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9世纪中叶西方地图中的大连地区地理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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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大连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17—19世纪中叶西方地图及相关文字记录内容，梳理这一时期西方对于大连地区地理认知的发展阶段，以及对大连地区行政建制、自然景观等信息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结论：这一时期西方对于大连地区认识不断深入，地名标注由音译转向以西方人名命名，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航行目的的转变以及殖民主义的兴起。另外，还根据现有材料对大连湾名称的由来进行了简要讨论。

关键词：大连；辽东半岛；地图史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北依东北平原，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大连的海岸线曲折，拥有众多天然深水良港，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是沟通中原与东北腹地的重要通道。

自17世纪以来，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西文化交流迎来了第三次高潮。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不仅带来了现代测绘技术，还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记录成书，辅以地图传回西方，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对中国的地理认知。进入19世纪，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沿海城市陆续“开埠”，外国商船开始频繁往来于中国沿海。为了保障航行安全，西方列强对途经的海岸线进行了详尽的测绘。本文将通过整理17至19世纪中叶西方绘制的地图，深入研究这一时期西方对大连地区的地理认知。

一

17世纪西方地图中的大连

谈起来华传教士绘制的地图，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坤舆万国全图》。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广东肇庆，编制《山海舆地全图》。1601年，利玛窦抵京师献图，深受明神宗喜爱。该图后经多次重绘，于1602年由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出资刊行，改称《坤舆万国全图》。该图不但第一次为中国展示了世界全貌，同时也反映了17世纪初西方对于中国的地理认知。但受限于比例问题，该图仅简单绘制了辽东半岛大致形状并注有“辽东”字样（图1）。

图1 《坤舆万国全图》及辽东局部

至17世纪中叶，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 Sanson）绘制的地图中将辽东半岛标注为“LIAUTUM”，金州标注为“ChinCeu”，复州标注为“FoCeu”，普兰店湾标注为“IamPorto（Porto即为法语港口之意）”，最南端标注有“Scifuen”。图中对于海岸线的形态描绘不甚清晰，仅初具半岛形态（图2）。

图2 桑松绘制的中国地图局部

至17世纪末，西方地图中的大连仍不具备准确的形态，但地名标注详细程度较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图3是由意大利僧侣兼地理学家文森佐·科罗内利（Vincenzo Maria Coronelli）绘制的《中华帝国山东省》局部，1690年出版。图中大连地区标注有复州（Focheu）、金州（Kincheu）、旅顺（Liuxun）等。

图3 科罗内利绘制的《中华帝国山东省》局部

在这一时期的地图中，海岸线的描绘普遍不够精确，仅呈现出初步的半岛形态。地名的标注通常参考行政建制，一般标注至卫一级。尽管细节仍显不足，但这些地图为后续的地理探索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二

《皇舆全览图》与唐维勒《中国地图》

进入18世纪，随着地理学的进步和测绘技术的发展，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逐渐深化。特别是在地图制作方面，耶稣会传教士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俄尼布楚谈判时，法国耶稣会士张诚（J.F. Gerbillon）就向清政府进呈了一张新地图，引起了康熙的注意。1698年，奉康熙之命返欧招募新教士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回到中国，与他一同抵华的还有8名西方传教士，其中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颇受康熙器重。巴多明在仔细审查各省地图后，发现许多府县城镇的位置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于是上奏提议重新测绘全国各省地图。出于谨慎考虑，康熙决定先进行试测。1707年，他令张诚、白晋等人先行测绘北京及邻近地区。经过数月努力，地图绘制完毕。康熙亲自校阅，认为远胜旧图，于是决定全面测绘各省。1709年，传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杜德美（Pierre Jartoux）、费隐（Xavier-Ehrenbert Fridelli）奉命对东北地区进行测绘。成果最终并入《皇舆全览图》中。

