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海
被日军占领的外白渡桥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除虹口、杨树浦两区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成为日伪势力和国民政府控制之外的相对“真空”，沦为“孤岛”。在特殊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庇护下，上海“孤岛”与国内各埠间的贸易得以延续。
金融机构内迁促大后方发展
战火中的上海满目疮痍
金融机构始终是金融联系的主渠道。近代史上上海是中国金融中心。同时也是长江沿岸城市埠际间金融联系的枢纽，操握着整个长江流域的城市金融权柄。它的作用不局限于上海一地资金的融通，而是引导着长江流域商埠乃至全国各地的资金、资本的流向。全面抗战爆发前，上海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四大国家银行为核心，以“南三行”和“北四行”为中心的商业银行为主流的现代化银行体系，居于控制和支配全国金融的中心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西南西北成为中国的战略大后方。
战时上海金融界对西南地区投资，是两地金融联系的重要内容。对中国抗战而言，大后方是中国抗战的依托，大后方经济建设成败关系到战争能打多久和最后结局。战时，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所在地的西南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资金的支持，上海大规模的金融资源西移，贷款投资支持后方生产建设，特别是上海金融界加大对西南的投资，对稳定大后方经济起了关键作用。
重庆银行业同业公会，抗战初期被日军飞机炸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金融界也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情。1938年就陆续有不少金融家前往大西南进行实地考察，着眼于投资西南布局。1939年新年伊始，上海金融界发出“到西南去”的号召。上海的金融界和实业界要踊跃地大量投资到西南去，这一方面固然帮助了国家，使经济建设赶快完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在此背景下，上海游资大量涌入内地。上海金融界对西部的投资，不仅致力于资源开发和生产建设，还将投资的重点放在西南交通建设方面。1938年国民政府设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后，第一步计划完成西南五省的铁路建设计划，为宝成、川康、成渝、川黔、黔桂、粤桂、湘黔、滇黔、滇缅、湘桂、桂粤11线，共长6400千米，发起筹款2000万元。经该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与各银行界领袖接洽后，各银行踊跃投资，如数筹足。
战争环境中，在烛光下坚持工作的中行员工
战时上海金融家和金融人才的内移，成为与西南地区金融联系的重要推手。战前，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聚集了一大批专业的银行家和金融专业人才。抗战时期金融中心迁移到重庆，随金融机构内迁的还有一批优秀的金融家、银行家和数以千计的受过专门训练，熟悉金融业务的从业人员。有的金融家抗战时期虽不在重庆，但其活动与大后方金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迁银行无论是国家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在内迁的初期，主要通过将东部人才调往西部筹办机构，以解燃眉之急。他们不仅领导参与了大后方金融中心和金融网络建设，还积极投身抗战建国各项事业。他们都利用其在金融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出色完成了各自的职责。他们在西南的金融活动，不仅密切了东西部金融联系，也为西部地区带来了现代化的金融思想，大大推动了西部地区金融业从经营理念到方式的转变，加速了西部金融现代化的进程。
中日货币金融战的主战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全境，中国经济实力受到很大损伤。为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国民政府进行了一项旨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币制改革。主要是“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在法币改革筹备期，日本就因中国没能沦为日元集团附庸而恼羞成怒，展开了疯狂的破坏活动。然国民政府利用英美两国支持顺利完成“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实施新货币政策命令及章程》。中国币制改革的成功出乎日本的预料，进而发出战争叫嚣恐吓国民政府，并积极备战。在中国法币改革实行仅仅二十个月后，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战争的实质还在于经济原因。
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旧影
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安定金融主要通过稳定法币汇价来进行。日本侵占华北后，1938年3月和伪“临时政府”合谋策划在北平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规定了法币在华北地区的流通期限，并以联银券收兑法币。伪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伪币换取法币，再以法币套取外汇。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为了使敌人完全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国外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政府自行消灭”。为打击法币，从1938年8月起，日伪把法币与联银券的比价一贬再贬，这样一来相当一部分法币开始南流上海，套取中国大量外汇。为了反击日本的套汇阴谋，国民政府财政部对外汇买卖实行管制：由中央银行总行集中办理外汇卖出业务，另在香港设立中央银行通讯处，收受承转购汇申请书，经中央银行总行核准后，即按官价售买。外汇管制办法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上海等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出口所获外汇不能集中到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日益减少。外汇供给也日益不足，很快在上海出现了外汇黑市交易，法币汇价开始跌落，1938年7月初法币汇价由上月的1先令上下跌至8便士左右。在日伪蓄意套汇加剧情况下，法币汇率难以维持。于是中国银行与汇丰银行达成协议，中国银行暗中进入上海外汇黑市维持汇价。
