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事历史教学、研究工作的一员老兵了。近年来，一方面我十分欣喜地看到史学战线队伍不断扩大，新秀竞出，成果累累，令人鼓舞。另方面，由于自然规律的结果，目睹许多史学界的师友故旧，相继辞世，感慨万千，倍觉自己肩上责任之重。每当此时，许多旧识和友人，总邀我写一些文字，以示悼念之意。然而，我却始终力不从心，故所欠“文债”甚多。这次郑老去世，回顾与他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和友情，往事历历在目，音容笑貌，萦绕脑际。在他毕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漫长途程中，我常常为他的严谨的学风、忠厚诚笃的高尚品德、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和激励。因此，记述一些事，借以表达对郑老的哀思。
张政烺、任继愈、启功合影
1987年6月，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
举办“专家座谈会”，会议间隙合影
郑天挺先生是福建人，祖籍长乐，世居福州，随宦迁居北京，曾在北京第一中学上学，后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于一九二○年毕业。青年时代的郑天挺先生，就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在北京参加过五四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解放战争时期，曾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北大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每当爱国进步学生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逮捕和种种迫害时，郑先生总是以北大负责人的身份，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同反动当局据理力争和交涉，并利用自己各方面的关系，多方设法奔走，一次次救援爱国进步学生。他的这些爱国进步之举，在当时广大师生中间，赢得了很大的尊敬。
天挺先生正直、坦率、忠厚诚笃的高尚品德，使他在数十年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保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作风。他执教六十一年，培养和教育的大学本科生、进修生、研究生，遍布国内外。而且其中许多人，成为史学界的知名学者。他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此，党和人民十分敬重他。然而他从不自恃盛气，无论对同辈或晚辈的学者以及青年学生或工作人员，他总是一律平等相待，在学术上发扬共相切磋、百家争鸣的学风；遇有事务性的繁难工作，他总以谦和的态度和认真的精神，妥善地解决问题。这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对后人的身教。
郑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他对明清史的研究成果则尤为显著。他幼时在北京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从家人和亲友那里，耳闻目睹许多清代掌故和官场作风，对清代的许多逸闻轶事，十分熟悉。这许多有用的“活”知识，则是书本上所没有的。故他自幼便对明清史兴趣甚浓。而这些知识对他后来从事研究工作则有一定的裨益。因此，天挺先生从事明清史研究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自小便具备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孟森先生是我国研究清史的老前辈和开拓者之一，三十年代在北大历史系任教，讲授明清史。孟先生知识面很广博，学问根底也颇深，他的《明清史讲义》就充分表明这一点。郑先生对孟森先生十分敬重，因而受他的影响颇大。他自三十年代起，便开始对清史深入研究，解放后更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继续这项工作，他在对清朝开国史的研究中，对满族起源，入关前后满人宗教、婚姻、习俗的变化，满洲八旗制度及包衣制度，入关前后的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多尔衮等),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等重要问题，都有自己独到而深入的科学见解。同时，他对清朝的典章制度史的研究，也用力甚勤。诸如对清代兵制、章奏、服饰、职官、教育和科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积极和重要的成果。郑天挺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国内清史研究工作的发展，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郑天挺先生非常重视整理明清档案工作。明清两代都设有内阁，其地点在故宫东华门内。内阁的文书档案，对研究明清两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惜明朝灭亡时内阁档案全部焚毁，后来清政府收集了一点存放在内阁大库保存。而清代二百余年内阁的档案，包括清军入关以前的一些旧档案，均保存得相当完整。到光绪末年(一九○八年)移归学部保存。辛亥革命后，由教育部管理，拨交给历史博物馆，横遭摧毁。一九二二年，陈垣先生作教育部次长，将这批档案拨给北京大学一部分。为了整理这批档案，当时北大专门成立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对这批档案的整理，为北大最早利用这批档案，对明清史进行研究，开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了明清史料整理室，郑先生亲自主持工作，作出了不少成绩，曾与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帮助东北图书馆印行《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明代上下两册。一九五○年五月举办“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展览，并把展品印行，使广大参观者和读者对明末农民起义这一伟大运动得到正确认识。每当忆及这一切，还总感到这一意义重大的整理工作得以开展和进行，是与陈垣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郑天挺先生的具体组织分不开的。
除了在明清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外，郑天挺先生早年在校勘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一九三六年初，在郑先生主持下，北大影印了赵一清的《三国志注补》一书，同年二月，郑先生曾亲自为此《注补》的影印本作序。同年七月，他又在《国学季刊》杂志上，发表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一文，详细探究在清代治《三国志》博负盛名的杭、赵两书，对两书详加校勘和考释。抗日战争期间，郑先生身居大后方的云南，虽然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难困苦，但他对研究工作仍始终坚持不辍。这一时期，他虽生活很不安定，但却写下了许多对中国古代边疆史、西域吐蕃史的研究论文，如《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一九三八年六月)、《 <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一九四○年二月)以及《〈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一九四二年八月)等论文，对研究中国古代边疆和西藏史，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这些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条件和环境下，这样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外，他对我国东北、西南、西北史地的研究也用力甚多，深入地探讨了女真族、满族、藏族的历史和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发展祖国文化和经济所作出的贡献，郑先生的这些著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边疆史地学和民族学方面的科学研究。< pan>
郑先生丰硕的学术成果的取得，是与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谨严的学风分不开的。