目前，康熙《皇舆全览图》存在多个版本，本文以《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中的版本为例简要介绍（图4）。图中关外地区（包含大连）以满文标注，如永宁县治标注为“Yung Ning GiyanHoton”（永宁监和屯，“Hoton”和屯即为满语“城”之意），长兴岛标注为“Qang Sing Doo”，老 铁山标注为“Tiye Shan Alin”（“Alin”阿林即为满语“山”之意），蛇岛标注为 “She Shan Alin Chu”（蛇山阿林处），旅顺城标注为“Lioi Shun Hoton”，小平岛标注为“Shoo Bing Teo”，登沙河标注为 “Deng Sha Ho Bira”（登沙河必拉，“Bira”必拉即为满语“河”之意）。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大连地区地名标注以汉语名音译至满语为主，有些地名使用纯音译，有些地名采用整体音译后重复意译通名作为后缀。

图4 康熙《皇舆全览图》局部

这一时期，恰逢耶稣会士在欧洲与神学家进行的中华礼仪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因此将中国的各种情况包括地理情况介绍给整个欧洲也变得极为重要。1734年，法国制图学家唐维勒（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根据康熙朝测量成果绘制了《中华帝国全图》（图5），1735年收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出版。此后，唐维勒又根据这些实测资料绘制了《中华帝国新图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于1737年在巴黎出版。

图5 唐维勒绘制的《中华帝国全图》局部

比较可惜的是，由于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唐维勒在《中华帝国新图集》中并未将这一区域单独成图，仅能在3幅总图中见到。图中将大连画为一个细长形的尖角，中间绘有一条南北向的山脉用以表示纵贯大连地区的长白山系千山山脉余脉，另绘有长兴岛。地图标注则相对简单，只在永宁县治所处标注有“Yong-ning Kien Kotun”，碧流河标注“Pili Pira”，李官标注“Li-quan-fen”（即“李官坟”）。可以看出，这些标注应当是根据《皇舆全览图》音译而来。

由于唐维勒绘制的中国地图是基于《皇舆全览图》的实测资料，因此直到19世纪初，唐维勒的中国地图一直被欧洲人视为权威并反复绘制出版（图6）。吴莉苇在《欧洲近代早期的中国地图所见之欧人中国地理观》中统计并总结：“1737年至19世纪初问世的含‘中国’的地图，110份样本中有88份可认为与唐维勒地图有关。这88份地图除5张为唐维勒所绘，能断定完全依照唐维勒地图的有31份，其余52份多少与唐维勒地图相关。”

图6 可能依照唐维勒地图绘制的其他18世纪中国地图

（左上Emanuel Bowen 1747；右上Bellin，Jacques Nicolas 1748；左下Rigobert Bonne 1786，右下William Guthrie 1799）

值得注意的是，唐维勒图中称“QUAN TONG ou LEAOTONG”（关东或辽东）。随后出版的一些地图将辽东一带划出中国本土而归入“CHINA TARTARY”（中国鞑靼），或者把辽东部分直接标入“COREA”（朝鲜）。吴莉苇认为：“这类变异或许同唐维勒1737年的图集里在中国全图和分省图中都把辽东部分算作中国本土诸省之外的一个‘特区’有关，而唐维勒这种做法当反映出在华耶稣会士的观念，耶稣会士的观念又受到清朝统治者对这部分领土历史属性认知的影响。”笔者认同这一观点。

三

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后，欧洲迎来了短暂的和平。英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外交官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Amherst）被委派前往中国，代表英国寻求与清政府建立更牢固的联系。他于1816年2月9日乘坐英国皇家海军阿尔塞斯特号（H.M.S.Alceste，以下简称“阿尔塞斯特号”）离开斯皮特海德港，途经马德拉、里约热内卢（礼节性地拜访在英国保护下流亡于此的葡萄牙王室）、好望角、雅加达，穿过邦加海峡进入南海。7月10日，该船与莱拉号、休伊特将军号以及两艘东印度公司船只“发现号”和“调查号”在香港水域汇合；13日，五条船启程沿海岸线向北行驶；17日，船队驶过台湾海峡，次日驶过舟山群岛。1816年7月26日，船队抵达渤海（Gulf of Pe-tche-lee，即北直隶湾）。

