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获得智慧的三种方式|伯特兰·罗素|哲学|梁启超|维特根斯坦|赵元任

“愚人必须获得智慧——但这是他们永远无法做到的。”

——吉拉特神父

其实，不只是“愚人”，智慧是大多数人都很难获得的：有的人空有权力，智慧却永远停留在低层阶段；有的人有很多财富，却买不来智慧；有的人读书万卷，有渊博知识，但却没有把它化为智慧的能力。更多的人，则是有些小聪明，便以为拥有了智慧，实际上只是在“自愚自乐”。

智慧关乎我们如何思考人生，如何与人处世，如何理解幸福。纵观人类历史，真正拥有智慧的智者并不多，苏轼算是一个代表——东坡才情万丈，但却一生被贬，仕途不得志，却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明出东坡肉、烤生蚝，官做不了，就做个美食家，即使于岭南儋州，也能“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是拥有大智慧的人。

缺少智慧的人，生活一定充斥着大量烦恼与不幸。表面来看，智慧关乎我们人生的幸福与质量，实际上它反应的是一个人如何理解世界的底层思维方式。罗素曾说：“智慧产生于伟大的认知能力和无私的心情中”，作为20世纪西方智慧的代表，罗素的一生就是在这种伟大的认知、丰富的阅历、和无私豁达的心境中修炼智慧的。他的人生经历及其晚年著作《哲学简史》和《幸福之路》，就是对如何获得智慧最好的注解。

智慧需要足够的知识

知识不等于智慧，但知识是产生智慧的最重要基础之一。真正的知识，并非那些教科书上的刻板概念，也不是一些伪国学或伪鸡汤的理论，能够修习智慧的知识，一定是有思想、符合人文社科通识的现代知识。而罗素，就是这样一位现代知识的“通才”。

作为20世纪西方知识与思想的集大成者，罗素18岁进入剑桥大学，他所提出的罗素悖论引发了历史上第三次数学危机，他所开创的分析哲学流派成就了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向，并成为20世纪至今西方哲学的主流，妥妥的一位学术牛人。

▲195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授予罗素诺贝尔文学奖。

1910年，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还启发了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因此来到剑桥拜于罗素门下，他们共同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最闪耀的群星。除哲学、数学、逻辑学外，罗素对历史、经济、教育、文学、社会学均有研究。可以说，罗素是数千年西方智慧与思想在20世纪的一个代表，正如罗素在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诺奖颁奖词所说：“在人类知识和数理方面，罗素的研究成果可以与牛顿在力学上的成就相媲美。”

智慧需要广博的阅历

知识从书本中获得，而经验从世界中得来。似乎没有人能比罗素的一生更为丰富：他出生于1872年大英帝国最为强盛的维多利亚时期，罗素历经一战、二战与冷战，在德国、美国、苏俄、中国都居住生活过，他熟悉资本主义，熟悉社会主义，熟悉中国文化，也熟悉战争。

在一战中，罗素致力于反战宣传，却在一战结束前夕被捕入狱，蹲了六个月监狱。二战结束后，作为和平主义者的罗素又投身反对核武器与战争危险的宣传中，他与爱因斯坦发表联合宣言，召集全世界科学家呼吁和平，还与萨特一起激烈反对美国发起的越南战争，并在89岁高龄时，再度因为一系列反战活动被拘禁。

作为一名智识上顶尖的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更是身体力行地体验着这个世界，从中获得更大的智慧。

罗素只比中国的光绪皇帝小了一岁，却活到了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的后一年，他的一生都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快、又最多灾多难的一个阶段。他亲自参与历史，甚至试图影响历史，他对世界、对人性、对人类文明的思考与洞察，可能是整个20世纪最深刻者之一。

智慧需要超越的心境

周国平说：“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真正有大智慧的人，往往以谦和的姿态、超凡的心境示人。谦和和超凡，既是一种外在，更是一种内在。

罗素一生不激进、不保守、不对世界抱有偏见，他以一种入世的态度始终积极地关注着这个世界。罗素生活在资本发达的西方社会，他对人类的进步激动，也对兴起的苏俄抱有同情，但同时又对苏联的体制保持警惕；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从不因自己的国籍与身份而改变立场，而是始终站在人类理想一边；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他总能首先以一种理解的姿态进入，进而提出思考、反思。

愚蠢的天敌，就是智慧。唯有智慧可以抑制愚蠢。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鸡汤泛滥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像罗素这般洞悉世间万物的智慧。

1920年，罗素在中国的失败

作者朱学勤原载《读书》1996年1月

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大陆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

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滂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罗素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意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

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

可惜，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等邀请，来华讲学，没有取得相应成功。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

▌罗素在中国：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

当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炎黄青年如火如荼，翘首以待，可以想象。无论是激进、保守，对他都是满怀期望。

结果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持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在华讲学期未满，主客双方都觉得尴尬起来，以至罗素后来是带着遗憾，带着不满，离开了中国。

▲1920年《新青年》为罗素特别设立的专刊

先说两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政府监视他

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怀猜忌。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十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

◎北洋政府试图驱逐他

北洋政府方面，1921年3月间，因其在华宣传“危险思想”，也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

◎李大钊没接触，陈独秀很失望

李大钊与罗素似乎没有接触。陈独秀给罗素写过一封信：

“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

◎胡适对他十分冷淡

胡适对罗素访华十分冷淡，并不热情。当时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作翻译，胡适即警告赵不要上梁启超“进步党”的当，力阻他为罗素效力。以后，始终也不见罗素与胡适交往的记载。

◎张东荪对他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

张东荪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意外的是，罗素在中国时间越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越大。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

◎毛说他不切实际

毛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

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0年12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

◎北大师生很失望，且无兴趣

北大师生自发组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Coken Chen致赵元任，1920年12月10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罗素本人也不开心：“中国非常压抑”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1921年1月31日，罗素致柯莉)

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

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1920年10月18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1920年12月15日)

▲罗素（前排右一）在中国讲学期间

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罗素在中国不受欢迎的三大原因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他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

●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

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

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

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

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

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

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

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

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

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