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华北平原，弥漫着火药与焦土的气息。七七事变后，北平和天津先后沦陷，日军的铁蹄顺着平汉铁路南压，华北大地已无片刻宁静。
就在这一年八月，东北军第53军691团团长吕正操率部驻守冀中。上级命令他们掩护主力南撤，可谁都清楚，这等于是把他们推去当炮灰。
此时的吕正操，在接到军部的电报后，心里反复盘桓：是遵守命令，眼睁睁看着兄弟们血流成河，还是冒死违抗军令？在生与死、服从与抗争之间，他究竟会如何选择？
吕正操生于辽宁海城。少时就目睹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百姓受尽欺凌。1922年，他投身东北军，自此便把“抗日”二字刻入骨髓。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随部队退入关内。失去故土的痛楚让他夜夜难眠，也让他对日军的仇恨更深。六九一团里，不少官兵都是东北流亡学生或农民，他们与日军有血海深仇。正因如此，虽然这支部队在军中被视作“杂牌”，但拼杀起来个个不要命。
1937年八月初，军部下令六九一团一营防守永定河渡口。这是日军南下的必经要道，实则是一道用血肉去填的关口。
一营营长张振威，是个山东汉子。他对吕正操立下军令状：“只要弟兄们还有一口气，渡口就丢不了！”话虽铿锵，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几乎是一道必死的命令。
渡口阵地简陋，刚布防三天，日军的先头部队便蜂拥而至。黑压压的敌军，足有一个联队，还配备山炮和机枪。炮火如雨般倾泻在壕沟里，硝烟弥漫，泥土与血肉混在一起。
张振威带着五百多士兵坚守阵地，子弹一箱箱打空，手榴弹一颗颗扔尽。尸体堆积在壕沟口，已经看不出是己方还是敌军。到第二天黄昏，电话线被炸断，与团部的联系彻底中断。战壕里还能站起来的人不到一百，粮食早就断了，连伤员喝的水都要从弹坑里舀。
吕正操在团部心急如焚，望远镜里能看到渡口火光连天，枪声却越来越稀。他心里明白，一营已到了生死边缘。
就在此时，军部电报传来。那是军长万福麟亲笔签发：“该部任务已毕，着即放弃救援，主力加速南撤。”
短短十几个字，像利刃扎进吕正操的胸口。参谋劝他：“团长，命令下来了，咱不走就来不及了，一营怕是撑不住了。”
吕正操把电报攥得皱成一团。他太明白军长的心思：六九一团并非嫡系，在上级眼里，只是一支可有可无的“杂牌”。
那一夜，吕正操在帐篷里踱步不止。月光照在墙上挂着的东北地图，他想起张学良曾说过：“军人不能只顾自己保命。”
午夜时分，他下定决心：“备马，集合骑兵连和特务连！”
骑兵连长孙志远一听要去救援，立刻应声：“团长，弟兄们跟我冲！”吕正操按住他的肩膀：“别急，硬拼不行。咱摸黑绕过去，能救一个是一个。”
三百余骑兵借着夜色，悄然逼近日军包围圈。鬼子以为一营早已无力抵抗，外围警戒松懈。哨兵正围火取暖，没料到黑暗中突然扑来的刺刀。
“快！”吕正操率先举枪，带队冲进阵地。残破的壕沟里，到处是血肉模糊的身影。张振威腹部中弹，仍用绑腿紧紧缠着伤口，他看见团长，泪水直流：“团长，你咋来了……”
“少废话！能走的都跟上！”吕正操吼着，战士们一边掩护，一边背起伤员。机枪火光撕裂夜空，子弹扫倒了一排排人。孙志远指挥骑兵下马掩护，手榴弹一阵猛投，轰声震耳。
拼杀两个多小时，天快亮时，他们终于撕开缺口。
清点人数时，场面令人心碎。五百多人的一营，仅有三十七人随队突围。张振威在掩护伤员时被流弹击中头部，倒在血泊中。
吕正操站在阵地残垣间，久久不语。他知道，虽然救下了三十几条命，但失去的远不止一个营。
回到团部，军部再次来电，表扬他们“奋勇作战”，字里行间却满是冷漠。几日后，调令下达：六九一团归军部直接指挥，要求立即南撤。
吕正操心里清楚，这是要剥夺他的独立性。
他在团部大院召集干部会议。风吹老槐树，叶声沙沙。
吕正操把调令摔在桌上：“弟兄们，鬼子打到家门口了，再撤能撤到哪？东北已经丢了，再往南走，咱们就成了没根的孩子！”
沉默片刻后，士兵们群情激昂：“团长，咱跟你干！不跟那帮只顾逃命的！”“就在冀中打游击，拼到底！”
不久，六九一团脱离第五十三军，在冀中举起“人民抗日自卫军”的旗帜。消息传开，周边农民、学生、甚至溃散的国民党士兵纷纷投奔。队伍迅速壮大，由一团发展成数千人。
1938年春，这支部队编入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司令员。冀中平原，从此有了一支坚强的抗日铁军。
后来有人问他：“当初抗命，不怕军法吗？”
吕正操平静地说：“我是军人，更是中国人。看着弟兄们送死不救，那还叫人吗？”
那一年，山河破碎。但在永定河的月夜里，吕正操点亮了一盏灯。
这盏灯照亮了冀中，也点燃了更多人的斗志。它告诉人们：总有人不会放弃抵抗，总有军人记得自己为何扛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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