由于英国政府希望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在回程时沿着马戛尔尼所走的陆路返回广州，英国海军部便制定了航行计划，要求船队提前离开，避免清政府迫使使团经由海路回程。8月11日，阿尔塞斯特号启程，计划沿海岸线向北航行，对沿途地理情况进行记录和测绘。测绘成果于1818年以《阿尔塞斯特号和莱拉号在东海和黄海的轨迹和发现地图》名称出版（图7），并著有《阿尔塞斯特号船沿着韩国海岸航行》（Voyage of His Majesty’s ship Alceste，along the coast of Corea，to the land of Lewchew）一书。其中关于大连地区的内容部分摘录如下：

图7 阿尔塞斯特号和莱拉号在东海和黄海的轨迹和发现地图

（8月）15日傍晚，我们停泊在受西北风和南风庇护的罗斯湾中，港口是向南和向西开放的，北纬39°33′，东经121°19′。我们发现这里有一股水从岩石中喷涌而出，非常壮观。当地人很可能从未见过我们这种级别的船，第二天早上他们聚集在海滩上，但没有表现出上船的意愿。事实上，这里的人们似乎不像一般的海岸居民那样擅长两栖生活；虽然从海湾顶端向内陆延伸出一个非常大而美丽的港口，可以停泊12英尺或15英尺长的船只，但几乎看不到渔船或其他船只······完成水补给后，我们于19日起锚，沿着海岸继续向南航行。下午四点，我们看到了一座相当大的城镇，它位于两座红色悬崖之间的凹陷处，周围的环境相当优美，树木也比平时多。它似乎是个贸易场所，许多帆船停泊在海岸边。从这里一直延伸到黄海的狭窄海角，形成了辽东湾的东部边界。因其形似军刀，所以将它命名为摄政王之剑。最南端是中国鞑靼的最尖端，为了纪念公主殿下，将其命名为夏洛特角。利奥波德岛位于这个海角的西北一点。

根据描述可推断，其中的罗斯湾（Ross Bay）应为今长兴岛南侧水域，即葫芦山湾附近；两座红色悬崖之间的城镇应为金州城。金州城以南地区被命名为“摄政王之剑”（Regent’s Sword）；老铁山西角被命名为“夏洛特角”（Cape Charlotte），以表达对时任摄政王的威尔士亲王乔治四世及其女儿夏洛特公主的敬意。利奥波德岛应为今老铁山西北方向的海猫岛。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英国测绘者开始以英国王室或官员名字对中国的部分地理地标进行命名，主要是海港、海岬和岛屿等自然地理标志。

四

1855年黑船事件与“大连湾”

19世纪以来，美国对华贸易不断增加，同时远洋捕鲸业也不断发展，因此一直谋求在太平洋西侧拥有可供船只停泊补给的港口。但是德川幕府一直坚持锁国政策，甚至于1825年发布“异国船驱逐令”，对于外国船只（除中国、朝鲜、琉球）一旦发现就实行炮击。但是，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战败对德川幕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幕府认识到了西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因此于1842年废除了“异国船驱逐令”并颁布了“薪水给与令”，允许对遇难的船只进行柴火和水补给。随后，美国政府派遣詹姆斯·比德尔（James Biddle）试图劝说德川幕府开放港口与贸易，仍未成功。