法币不稳，全国经济运转都受到了影响，对抗战局面很不利，同时也威胁到英美在华资产的安全。国民政府积极寻求英国支持，虽然对维持上海市场上的法币汇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杯水车薪，仍无法阻止法币大量被日伪套取。
1939年5月，日军在上海利用汉奸建立起华兴商业银行，发行华兴券。5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即致电四联总处、上海银钱业公会和市商会转知各行庄，“一律拒用该项伪币，绝对勿与来往。”7月17日，财政部再度致电上海银钱业，要求制止伪币收付买卖。10月9日，鉴于上海各银行钱庄仍有买卖“华兴券”，国民政府于10月9日再度致电上海各有关各业公会，要求对各成员店号切实转行告诫，尽力设法制止。由于华兴券发行和流通遭到上海市民、商界和金融界的抵制和反对，流通范围狭小，主要在上海虹口区使用，故有“虹口钞票”之称。到1940年底，共发行565万元，“大部分都滞留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和其他日本银行的库房里”。1941年1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发行中储券，以取代华兴银行，也遭到上海“孤岛”各界抵制。在太平洋战争前，日伪还缺乏在上海强制推行中储券后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租界收效极微。租界在沦陷区成为法币的最后的避风港。
“华兴券”
两行发行的货币均不与日元挂钩而靠上法币，以法币吸收外汇。这又使得法币汇价维持雪上加霜，到了最坚艰时期。这时英美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伸出援手，使上海的法币汇率大体上得到维持。虽然被日本套去大量外汇，损失不小。但法币黑市汇价的稳定，提高了法币在国际市场的信誉，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地位，拉住了英美。同时，由于法币币值较伪币稳定，使法币仍能在沦陷区流通，给日伪货币流通以极大阻力。抗战初期，由于法币对外价格相对稳定，对法币的对内信用和后方物价也有极大影响，后方经济也得以正常运转，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总体来看，上海这场货币金融战得大于失。
国民政府对“孤岛”金融的控制
外滩14号交通银行外的沙包掩体和士兵
“八·一三”后，留守在上海“孤岛”的金融机构分支照常营业，国民政府通过它们仍发挥着经济和政治影响，基本上控制着整个上海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法币仍然是租界唯一的合法货币，在上海金融市场占据支配地位。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当天，国民政府下令上海银钱业停业两天。8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7项，其基本目的是限制提存现款，鼓励存款。次日，财政部又核准在上海施行补充办法4项，规定银钱同业所开出的本票，只准在上海同业汇划，不付法币及转购外汇。此外，国民政府又同上海欧美系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凡从事投机与逃避资金的外汇购买，各外商银行一概拒绝供给，外商银行遇头寸短少时，先自行设法补足，遇市场供给不足时，再向中央、中国、交通银行补购，停止吸收华人新存款。这些金融管制措施的实施，防止了提现风潮的扩大，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了稳定人心、稳定上海市面作用；另外收紧银根，减少了资金外流和套汇，收到了安定金融的预期效果。
在中中交农四行中枢机构撤出上海不久，国民政府财政部便在给四行的电文中明确指出：“目前沪市情况特殊，交通梗阻，原可易地营业。但本部为谋沪市中外商民交易便利，及照旧办理汇兑买卖，以安定市面金融起见，相应电请贵行转饬上海分行依照法令规章规定，执行分行业务，以利市面。”1937年12月9日，中央、中国银行发言人称：已接财政部长孔祥熙之训令，上海中中交农四分行现仍照常营业，专求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上海四分行一日为众需要，将一日留于此间。”
上海华侨银行外堆满沙袋
为活泼市面、稳定金融，1937年8月9日，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除了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对上海银钱业提供资金融通帮助外，中中交三行还向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提供透支额度1000万元，向其他同业提供抵押贷款。这些贷放对维护战事爆发初期上海的金融稳定起关键作用。四行自1938年起停止对银行钱庄的直接放款，改由银钱两公会代为转手申请。到1939年9月底，上海四行的贴放余额有1800余万元，对维持上海市面起相当大作用。
抗战期间，四行所发行法币是流通中合法货币，对此上海金融界和商民都没有疑虑。当时许多非发行银行和钱庄都是按照六成现金及四成保证准备的规定，分别向中中交三行领用法币。到1937年11月为期两年合约将届满，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致函三行，要求展期二年，当年底得到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四行联合办事处的核准，准照原核定额展期一年。以后应有关行庄的申请，得以继续向政府银行领券。另外，留守的四行机构还在上海推行国民政府的其他金融统制政策，如取缔非法收受金类，禁止私运黄金，汇款和结售汇管制，银钱业内部实行“汇划证”制度等等。
“孤岛”时期上海金融业的同业组织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和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也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与国民政府的代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商，协助政府落实在上海的金融管制措施，对财政部《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大都“议决通告各行庄遵照办理。”同业组织在控制汇划贴水，集中同业结算、拒收日伪货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体现沪上金融人群体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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