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汉羌战争持续了三十多年。
所幸东汉正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国力日渐强势，这让汉军最终在凉州确立优势，在101年左右基本结束了第一次汉羌战争。
可令人不解的是，刚刚过了六年后，107年第二次汉羌战争烽烟再起。
为何第一次汉羌战争刚刚平定六年，新的战争又烽烟再起？“永元之隆”号称汉唐第一盛世，为何来得快去得也快，并没让汉人在凉州获得持久优势？邓训的平羌之策收效明显，为何也仅为凉州带来数年的和平？
汉羌战争
第二次汉羌战争的起因，通常的说法是因为东汉朝廷的压榨。
107年，汉朝征发归附的西羌人屯戍西域，西羌人不满，大举逃亡。
愤怒的羌人部落联手到河西走廊边郡大肆抢掠，狠狠地报复了一把汉人。为了防止汉人兴兵问罪，他们守住要塞阻截了陇道。这样汉军就没那么容易能从关中过来救援了。
东汉派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前去讨伐，结果失利。由此可见羌人此时已经足够强大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汉和帝时期，东汉不是进入了鼎盛时期吗？什么原因导致形势会突然急转直下？
没错，刘肇开启了强势的“永元之隆”，期间东汉人口达到惊人的5325万人，甚至超过了唐朝开元之治的5291万人，堪称汉唐第一巅峰期。
在这个时期，窦宪平定了北匈奴，班超收服了西域五十国。攻灭烧何羌设立西海郡，将青海湖纳入版图。刘肇还派甘英出使罗马帝国，至地中海东岸而返，使四万里外的海滨国家遣使纳贡。
由此缔造了“齐民岁增，辟土世广”“黎元宁康，万国协和”的局面，东汉国力由此达到全盛。
可以想象，如果刘肇一直这样干下去，东汉将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国际性大帝国。
只可惜106年刘肇病逝，终年二十七岁。一代传奇由此落幕。
刘肇英年早逝，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来不及安排，这便为之后的宫廷动荡埋下了隐患。
刘肇的皇长子刘胜患有痼疾。痼疾，就是长期缠身、难以治愈的顽固疾病。既然如此，刘胜便无法继承皇位。
可刘肇其余十多个皇子也接连早夭，之后只有一百多天的汉殇帝刘隆被迎接回朝中为帝。
一个婴儿怎么可能管理朝政呢？最终朝政落到了一个女人手上：皇太后邓绥。
所以汉和帝的早逝，直接导致了皇权衰微。
巨大的权力空白，随之造就了宦官崛起。
公元92年，刘肇联合郑众、清河王刘庆，趁窦宪班师回京之机，突然关闭城门，派兵控制皇宫，捕杀窦宪党羽郭举、邓叠等人。这次宫变导致窦宪败亡，窦太后被迫退隐，刘肇开始亲政。
郑众因有功，升任大长秋（皇后近侍首领），获封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成为东汉首位封侯的宦官。此后，刘肇常与郑众议政，甚至允许其参与朝会，宦官正式进入权力核心。
对此《后汉书》作者范晔评论道：
中官用权，自(郑)众始焉。
范晔认为，刘肇在借助宦官对抗外戚的同时，也导致了宦官进入决策层，逐步具备了左右朝局的实力。
于是汉和帝一死，他手中很大一部分权力就落入了宦官手中。
皇权衰微，宦官崛起
外戚势力也在快速崛起。
太后邓绥的家族可不一般。
邓绥是东汉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邓禹的孙女。他的父亲则是平羌能臣、护羌校尉邓训。
第一次汉羌战争，就是靠了邓训联合胡人对抗羌人的策略，才最终得以平息。
当然邓训还是窦宪姐姐窦太后的人。当初就是窦太后任命邓训为护羌校尉，赋予他全权平定羌乱的权力。
后来邓绥成为皇太后并临朝听政，也算是对窦太后外戚治国模式的延续。
在这个背景之下，邓家快速发展起来。邓绥之兄邓骘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后又升为大将军，统领军政；弟弟邓悝、邓弘等均担任黄门侍郎、侍中等机要职务。
曾被刘肇、宦官联手打击的外戚，又重新卷土重来了。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极其不稳定的二元结构：
宦官、外戚的权力都在不断增长，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冲突和矛盾。
并且双方一旦产生激烈冲突，还可能得不到缓冲和制约。这样就可能导致东汉朝廷分崩离析。
显然邓绥注意到了这一重大风险点。但她也意识到自己还不足以掌控局势：她还没有足够巩固的权力根基。
同时她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没能力协调管控士大夫群体，从而形成“士大夫+外戚+宦官”相互制约的稳固结构。
但邓绥还是颇有手腕和智慧。她想了一个办法：自我约束。
邓骘多次拒绝封侯，最终仅接受“大将军”虚职而非实权爵位；邓弘去世时，邓绥依其遗言拒加追封。
邓氏子弟虽居高位，但邓绥严禁族人干涉司法。
通过自我约束，来向宦官群体释放友好信号，从而促成双方合作共同治理朝政。这样是不是就能避免内耗，稳定朝局了？
这一招显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让邓绥得以以“女君”之名，联手宦官集团听政长达十六年。
但这就冷落了士大夫群体，于是他们便来了一出“不给糖就捣蛋”。