1852年，马休·佩里被任命为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携带着时任美国总统菲尔莫尔的亲笔书信与打开日本国门的重要任务，乘坐蒸汽护卫舰“密西西比”号于11月出发前往日本。途经开普敦、毛里求斯、马六甲海峡、香港，于翌年5月到达上海。随后率领其他8只舰船，于5月26日途经琉球，7月8日到达浦贺。由于船只的船体上都涂有防止生锈的黑色柏油，因此日本人称为“黑船”。佩里要求将美国总统的国书递交日本官方，时值幕府将军德川家庆重病，幕府老中阿部正弘以此为由称需要一年时间延期回复。佩里没有继续进行外交谈判，只是预告他一年后还会再来，随后率舰绕航江户湾。舰队最终于7月17日离开江户返回香港岛。十天后，德川家庆病逝。1854年2月13日，佩里再次率领九艘军舰驶入江户湾，这一次幕府诸臣无计可施，被迫与美国缔结《神奈川条约》，打开国门。

在马休·佩里率领的舰队中，少尉指挥官威廉·刘易斯·莫里（William Lewis Maury）和旗中尉西拉斯·本特（Silas Bent Ⅲ）主要负责水文测绘工作。莫里1813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州。1829年成为美国海军中士，后任职于美国海军天文台，曾参与美国著名的“威尔克斯远征”。1853年加入马休·佩里舰队租借的商船Caprice号，任中尉指挥官，后转至“密西西比”号。本特1820年出生于密苏里州。1836年被任命为美国海军中士，1849年任中尉，后加入马休·佩里舰队。1855年，两人合作记录的海图经由整理绘制成《中国和日本岛屿沿岸海图（包括马里亚纳和部分菲律宾）》（图8），收入佩里提交至美国国会的《日本远征记》中，并于1856年整理后出版。可惜的是，《日本远征记》仅记录了舰队在中国南海、东海以及琉球、日本等地的行动，没有对中国黄海、渤海地区相关测绘活动的记录，仅在海图中可见辽东湾附近的海岸线及水文信息。

图8 《中国和日本岛屿沿岸海图（包括马里亚纳和部分菲律宾）》局部

从图中可以看到，船队对于大连西部的海岸线以及大连湾地区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测绘。除罗斯湾外，标注地名均为音译，从西到东依次为老铁山（Lao-thieshan）、小平岛（Scouping Tao）、大连湾（Ta-tien-hwan）、三山岛（San-shan-tow）。船只停泊地有今葫芦山湾、西中岛南侧、羊头洼、小平岛、大连湾等。这是目前可见资料中最早标注有“大连湾”名称的地图。

五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19世纪50年代，西方帝国主义迅速发展。西方列强的共同目标是扩大海外市场和建立新的停靠港。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都包含允许在生效12年后重新谈判制定条约的条款。为了扩大其在中国的特权，英国以其最惠国地位为由，要求清朝当局重新谈判《南京条约》，但修约要求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1856年，广西西林教案和亚罗号事件先后爆发，成为英、法联合出兵中国的导火索。

1857年9月，英法联军抵达广东洋面，年底占领广州。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进行谈判，否则即向白河口进发。3月底清政府拒绝了四国的要求，四国公使决定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分批北上攻打大沽口。1858年4月，英法军舰载有2600多人抵达大沽口，5月20日展开登陆作战，5月26日联军沿河到达天津城。6月26日和6月27日，清朝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换约。条约签订后联军于1858年7月陆续南撤。

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和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奉命进京换约。但由于英、法军队坚持武装进京，清军开炮攻击。6月25日，英法联军发兵攻打大沽口。经过一昼夜的激战，英法联军惨败，陆续离开大沽口，向南撤退到杭州湾。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第一次的胜利。9月，联军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舆论大哗。英政府举行了四次紧急内阁会议，在巴麦尊的策划下，决定再次扩大战争，并以攻入北京作为目标。同伦敦一样，巴黎也激起了新的战争狂热。经过协商，决定继续联合出兵中国。11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以陆军中将格兰特、陆军中将孟托班为联军总司令，率英军约一万三千人和法军约七千人组成一支新的远征军，前往中国。

