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李密这位隋末枭雄，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他一度被视作“灭隋盟主”。
麾下二十万瓦岗军横扫中原，名将如云，战绩赫赫。
可令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个极具潜力的天命之子，却在短短几年内由巅峰跌至谷底，先是败于王世充之手，最后死后连尸首都未能保全。
是什么将他从高台猛推下神坛？是命运不济，还是自毁长城？
王者苗头
隋大业年间，长安城里的宫廷警卫队内，有一位年轻侍卫悄然退职。
这个被太子东宫安排进卫队的小官，看似是因才学被举荐而离开，实则是因为皇帝的一句话，从此被人生的天平狠狠拨转了一边。
他就是李密，出身关陇世家，贵族之后，却在少年时就被逐出上层社会的棋盘。
被排挤出宫的那年，李密还算年轻。
宇文述那番“贤弟应以才学入仕，岂可久居宿卫”的说辞听来文雅，实则就是在下逐客令。
离开宫廷后的李密，先是借病归隐，再后来干脆远走他乡，混迹民间。
他聪慧过人，才情不俗，常以“刘智远”的化名在各地讲学谋生，曾骑着黄牛、带着《汉书》，走街串巷，在河堤边教学生，也在村舍中讲兵书。
他的读书方式奇特，牛角挂书，口诵心记，被地方官吏视为异人。
但在这片风起云涌的土地上，仅凭学识难以自保。
尤其是他曾参与杨玄感起兵，失败之后逃脱的身份一旦暴露，随时可能引来官军追捕。
数次东躲西藏，他颠沛流离地辗转到了淮阳，成了一个在当地颇有人缘的“讲书先生”。
直到有一天，他的那首五言诗《淮阳感怀》泄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引来了淮阳太守赵佗的搜捕，李密只得再次逃亡。
这一次，他来到了东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滑县，瓦岗寨的地盘。
那时的瓦岗寨，不过是群雄割据中的一股地方武装，带有浓厚的绿林气息。
首领翟让为人忠直豪爽，但不通兵略，依靠劫掠维生的日子已日渐艰难。
李密的到来，本是一场风波，寨中不少人认出了他是杨玄感旧部，甚至建议翟让将其斩首以绝后患。
但王伯当这个名字，此时走进了李密命运的转折点。
这个翟让的心腹，生性机敏，看出了李密不同寻常的气度学识。
他亲自向翟让举荐，说：
“此人并非泛泛草寇，乃天生的筹略之才，若用得其所，必能成大器。”
翟让最终选择信任，李密被释放，随后被允许自行组织一支部队，自号“蒲山公营”。
他没有辜负这一信任，很快便展现出惊人的军事组织能力。
他一改旧日瓦岗军纪律松散、只知劫掠的作风，仿照府兵制度重整军容，将军队分为步骑两部，严设营制，军令如山。
他自己每日身着粗布军衣，与士卒同甘共苦，所得金银分发给众人，营中士气日益高涨。
初战的机会来得比谁想得都快。
当时，隋朝名将张须陀率精锐部队南下讨伐瓦岗军，李密主动请缨迎敌。
翟让原本想避其锋芒，但李密却斩钉截铁地说：“此人虽勇无谋，吾可破之。”
他没有虚言，那一战，张须陀当场被斩，隋军溃败，李密一战成名，震动天下。
从此之后，瓦岗军众将对李密佩服得五体投地。
翟让更是在军中宣布，将帅之位让予李密，自己甘居辅佐之席。
那一刻，李密正式成为瓦岗寨的真正领袖，名义上的“魏公”。
此后数月，李密率军攻占兴洛仓、回洛仓等隋朝重要粮仓，开仓赈民，百姓纷纷归附。
瓦岗军人数激增至二十万，且军纪严明，号令如一，远非先前乌合之众可比。
