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调关镇的清晨依旧如常。
市场上鱼贩王光尧正在吆喝，招揽生意，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穿透嘈杂的市集，一个身影急匆匆地跑来，递上了一张报纸。
老王接过报纸时，还不曾想过，印在上面的大人物“王尚荣”，竟是18年前杳无音讯的儿子。人潮翻涌的集市，鱼摊旁的石桌，一切有了新起点。
报纸上的“青海大官”
1949年10月的一个清晨，石首县调关镇便喧闹起来。
早市上，人来人往，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摊位上摆满了鱼虾、蔬菜，空气中弥漫着鱼腥与泥土的气味。
在市场中央，王光尧支起了一个简陋的鱼摊。
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身材消瘦，双手因长期浸泡在冷水中而显得粗糙黝黑。
他熟练地剖开一条鲜鱼，用井水冲净，嘴里还不忘吆喝：“新鲜活鱼！价格公道！”
正忙碌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循声望去，一个身穿灰布衣的中年男子挤过人群，气喘吁吁地朝鱼摊跑来。
这人是镇上的党委干部李乔，李乔手里紧攥着一张报纸，满脸的兴奋几乎要溢出来。
他一边挥手，一边高喊：“老王！老王！大喜事啊！”
王光尧直起身，愣了愣，见来人如此激动，心里不免好奇。
他一边放下手中的鱼，一边接过李乔递来的报纸：“什么事啊，这么急？”
李乔用手指点着报纸的某一行字，语气里透着喜悦：
“快看，这里写着，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尚荣，你儿子王尚荣在青海当大官了！”
王光尧瞪大了眼睛，盯着报纸上那一行显眼的黑体字。
他嘴里嘀咕着名字，却皱起了眉头。“你是不是弄错了？我儿子叫王尚寅，可不是王尚荣！”
李乔不以为然，拍了拍他的肩膀：“老王，你先别急着否认。革命时期，改名换姓的事情太正常不过了，谁知道你家九斤（王尚寅的小名）是不是也用了化名？这名字听着倒是很有可能啊！”
话音未落，他又补充道：“现在咱们镇上还谁能当上这么大的官？说不定还真是你家儿子！”
王光尧只是摇头，“不可能吧，我家九斤当年走的时候才十几岁，能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还当了官？”
李乔见状，也没再多说，而是建议道：“既然不确定，那不如写封信试试看？把这事问清楚总不会有错。”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就算报纸上的人不是九斤，也许这个大官能帮忙找到九斤的消息。”
这番话让王光尧心里动了动，他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那就试试看吧，写封信总归不会错。”
中午收摊后，王光尧提着鱼筐匆匆回到家，他找到女婿，一个在镇上算得上识文断字的人，开始准备信的内容。
信上，他小心翼翼地讲述了自己对儿子的思念，以及对这位“青海副司令员”身份的猜测。
“如果真是我的九斤，那该有多好……”
儿子是当年的“王九斤”
此时，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尚荣正在简陋的军区指挥部内埋头整理剿匪报告，几位参谋围坐在火炉旁，不时交换意见。
这时，一名勤务兵小跑着进来，递上了一封信：“司令员，这是从湖北寄来的家书。”
王尚荣愣了一下，手中笔停顿了片刻，自从离家参加革命以来，近二十年没有收到过家乡的消息，谁会给他写信呢？
他缓缓接过信封，目光落在上面的寄件地址：湖北石首调关镇。
“尊敬的王尚荣司令员……”信开头的称呼规规矩矩，但紧接着的内容却让王尚荣的目光突然柔和起来，甚至微微泛红。
信中提到一个小名——九斤，这是他小时候在家乡的乳名，只有父母和家中的亲人才会这样叫他。
信里写到，他的父亲王光尧，贩鱼为生，过去十八年间一直没有儿子的音讯。
这封信满含殷切期盼，字里行间都是父亲对儿子的思念与担忧。
王尚荣读着信，手像是怕打扰信里的每一个字。
参谋们发现司令员许久没有动静，忍不住小声议论：“司令员这是怎么了？从没见过他读信时这么失态。”
他们无法理解，这封信对王尚荣意味着什么。
信尾还有一句让他尤为动容：“如果您真的是九斤，请告诉家乡的父老，您还平安，我们都在等您回来。”
信中每一笔似乎都在诉说父亲的心声，情感饱满却不多加一句强求。
他取过一张信纸，拿起笔，凝神片刻后开始书写回信。
他郑重地告诉父亲，自己正是当年的“九斤”，为了革命改名为“王尚荣”。
他解释道，这么多年没有音讯是因为战争形势紧张，不能暴露身份，但他始终未曾忘记家乡、忘记父亲。
几周后，信件回到了石首调关镇，那天，镇上的邮差踩着积雪，满头大汗地跑到王光尧家，将信递到老人手中。