由于法军在远东地区没有可供舰队修整补给的殖民地，因此英法两军商定于北直隶湾（Pei-chi-li Bay）附近寻找适合的泊地，待双方修整完毕后会合，共同攻打大沽口。根据1860年4月16日《泰晤士报（Times）》报道：

第三次中国战争（即第三次大沽口之战）—香港和上海已开始认真准备。据宣布，四艘船只已奉命由上海启航，包括英国皇家海军桑普森号（Sampson）、阿克泰因号（Actaeon）、白鸽号（Dove）和炮艇阿尔及利亚号（Algerine）；其中两艘是著名的测量船。据可靠消息称，这支小型远征队旨在侦察北直隶湾和白河河口，并占领一些可供我军使用的便利土地。

1898年7月出版的《联合服务杂志》刊登了英国皇家海军总军需官威廉·布莱克尼的文章《亚瑟港或中国站，1860》， 在文中他回忆了自己在1860年作为阿克泰因号的船员在大连地区的测绘活动，部分辑录如下：

1860年2月初，正当我们忙于冬季海图工作时，突然接到“晴天霹雳”的命令，命令阿克泰因号及其接驳船 白鸽号（炮艇）立即准备出海；没人 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我们推测 这一定与攻击大沽炮台有关······

2月15日星期三，阿克泰因号及白鸽号，连同炮艇阿尔及利亚号、威廉·亚瑟（William Arthur）中尉和明轮护卫舰桑普森号，都在桑普森号的高级军官乔治·萨姆纳·汉德（George Sumner Hand）船长的指挥下，顺着吴淞江而下。第二天早晨，舰队出海；阿克泰因号（当时被称为诺亚方舟）被桑普森号拖着。战舰的轮子在激流中搅动着浑浊的河水，将我们无助而屈辱地拖向未知的水域，现在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直到我们以紧密的航行顺序（桑普森号和阿克泰因号、阿尔及利亚号和白鸽号）顺利驶入黄海，并逐渐先向东北方向行驶，然后向北行驶时，才有信号表示我们的目的地是大连湾港。1898年，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熟悉，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名字注定会令人不快。但在1860年，在我们航行的海图上（我写这些笔记时，它就摊在我面前），大连湾附近地区只出现了模糊的轮廓，而后来被称为旅顺港的凹陷处根本没有标记。

2月20日星期一晚上，桑普森号和阿克泰因号停泊在大连湾入口处，第二天早上，白鸽号和阿尔及利亚号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十天我们一直在进行勘测作业。这些工作是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夜间气温低至华氏14度，白天很少超过华氏26度；几英尺厚的冰块漂浮在周围；水湾的顶部结冰了，海水的泡沫也结冰了；而当测深线从水中被拉出来落入测深员的手中时，上面覆盖着冰。

在获得足够的数据来制作舰队和运输船所需的海图后，再过四个月，舰队和运输船将在大连湾会合，阿克泰因号、桑普森号和白鸽号沿着三条不同的路线穿越了北直隶海峡（Strait of Pechili），相距约三英里······从2月29日抵达芝罘港（不久后被开放为“通商口岸”）起，我们在整个3月、4月和5月都在勘测山东海岸——北部从芝罘到威海卫，南部距离胶州只有几英里。

6月初（1860年），我们返回了舰队和运输船的指定集合地点大连湾。我们的四艘船已经抵达，其他船只也陆续抵达，拖着购买（或者说是夺取）过来作为货船的帆船，海湾变得热闹起来。雾气弥漫，使我们的船只在相互靠近时变得危险。

6月的最后几天，老旧的阿克泰因号被炮艇阿尔及利亚号拖着向西驶向老铁山（Liau-ti-shan）海角（小艇在岸边搜寻凹陷处），拖绳从那里漂流而去，我们扬帆前进。

我们在海角以北约5英里处的鸽子湾（笔者注：Pigeon Bay，即今羊头洼）停泊过夜，第二天早上登上海拔约1500英尺的山顶（笔者注：老铁山山顶），从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现在著名的亚瑟港—这个名字是由阿克泰因号的指挥官约翰·沃德以威廉·亚瑟中尉的名字命名的，他指挥的阿尔及利亚号是第一艘进入该港的船只。

