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家里传下来的祖辈老手稿时，意外翻到外曾祖父潘鸣球参加中国最后一次科举的考卷和相关手记。以前上学时总说科举就是封建王朝禁锢读书人的工具，看完这些百年前的一手材料，我才发现这事跟我以前想的完全不一样。
1904年光绪三十年，31岁的潘鸣球已经考中了1902年江南乡试第一百七十六名举人，得到了进京考进士的资格。这一科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潘鸣球刚好搭上了科举制度的末班车。
当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掉的顺天贡院还没修好，这一科的会试跟1903年那科一样，挪到河南开封举办，殿试才回到北京。当年的会试分三场，内容跟大家印象里的老科举完全不一样，早就改了规矩。
第一场考五篇中国政治史论，题目覆盖藩镇、平戎、变法、举贤、以夷制夷这些实际治国议题，没有一道是凭空扯空话的。第二场考五道各国政治艺学策，全都是当时摆在台面上的国家难题。
这些题拿到现在来考，估计能难倒不少大学生。比如问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三者哪个是当下最急迫的。再比如问日本变法用西人变强，埃及用过多外国人丢了财政权，这中间的得失利弊该怎么说。甚至还有美国禁止华工，该怎么援引公法保护侨民的题目，完全贴合时事。
第三场才考三篇四书五经的义理，而且整个考试都不允许用八股格式，跟以前的考试完全不同。会试考完放榜，潘鸣球排第一百二十七名，顺利拿到了殿试的资格。
殿试在紫禁城内的保和殿举办，名义上是皇帝主考，一共四道时务策，要求当天交卷，字必须写得工工整整，还不许点灯续考。潘鸣球考完之后，读卷大臣阅了两天卷，放榜时他是殿试二甲第六十七名进士，妥妥的金榜题名。
殿试之后还有朝考，成绩直接决定你能分到什么官职。成绩最好的选去当庶吉士，相当于皇帝近臣，以后很有机会进内阁。剩下的分别授主事、中书、知县这些职位。潘鸣球朝考得第一百名，分到河南当了即用知县。
这一科的状元是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后来大名鼎鼎的谭延闿、沈钧儒也参加了这次殿试。转过年来张之洞、袁世凯等六个地方督抚联名上书，说列强环伺形势危急，科举不停新式学堂就办不起来，清政府很快下令，从第二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就这么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1904年这一科真的成了绝响。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早在废科举之前，清政府已经改革科举几十年，早就废除了八股，加试很多新的内容，一直在往近代教育靠，也算是为了保住科举用尽了心思。
从这次考试的题目就能看出来，当时的科举真不是只会考死记硬背的内容。策问题目覆盖政治、经济、教育、外交各个领域，全都是和国计民生相关的实际问题，就是要考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放到现在，能考出高分的也绝对不是一般人。
潘鸣球成长于举业发达的江南，从小就跟着常州当地的名师学习，后来还进了常州府南菁高等学堂，基础打得特别扎实。清代两百六十七年，一共开了一百一十二科会试，平均三十个应试者才录取一个贡生，能考中真的是实打实的本事。
哪怕是金榜题名的旧时代进士，潘鸣球也完全能跟上新形势，一点都不保守。候任知县的时候，他回到家乡常州，跟几个思想进步的同乡一起，在大运河石龙嘴边上办了武阳公立西郊两等小学堂，是常州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
学校的课程比私塾丰富太多，除了传统的修身读经国文，还开设了算学、图画，高等小学还加了历史、地理、格致也就是自然科学，完全是新式教育的路子。后来潘鸣球在河南做了十六年知县，不管到哪个任上，都一直积极推广扶持新式教育。
科举在中国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它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比任何一项典章制度都要深远。它不光决定了读书人的个人前途和家族兴衰，还影响着当时的政治、教育、文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和心态。
现在很多人对科举的印象还停留在“禁锢思想”的一边倒评价，其实真的要多看看这些留下来的一手材料，才能对这段历史有更客观的认识，毕竟很多事真不是非黑即白的。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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