王光尧迫不及待地拆开信，信纸展开的一瞬间，他的双眼已被泪水模糊。
信中的每一句话，仿佛带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的声音，涌入他的耳中。
原来，他的九斤成了一位保家卫国的将军！
父子久别重逢
初冬的清晨，寒意未散，西宁街道上阳光为这片荒凉的土地镀上了一层金辉。
在这片被革命与战争洗礼过的大地上，一列火车正缓缓驶进车站，人群熙攘中，王光尧和他的女婿拖着简单的行李，满脸倦意却掩不住期待。
几天前，他们从调关镇出发，先乘小船沿着蜿蜒的河道漂到江边，再换上汽船，经过长江的浩荡水流来到武汉。
接着又搭上火车，一路颠簸至西宁。
老人的肩上背着一袋沉甸甸的家乡特产，有晒得发亮的咸鱼，有用草纸小心包裹的腊肉，还有几瓶用酒坛装好的米酒。
他想着，这些都是儿子小时候最爱的味道。
“就是这里了。”下了火车，女婿指着一旁军区派来的接待员说道。
老人的双眼扫视四周，希望能第一眼就看到那个日思夜想的身影。
终于，在一座低矮的平房前，他们被引入一间简单的会议室，那是一个布置得极为简朴的房间，只有一张方桌和几把木椅。
不多时，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推门而入，目光坚毅，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一种经历了岁月洗礼的威严。
他的胸口别着军区的徽章，整个人显得格外精神，来人正是王尚荣。
老人颤抖着站起身，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
他像是确认般，试探性地走近一步：“九斤……真的是你吗？”一声轻唤中带着不敢置信的语调。
王尚荣挺直腰板，声音却带着几分沙哑：“爸，我回来了。”
“对不起，这么多年，我让您担心了！”
这一刻，老人的脸颊泪水纵横，他抚着儿子的肩膀，用力将他拉起，嘴唇抖动着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短暂的重逢后，王尚荣带着父亲与女婿来到军区的食堂，饭后，他们被安排在军区的招待所休息。
父子重逢的激动可想而知，但第二天一早，他便不得不投入到工作中去。
临别前，王尚荣从房间拿出一件厚实的军用皮袄，亲手披在父亲身上。
“爸，青海的冬天冷，这件衣服您带着，比家里的棉袄要暖和得多。”
王光尧摸着皮袄的粗糙表面，眼睛里满是欣慰。
他拍了拍儿子的手，说：“你要好好干，不用担心家里，我这一辈子能看到你有出息，就值了！”
老人临行前带来的咸鱼腊肉，还静静地放在房间的角落，那是家乡的味道，也是血脉的牵绊。
衣锦还乡
1950年的冬天，寒潮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调关镇也未能幸免。
远处的码头，船工们停下手中的活计，街巷间的乡亲们纷纷往一个方向聚拢。
有人激动地说：“听说咱们镇上的大人物回来了！”还有人喊着：“王九斤回来了！这次还带着一家人呢！”
此刻，王尚荣正站在船头，他的身边，是妻子、孩子以及几名随行工作人员。
尽管西北高原的剿匪工作刚告一段落，任务繁重，但首长的一句建议——“该回家尽尽孝了”，让他终于得以实现与家人团聚的心愿。
曾经的乡里乡亲，如今已经满头白发；曾经的小伙伴，如今变成了成熟的汉子或妇人。
踏上码头后，他快步向熟悉的街巷走去，目光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扫过。
他知道父亲应该就在家里等着，但心底依然藏着一丝急切，渴望第一时间见到那张亲切的面庞。
走到半路，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野中，那是父亲——王光尧。
两人相拥而泣，仿佛要把这许多年的分别一一抹平。
但这份团聚的喜悦背后，也有难言的遗憾。
尽管回乡让父母得以圆梦，但短短几天的相聚，却无法弥补十八年的分别，王尚荣心中充满愧疚。
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太多，而他却因为革命事业，让这个家失去了太多团圆的时光。
离别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了，岸上，父亲的身影随着距离的拉远逐渐模糊，这一次的告别，注定成为永别。
当他再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时，父亲已长眠在八里外的山坡上。
只父亲那份无言的支持与骄傲，依旧化作他前行的动力，激励着他为国家奉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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