我们在当时尚未被明确测绘的辽东湾东海岸航行了三个星期；一会儿是乘坐炮艇全速前进，一会儿是船员们在闷热难耐的遮阳篷下，挥舞着桨对抗风浪—那时我们没有蒸汽船。但最后，在为未来的海图收集了足够的数据后，阿克泰因号、接驳船白鸽号、阿尔及利亚号、利文号（Leven）和斯莱尼号（Slaney）重新加入了大连湾的舰队。

此次测绘主要是为英国海军进发攻打大沽口作相关准备，测绘成果主要为英军制定相关战斗和补给计划提供了安全保障。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许多英军参战人员在撰写回忆录时都引用了海岸线数据绘制简图。1861年10月，英国海军部出版了2827号海图《中国北部海岸辽东省—大连湾》，并于1862年7月修订再版（图9）。1862年5月，英国海军部将整个辽东半岛地区的数据以1256号海图《中国东部海岸—北直隶湾及辽东》名称出版（图10）。

图9 《中国北部海岸辽东省—大连湾》

图10 《中国东部海岸—北直隶湾及辽东》局部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名采取了多种方式表述。部分标注与今地名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部分地名以汉语名称直接音译，通名部分音译或意译。例外的是大连湾，译作“TA-LIEN-WHANBAY”，即将“TA-LIEN-WHAN”视作一个整体，于其后重复翻译“WHAN”为“Bay”。但参阅参战英军人员的回忆录可发现，亦有简图标注为“Ta-Lien Bay”。除了表中所列的音译地名外，图中其他地名几乎均为英文名称，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用人名或船名进行命名，如“M.t Sampson”以护卫舰桑普森号命名，“Port Arthur”以阿尔及利亚号指挥官威廉亚瑟命名，“Hand Bay”以桑普森号指挥官汉德命名；另一类则由地理特征总结作为名称，如“Double P.k”“Triple P.k”，描述了山体的峰尖数量。

表1 图8、9中部分标注与今地名对应关系

注：图中标注部分系由原图摘录，大小写并不具备其他意义。“B.”为Bay缩写，“I.d”“I.”为Island缩写，“P.k”为Peak缩写，“H.d”为Head缩写，“P.t”为Point缩写，“M.t”为Mountain缩写。

六

结语

从前文所列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地名标注存在一个显著的变化趋势： 17—18世纪，地名标注几乎全部为音译。自19世纪初起，开始出现了以外国人名或船名命名中国地名。事实上，早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期间，英国皇家海军狮号舰长埃拉斯穆斯·高尔就曾以使团中的部分人名命名了多处地理地标，如斯当东岛、高尔角和马戛尔尼角。但这一时期，命名主要集中于自然地理地标，其主要目的应当还是为了保障航行安全。对于有人居住的地方，仍倾向于使用音译方式记录，如山东（SHANTUNG）、北京（PEKIN）、南京（Nankin）等。至19世纪中叶，除了已经沿用多年的名称，这种西方式的命名方式几乎应用于所有新探索测绘的区域。这一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航行安全与地缘政治的转变、殖民主义的兴起以及马戛尔尼访华所引发的中西关系变化。

首先是航行安全与地缘政治的转变。19世纪初，西方国家开展测绘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航行安全。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地图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对大连地区的标注最初主要关注其地理特征和航道安全，例如标记海岸线和可供停泊的天然良港等自然地理特征，帮助船只安全航行。然而，随着列强在华可得之利增大，辽东半岛逐渐被视为保护京畿地区的重要一环。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各国势力角逐的焦点，西方国家在地图上开始强调与安全和地缘政治相关的地点，逐步将地名标注转向更为西化的形式。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地理认知的深化，也显现出西方国家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控制意图。