在研究工作中，他常常采用科学的探微的方法，即具体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郑先生把他的书叫作《探微集》、《清史探微》。他一方面说“书的内容微不足道”,表示谦逊之意；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主张“探微”,即研究比较小的题目，然后以小见大，以微见著。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具体的研究问题着手，研究具体问题、比较小的问题，这样作可以做得深一些，好一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研究解决，集少成多，积小成大，以求对历史的某个方面和大的历史事件有所说明。他还提出，研究历史，要做到“深、广、新、严、通”五个字。所谓“广”,就是要求详尽地占有材料，以尽可能多的资料为前提，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提出对历史的看法。要掌握资料，就必须大量读书，他自己读书就极多，故才博通古今。他在读书时，又力求把握书中的精华，边读边思考问题，摘抄卡片。他特别反对“浅尝辄止”,或者华而不实的读书态度。他在占有大量的史料时，又特别强调对“史料的批判”,对这些史料的真伪进行鉴别，对其科学价值进行认真的估价和分析，以便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然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
郑天挺先生擅长史学考证，他的考据文章扎实、严谨、工细，正是他的优秀学风的具体体现。解放后，他更逐渐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进行考证，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在文章中绝非就事论事，而是通过考证去解决某个大的历史问题。其次则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史事考订。他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就是这种考证文章的良好典范。过去，学术界对《织工对》反映的是元末还是明初的丝织业、抑或是棉织业的情况，有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论，经过郑先生严密的考订和论证，指出《织工对》所反映的是元末丝织业的情况。后来，《织工对》的史料，被学者们用于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从而表明，郑先生的考证文章，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一大的课题讨论的开展和深入，作出了自己的具体贡献。同时，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也为后起的学者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郑先生一生中，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执教六十余年，曾经培养和教育了许许多多的学生和学者。因此，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教育家。他的渊博的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博得了广大师生的信赖和钦佩。他讲授过很多课程，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史”、“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明清土地制度史”、“明清政治制度史”、“中国近三百年史”、“中国古代地理学”、“校勘学”和“史料学”等十几门课目。而这些课程均是在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设出来的。同时，他还在长期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学术专著《探微集》、《清史探微》、《清史简述》等书。他还参加了《资治通鉴》的标点整理，主持过二十四史中的《明史》的标点整理工作。他先后主编出版了《明清史资料》、《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中国史学名著选读》等书，同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同志一起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更为令人尊敬的是，直至逝世前，他还以年过八旬的高龄，积极参加和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和《清史》等书的编写工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郑天挺先生把自己整个的身心都献给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我与郑先生共事多年，亲眼目睹和感受他循循善诱和诲人不倦的作风和可贵精神。他的讲课，不仅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能深入浅出，使听课者感到所论述的问题清晰、透彻、易懂。特别是他讲授的明清史，不仅学术造诣深，且讲课时生动流畅，深受听课师生的欢迎。至于在课堂内外、学校和日常生活工作中，对自己的学生和年轻的同志，他总是平等相待，对他们的学业循循善诱，具体帮助和指导，而从不厌其繁难和琐碎。至于对同志、同事和朋友，他则更是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谦虚谨慎、真诚待人。他的这种谦逊和气，充分表现了对于人生的诚恳的、严肃的态度。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当然，所谓尊敬，不仅仅是表现在礼貌上而已，而且也包含着在工作中对于对方意见的尊重，很好地倾听对方的意见，并进行郑重的考虑和取舍，即能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互相了解，并同心协力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而郑天挺先生正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在解放前，在那种腐朽、庸俗、尔虞我诈风气盛行的世道里，郑先生却始终保持了为人正直、坦率、忠厚、诚笃的精神，廉洁的生活与工作作风，而决不与世俗同沉浮，其品德的可贵，更是显而易见的。
郑天挺先生主张治史应做到“三求”,即求真、求新、求用。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郑先生又特别强调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当很好地学习和掌握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原理。解放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力求用马列主义原理来具体指导自己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他对党、对马列主义的信念，仍坚信不疑。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马列主义我没有学好，但从我的经历中我体会到，马列主义比其他主义要高明得多，不能同日而语。”他愈到晚年，信念弥坚。最后，他终于以八十一岁的高龄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生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郑天挺先生，最后终致找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归宿。这是令人十分庆幸和欣喜的。
李世民(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在悼念郑天挺先生逝世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我们就应当以他忠厚笃实、诲人不倦的精神，严谨的学风，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崇高品德和品格，作为我们史学界同志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良好借鉴，并从而更好地鼓舞和鞭策我们为推动历史科学事业的前进和发展，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和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高质量的贡献。
(原载《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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