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时间关系，曾国藩的五次生死局我们无法全部展开论述。但你一定发现了，我们会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处于夹缝中的曾国藩，确实就像与生活缠斗的你和我，也会焦虑、失眠、崩溃，求理解、求原谅、求安慰，远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圣人”。说到圣人，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曾国藩“半个圣人”的论断是从何而来呢？到底是谁把曾国藩推上了“圣人”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很复杂，简而言之，在晚清时期，尽管曾国藩平定乱局，立了大功，死后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入祀祠堂，但也只是当作一般功臣给予高规格待遇，并没有把他神话为“圣人”。曾国藩的封“圣”之举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不过这也经历了一个由贬到褒的曲折过程。

民国早期，曾国藩的历史评价很低，原因很简单，当时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清政府，曾国藩平生最大功业是平定太平天国，挽救了清政府危机；同时，在辛亥革命中，有些革命党人还以太平军自比，尤其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比如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因此，曾国藩便被贬称为“汉奸”，是指“助满攻汉”的汉奸。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情况很快就发生变化。国民党的政治身份改变了，由之前的破坏者变成了建设者，由革命者变成了执政者，曾国藩那种秩序捍卫者的典型形象，非常符合此阶段国民党的政治需要。

同时，那时的国民政府也面临着像晚清政府一样的内忧外患。外患是以日本为主要的帝国侵略势力，内忧则是在各地不断爆发的武装起义。1935年，在当时的期刊《政治月报（南京）》上，一位署名“叶新明”的人发表长文称：“时至今日，国危极矣……有似曾公未出之时。”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非常需要像曾国藩那样力挽狂澜、拯救危局的人。因此，他号召“人人以曾文正自居，人人以不怕死不贪财自誓”。而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了一股文化保守主义之风，比如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虽然名之以“新”，实质上则是倡导传统文化，教化人心，以此来抵御西方文化思潮的入侵。从这个层面来看，一贯以“卫道士”姿态存在的曾国藩，恰恰成了维持名教、捍卫传统的“战士”。

再加上国民党高层人物的个人倡导，尤其是蒋介石本人，他不仅个人仿效曾国藩的日课坚持写日记，而且在公开演讲中时常引述曾国藩的话语，颂扬曾国藩的精神、事迹。就这样，社会各界都出现了空前的“曾国藩热”，对曾国藩的溢美之词充斥在三四十年代的大刊小报和各色书籍之中，人们对他的赞誉也逐步加深。大学者钱穆有个同事叫胡哲敷，他是民国史学家，将王阳明与曾国藩并提：“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为清朝的曾国藩。二人都是以书生而克平世乱，都是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磨炼成功，都是戎马倥偬之间，读书为学不倦。”

你听听这段话，是不是与当下流行的那种将曾国藩与王阳明并提的“两个半圣人”的说法极为相似。胡哲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影响很大，他还写有王阳明与曾国藩的传记，并列销售，久而久之，人们可能就会把曾国藩与王阳明并提，从胡哲敷所说的“五百年来，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简化为“五百年来只有两个圣人”。这样再加上五百年前的那个孔圣人，就成了三个圣人了。

但是，距离很近的曾国藩的历史评价颇为复杂，之前还被贬为元凶、骂成汉奸，如何再评为圣人，如此大的落差该如何填平呢？于是，就将其从“一个圣人”降为了“半个圣人”。这样，连同孔子、王阳明，合为“两个半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