其次是殖民主义的兴起。17—19世纪，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正值殖民主义的鼎盛时期。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势力，尤其是在非洲、美洲和印度的殖民活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种殖民主义的兴起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系统性探索和研究提供了深层次的动力。在这一时期，地图已不仅是对地理的描绘，更是政治和军事的工具。西方列强通过绘制详细的地图，标注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地区，以便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渤海海峡北部的大连地区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引起了殖民者的关注，他们在地图上逐渐舍弃了原有地名，以西方人名取而代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增强对辽东半岛监视的表现。

最后是马戛尔尼访华的影响。18世纪末，英国派遣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旨在开拓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希望改善两国的外交交往。这次访华不仅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重要节点，更是西方对中国认知的一次大转弯。马戛尔尼在中国的见闻展示了一个正走向衰败的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开始重新审视。在西方看来，清王朝的衰退使他们能够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对待中国，这种优越感在外交交往和地图标注中均有所体现。这不仅是对地理的认知深化，也是对中国的重新定位，反映出西方国家在处理中国问题时的傲慢与控制欲。

综上所述，17—19世纪中叶西方地图中大连地区地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航行安全与地缘政治的转变促使地图成为保障列强利益的重要工具，强调地理特征与战略位置。其次，殖民主义的盛行推动了西方对辽东地区的关注，促使地图标注逐渐细化，反映了他们对该地区的控制意图。最后，马戛尔尼访华后西方对中国认知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地图标注的方式和态度，进一步加深了对辽东半岛的地理认知。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这些地图不仅成为反映历史与地理关系的重要载体，也体现了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态度。

由此，我们应当深刻反思并严厉谴责殖民者和殖民主义对中国造成的深重伤害。近代以来，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侵占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导致了国家的分裂与民众的苦难。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尊严的侵犯，也是对中华文化的重大冲击。对于我们而言，反思殖民史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启示。我们要认识到，只有通过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七

余论

大连湾名称的由来，一直是大连地方史研究的焦点问题。早在《南金乡土志》中乔德秀先生便写道：“大连湾为辽东半岛之东岸第一大澳，······湾首分三小澳，南曰得胜澳，西曰华船澳，北曰手澳，······西向之小澳曰阿丁澳，此四澳可停泊，聚数澳于大澳，故以大连名。”该观点与郇和（Robert Swinhoe，英国驻厦门领馆外交官，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借调翻译）在其回忆录《1860中国北方战役记事（Narrative of the Northern China Campaign of 1860）》中的记载相符：

大连湾这个美丽的海湾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被英国远征队选为在白河登陆前的集合地点，这个名字是如何被赋予的，至今仍是一个谜，除非它出现在某张古老的耶稣会地图上。现在的本地人也不知道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当我和他们谈论这个话题时，他们多次大笑起来。一些人将这个表达解释为“一系列海湾联合起来”，另一些人则将其解释为“环绕着许多海湾”。

1936年，大连市役所发行的《大连市史》出版，其中第一编第二章就对大连的名称由来进行了探讨。内容节选如下：

“大连湾”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应当是1860年约翰·沃德绘制的英国海图······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将4万兵力调往华北。当时在香港的英国海军上将霍普指派商船桑普森号的船长汉德前往辽东寻找舰队的锚地和军队的营地。因此汉德勘察了附近的海岸线，根据当地人的俗称将海湾命名为“大连湾”，另将船只停泊的港口内部称为“维多利亚湾”······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辽东半岛被英国军队占领，为了永久了解其位置，英军进行了陆地测量，绘制了海洋地图，并为每个重要地点赋予了纪念名称。现在的大连港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为“维多利亚湾”，旅顺以女王的女婿亚瑟亲王的名字命名为“亚瑟港”······金州大黑山为纪念圣经中的巨人而被命名为“桑普森山”。英国占领后，1860年6月和7月，英国舰队驻扎大连湾时，指挥官约翰·沃德协同阿克泰因号及白鸽号上的各位士官，对整个辽东半岛和渤海湾进行了详细勘察，并绘制了海图：图上标注了大连湾、汉德湾以及维多利亚湾。可以肯定地说，现存资料中第一次出现“大连湾”的字样就是从这里来的。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舰队的翻译官郇和的《中国北方战役记事》中提到：除非有一位在两百多年前以北京为中心进行传教的天主教徒所制作的古地图中有记述，才能解释得通。是基于这唯一的一张图命名的。

