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满洲里。一阵寒风刮过，一个中年男人不禁缩了缩脖子，对身旁的售货员问道：“同志，这帽子能不能再便宜点？你看，就四块钱，成不成？”
售货员上下打量着他。一身干部着装，看着就不一般。可买顶六块钱的帽子，还要往下砍两块。这叫什么事？心里这么想着，嘴上便没好气地嘟囔了一句：“买个帽子还砍价，真小气。”
这句略带埋怨的“真小气”，并没有让杨奇清动怒，反而让他笑了笑，道出了心里话：“谁让我试当家的呢？国家刚建立，能省就省吧！”一句话，让售货员愣在了原地。她哪里知道，眼前这个为两块钱“斤斤计较”的男人，正是护送周总理访苏归来、时任公安部第一副部长的杨奇清。
这个“小气”的男人，究竟是谁？在隐蔽战线，他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擒特猎手”；在公安系统，他是被誉为“超级盾牌”的奠基人。从一个为了糊口四处奔波的穷孩子，到领导儿童团站岗查奸细的机灵鬼，再到八路军锄奸部的部长，杨奇清这辈子，似乎天生就是跟藏在暗处的敌人打交道的。
要理解杨奇清，光看他的“小气”还不够，得看他把“大气”用在了什么地方。他的大气，全在工作里。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南下视察，杨奇清几乎是雷打不动的“护卫长”。毛主席喜欢游泳，尤其爱在长江里畅游，有时风高浪急，主席兴致来了也要下水。这可把负责安保的杨奇清给急坏了。
怎么办？他不能劝阻主席的兴致，只能把工作做到极致。他亲自带着人反复勘察水文，摸透每一段江流的脾气，硬是设计出了一套由远及近、分工明确的三层保护圈队形。每次主席下榻招待所，他都要把周围的地形地貌、撤退路线在脑子里过上好几遍，不留下一丝一毫的死角。这份细致，已经超越了职责，成了一种本能。
有一次，主席深夜入睡，天气骤冷，司机担心车子的水箱冻坏，就去放水。哗哗的水声刚响起来，杨奇清光着脚就从屋里冲了出来，压低声音急促地说：“快停下！主席刚睡着。”他担心水声会惊扰主席休息，立马让司机找来一床棉被垫在水箱下面，让水流顺着棉被悄无声息地淌下来。等水放完了，他才放心地回去。试想一下，一个负责国家最高领导人安危的副部长，心能细到这个地步，确实让人叹服。
这种对工作近乎偏执的投入，必然要以牺牲其他东西为代价。而这个代价，往往就是家庭。对妻子肖彬和孩子们，杨奇清心中充满了亏欠。有一次他随主席外出视察，一走就是半个多月。家里来信，说一个孩子出荨麻疹，另一个在发烧。秘书把情况告诉他，他沉默了片刻，只说了一句：“孩子妈妈在，让她照看吧！”
话虽如此，心里怎能不挂念。可一边是领袖安危，一边是儿女病痛，他只能选择前者。他不在家，妻子肖彬一个人扛起了所有。后来，孩子们病好了，肖彬自己却累倒了，查出了尿道结石，急需手术。手术通知书需要家属签字，可杨奇清远在千里之外。万般无奈下，肖彬只能让秘书代签，并嘱咐道：“你只管签，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
所幸手术很成功。单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这个家庭为杨奇清的工作付出了多少。肖彬从无怨言，因为她最懂自己的丈夫，知道他是一个把国家和工作看得比天还重的人。他的“小气”，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他的“大气”，全都给了国家和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杨奇清的“小气”和对工作的较真，都源于他骨子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1958年，他到山东检查工作，亲眼看到老百姓吃的窝窝头，是玉米、地瓜干混着树叶做的。他心里一阵酸楚，新中国都成立快十年了，老百姓的日子还这么苦，他这个当干部的实在难安。
他向老乡要了一个窝窝头，就着白开水大口吃了下去。那股苦涩的味道，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从那以后，尤其是在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他让家里蒸馒头时也必须掺上树叶和野菜。他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和家人，不要忘了老百姓的苦，不要忘了艰苦奋斗的本色。
他对自己的子女更是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身为副部长，他却给孩子们定下规矩：每人每月生活费10块钱，包括了伙食费和交通费，零花钱只有2块。孩子们的衣服，大多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的。他不是不爱孩子，而是深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危害，绝不能让自己的权力成为子女享受特权的资本。
从1950年在满洲里为两块钱讲价，到吃着树叶窝窝头感受民生疾苦，再到为了工作“忽略”家庭，杨奇清的一生，就是那个时代无数优秀共产党人的一个缩影。他们对自己“小气”，对工作“大气”，把每一分钱、每一分力都用在了建设这个一穷二白的新国家上。这种看似矛盾的品格，恰恰是他们那一代人最可贵、最纯粹的党性体现。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有着坚定信仰和无私情怀的“当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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