不可尽信，用之有度，防之有术。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谁。
关于的杜凤治关系术，还有另一件事。
杜凤治的朋友方功惠想印两百部，跟潘仕成商量：每印一部，给你四两板租。潘仕成嫌少，拖着不借。
方功惠来找杜凤治帮忙。
潘仕成的儿子潘国荣正在押，父子俩不得不答应。
但潘仕成又变卦，不肯让方、杜雇用的工匠印刷。杜凤治再次传话：再不借，就把书板提到县衙估价抵充欠饷。
潘仕成只好答应。最后书印出来了，两人拿去送人——送给上司、送给亲友。
这事有意思在哪？
第一，潘仕成是巨商，以前杜凤治见都见不着。抄家之后，就成了可以随便拿捏的对象。
第二，杜凤治用的不是自己的权力，是“抄家”这个事实。他揣摩透了上面的心思——抄家的人，官府不会替他撑腰。
第三，书印出来全送了人。这是干什么？是送人情，是经营关系。方功惠和杜凤治忙活半天，图的不是钱，是这些书换来的“人情债”。
如果有人问杜凤治：你那些关系，哪个最管用？
我猜他会用日记里写过那句话回答：“官场如戏场。”
戏场就是 —— 生旦净末丑，样样都得有。
同年是生角，唱的是正戏；亲戚是旦角，演的是心腹；朋友是丑角，干的是脏活；小吏是净角，吼的是粗声。这些人凑一块儿，才能把这台戏唱下去。
至于哪个最管用——看你什么时候需要谁。
他在京时，吏部朋友最管用；赴任时，洋行朋友最管用；到广东后，学政亲戚最管用；处理盗匪时，武官兄弟最管用。
关系不是一张网，是一串钥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扇门需要哪一把。唯一能做的，是把钥匙都备齐。
这就是杜凤治教给我们的事：关系是一串钥匙。你不需要每把都用，但得都揣着。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扇门什么时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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