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
107年，郎中杜根、平原郡吏成翊世纷纷进谏，要求邓太后还政于汉安帝。
汉安帝当时才13岁，显然这些朝臣士大夫试图干预朝政，为自己代言。
当年十一月，画风陡然一变。大司空周章计划利用群臣对邓绥的不满发动宫变，于是联合王尊、叔元茂等大臣，密谋关闭宫门诛杀邓骘兄弟及郑众、蔡伦，废黜邓太后和汉安帝，拥立平原王刘胜为帝。
之前口口声声要让汉安帝亲政，之后又要废掉汉安帝，扶持病秧子刘胜为帝。此外还要清除外戚、宦官，废掉太后、皇帝，这些士大夫的司马昭之心恐怕就不言自明了吧？
只是这些士大夫过于自信，以一方之力，就想同时对付外戚、宦官两方势力吗？
所以这种恶性竞争无非是造成朝堂动荡，引发内耗罢了。
士大夫之所以这么闹，其根源就是因为汉和帝突然早逝，留下了巨大的权力小皇帝承担不了，而围绕权力的分割，“外戚+宦官”的组合与士大夫展开了激烈争夺。
正是因为如此，后世的儒家弟子们对东汉的宦官和外戚是极尽诋毁之能事，并且还污蔑邓绥：
和帝政绩可比昭宣，祸根始于懿载。
汉和帝的功劳那是大大的，一切问题都是邓绥导致的。
外戚、宦官、士大夫为了争夺权力彼此拆台，大打出手，而失去了权力的君主却无力协调，只能尴尬地坐看局势恶化。
东汉国力开始迅速下滑。
有心无力的邓绥
除了人祸，还有天灾。
106年，随着四颗陨石坠地，天气开启了极端模式。
当年，37个郡国发生大规模水灾，庄稼全被毁坏。此后，东汉连续六年爆发大规模水灾。
107年，18个郡国发生地震，41个郡国、315个县发生水灾，长江、黄河、淮河、济水统统泛滥成灾，冲毁了不少城郭。此外，还有28个郡国遭受了狂风和冰雹袭击。
108年，灾害继续。
109年，洛阳、并州、凉州爆发大饥荒。再也无粮可吃的人们开启了互吃模式。死的人太多，后来导致整个河东池水变为血红色。
110年，水灾之后，又迎来了九州同时蝗灾的“盛况”，连续六年之久。
有学者指出，这个时期“几乎是有历史记载以来自然灾害发生最多的一个时期。”
邓绥执政期间接连十三年地震，这让应急管理专家张衡得以大展宏图，发明了一系列灾害监测仪器，比如浑天仪、地动仪、候风仪等等。
朝廷连续十多年打开粮仓赈济饥民。
这种气候巨变，防不胜防，直接让东汉由“永元之隆”一夜回到了建国前。
更为可怕的巨变还在后头。
109年，南匈奴万氏尸逐鞮单于以为汉人因为天灾而死得差不多了，于是袭击东汉，想乘虚而入。
之后乌桓的率众王无何、鲜卑首领丘伦等与南匈奴骨都侯又联手入侵，围攻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一带），汉军守军大败，太守战死。
东汉虽然遭受了天灾袭击，但是对付这些胡人还是绰绰有余。110年，汉军大破各路胡人军队。东汉得以维护了北方边境的安宁。
但在西北，还有更大的麻烦。
前面说了，本来第一次羌乱就结束得有点勉强。
护羌校尉邓训得以平定羌乱，是基于两个前提：东汉国力回升，边境统战策略。
到了第一次大规模汉羌战争时，邓训意识到一个根本问题：此时羌人已经发展得异常强大，仅靠在凉州的汉人，已经不足以将其击败。
那该怎么办呢？
邓训认为：既然羌人已经如此强势，严重挤占了汉人的生存空间，那么必定也会侵犯到其他胡人的利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把羌人的敌人都团结起来，那么汉人不就重新取得优势了吗？
基于这点认识，邓训再没有像过去那样，挑拨胡人对付羌人，因为汉人已不具备控场的优势。
邓训采取了全新的策略：团结被羌人打压和侵害的胡人，大家团结起来削弱羌人。
这一策略让汉人的势力猛增，通过团结被羌人打压的胡人，邓训取得了对羌决战的胜利，并最终渐渐结束了第一次汉羌战争。
由局势来看，此时的凉州汉人势力自马援时期休养生息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只可惜羌人早已占据了发展优势，所以汉人无论如何都已经难以超越。
由此可见，邓训是借助团结凉州其他胡人部落而获得了对羌人的优势。这样虽然让东汉得以重新掌控凉州，但是也带来两个突出的短板：
1、羌人势力并没有遭受摧毁性打击。毕竟第一次和第二次汉羌战争之间，仅仅只相隔了六年。而这种“复仇者联盟”用于防守尚可，但用于进攻则效率肉眼可见地低。
2、这种松散联盟能否延续，高度依赖于汉羌势力对比。一旦东汉国力衰微，那么这些胡人部落就会作鸟兽散。凉州汉人势力依旧会处于弱势地位。
这便足以解释，为何在第一次汉羌战争结束后仅过了六年，第二次汉羌战争又烽烟再起。
107年，汉朝征发归附的西羌人屯戍西域，西羌人不满，大举逃亡。
显然这又是东汉朝廷策划的以夷制夷的“妙计”。可这次羌人不买账了：你大汉遭遇大灾，都虚成这样了，还一肚子坏水想“驱虎吞狼”让羌人和西域胡人相互残杀呢？现在胡人纷纷谋划着反攻东汉，那么我羌人趁机裂土自立，又有何不可？
107年，先零羌首领滇零与钟羌各部落联手杀入河西走廊，在当地大肆抢掠，试图将汉人势力从凉州驱逐出去。
之后羌人叛军又据守要塞堵死了陇道，试图挡住来自关中的汉军援军。
这次羌人赌对了，汉军已经捉襟见肘，实力大大削弱。
东汉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前去讨伐西羌，结果铩羽而归。
显然羌人比匈奴人要难对付得多。
为期十一年的第二次汉羌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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