笔者认为，这一段文字中存在几处错误：

其一，“大连湾”的罗马拼写最早见于文献的应当为前文所述佩里远征队所绘制的地图中，图绘制于1853—1855年间，1856年出版。考虑到当时威妥玛拼音法尚未发明，绘制者仅能参考利玛窦的《西字奇迹》、马礼逊的《华英字典》等早期汉语拉丁字母拼写方案，因此虽然其拼写与英国测绘地图不同，但应为“大连湾”的罗马字符音译无疑。可以参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内部对于金州也有Kinchow、Kin-chau等不同拼法。因此，“大连湾”这一名称最早见诸文献应是1856年出版的《中国和日本岛屿沿岸海图（包括马里亚纳和部分菲律宾）》。

其二，部分事实有误。其错误包含但不限于：1.桑普森号并非英国商船，其全名为英国皇家海军桑普森号（H.M.S Sampson），该船为二等蒸汽（桨）护卫舰，于1844年下水，装载吨数1299吨，排水量2100吨。2.旅顺被命名为“亚瑟港”是以阿尔及利亚号指挥官威廉·亚瑟命名。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名为亚瑟的女婿，只有第三子康诺特和斯特拉森公爵亚瑟王子（Arthur William Patrick Albert）名为亚瑟，但与此无关。3.大黑山被命名为“桑普森山”系以测绘船桑普森号为名，与圣经中的巨人参孙（Samson）无关。

其三，在引用郇和的回忆录时，出现了语境翻译偏差。其英文原文为：“How the name of Talien-wan（wan signifying bay）came to be applied to this fine bay in the most southern peninsula of Leautung，which was chosen for the rendezvous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 previous to the descent on the Peiho，remains a mystery，unless it occurs in some old Jesuit map.”可见郇和所表达的意思是大连湾之名的起源无人知晓，除非假设存在这样一幅地图。而浅野虎三郎在翻译时忽略了语境，并补充了部分不存在的细节（如两百年前、在北京传教等）。

董志正先生在《大连名称的由来》一文中援引《大连市史》并推断：“‘大连湾称呼，见之于文献的，是以一八六〇年英人约翰·瓦特测量的《英国海图》为最早。’一八六〇年，英国‘沙普琳’号商船（实际上是间谍船）船长哈恩特到这里测量海湾时，据当地居民说，这一带叫做‘大连湾’。该书还提到：约翰·瓦特在制海图时，还参考了二百多年前（明万历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的柴伊斯脱的古地图，说明万历时中国人中间就已有‘大连湾’的称呼。”关于这一翻译引用及推论，笔者认为由于其援引的材料本身并不可靠，同时董志正先生在引述材料时，又误将天主教徒（英文：Jesuit、日文：ゼスヰツト僧侣）翻译为了万历年间一位名叫“柴伊斯脱”的传教士，因此，其结论“万历时中国人中间就已有‘大连湾’的称呼”并不可靠。

笔者认为，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不晚于1855年，大连湾附近的居民便已使用“大连湾”这一称呼。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大连居民已经不太了解大连湾名字的来由。因此该名称产生年代应远早于19世纪中叶，但究竟源自何时、因何得名，还需要进一步的资料佐证。

作者：韩一夫

来源：《旅顺博物馆学苑》2024年第0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杨 琪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贺雨婷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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