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秀丽永远忘不了1998年那个春天。丈夫李国强突发急性胰腺炎，县医院要求交五千押金才能手术。这对月薪不足四百的纺织厂双职工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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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子楼邻居们凑了一千多，车间主任私人借了两百。走投无路的钱秀丽回到庄户村借钱，亲哥嫂的冷漠让她心寒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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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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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妈拽着她的手像拽着迷路的羔羊。煤油灯下，老人颤抖着打开花布包，里面是儿子矿难赔偿金。三千块皱巴巴的钞票救了李国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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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在当年相当于普通工人八个月工资，能买下县城半套商品房。手术室外四小时的煎熬，抵不过亲哥嫂三句话的伤害。大哥推说孩子学费贵，二哥家麻将声不断，三弟媳直接建议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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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钱是建国的命换的。"刘大妈抹着眼泪说。她儿子生前是李国强的师傅，总把轻松活让给徒弟，自己抢着干危险的井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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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还钱时老人只收五百，剩下的非要留给"干孙子"当学费。这个约定让钱秀丽在产房哭得不能自已——她给儿子取名李建国。
下岗潮里最暖的不是单位发的遣散费，是陌生人递来的搪瓷缸热水。
2003年把刘大妈接进城时，老人箱底还留着建国给徒弟修机器的扳手。二十年过去，当年的手术费早还清了，但恩情永远还不完。现在李建国大学毕业进了国企，第一份工资就给干奶奶买了助听器。
那些年国企改革阵痛中，多少家庭因三百块救命钱反目成仇？又有多少像刘大妈这样的"傻好人"，把养老钱塞给非亲非故的年轻人？筒子楼的公共厨房永远飘着白菜味，但总有人偷偷在你碗底埋个荷包蛋。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善良——自己吃着咸菜，却见不得别人饿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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