李密自己，或许也在那些鼓角齐鸣、旌旗翻滚的战场上，听到了命运向他低语：
“你就是天命所归。”
自断根基
李密当上瓦岗之主时，天下虽乱，但瓦岗军正盛，兵多将广，士气如虹。
可就在这个鼎盛之时，他却亲手掘开了自己命运的裂缝，而那道裂缝，名叫翟让。
翟让不是寻常人，他虽出身农家，但胆略不凡，是瓦岗寨最早的创立者之一。
起初不过一群草寇，流窜于汴水之间，靠劫掠为生。
直到他招降了王伯当、徐世勣、单雄信等人，队伍才逐渐壮大。
他之于瓦岗，就如晁盖之于梁山，既是旗帜，也是根基。
哪怕后来将主位让给李密，在旧部心中，他仍是不可替代的“本寨大哥”。
李密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太明白了，正因如此，他不能容下这个“仍有一号令之权”的老大哥。
从军事才华来看，李密确实胜过翟让。
但 “取而代之”是一回事，“稳坐其位”是另一回事。
翟让虽退位，但他在瓦岗的威望如旧，尤其徐世勣、单雄信等猛将，仍心向旧主。
这就让李密始终觉得如芒在背。
起初，他还试图维系表面的和气，封翟让为“司徒”、东郡公，地位上礼遇有加。
但实际上，他逐步架空了翟让的实权，甚至刻意将其部众打散重编，将其营帐调往偏远地带，以削弱其影响。
可翟让不是盲人，李密的忌惮，已经成了毒火，一旦燃起，必将吞噬一切。
终于，一件“小事”成了导火索。
翟让手下有一员悍将，名叫王儒信，一次因不满李密派遣的一名官吏管辖过多，便大骂几句，还差点动了手。
李密得知后大怒，但这事在军中被视为“内讧”，原本应息事宁人。
可李密却借题发挥，立刻以“藐视魏公”的罪名将王儒信收押，并追查背后主使之人，暗中派人打探翟让的言行。
这一查，查出“密谋复位”的风声。
是否确有其事，史书已不可考，但在李密心中，一切皆成“事实”，他很快做出决定，先下手为强。
某夜，李密以“议军机”为名，召翟让入营。
翟让心中虽有疑虑，但碍于情面，加之多年兄弟情谊，终究未设防。
当他步入帐中，发现左右无人，只见李密一人时，已觉不对，却为时已晚。
身后突现几名亲卫，将他按倒在地，李密未发一言，便默许卫士动手。
血案之后，李密以“谋反”罪公然宣称翟让已伏法，随后下令收缴其部属兵权，遣散其亲信家属。
表面看去，他彻底掌控了瓦岗军，终于成了无可置疑的“唯一主公”。
但，从那一夜起，瓦岗的军心变了，翟让死后，原属部众心中恐惧交加，不少人当夜逃亡。
单雄信虽未走，但其态度急转直下，徐世勣更是将自己所部牢牢掌控，不再轻易听命于中枢。
他们没有公开反抗，却以沉默表明了立场，你既杀主，我们不与你共谋大业，亦不再为你死战。
更严重的是，李密接下来在用人方面的失误，进一步动摇了军中信任。
翟让旧部邴元真，资历浅、能力平平，却被他任命为掌管兴洛仓要职。
此人心胸狭窄，对李密赏罚不公早有怨言，加之未获重用，心中愤愤不平。
当王世充围困瓦岗时，邴元真暗中联系对方，出卖粮仓，与王世充私通交易，将瓦岗军最重要的后勤命脉拱手相让。
李密得知后，却未严惩，仅以“事出有因”敷衍过去，反而将主要赏赐投向新归降的隋军降将，令旧部彻底寒心。
种种裂缝，皆源于翟让之死，一刀断人，一刀断根。
他亲手杀掉的，不只是旧主，更是自己的根基、自己的未来。
满盘皆输
隋末乱世中，李密手握二十万大军、坐拥粮仓、背靠民心，本有无数可能的走法。
但他最终选择了最艰难、最激进、也最致命的一条：攻打洛阳。
当年的杨玄感在起兵之初，李密说的最下策，便是攻打东都洛阳。
可谁曾想，几年之后，李密身为主帅，居然亲自踏上了那条他曾极力反对的“下策”之路。
堂堂兵法谋士，怎么就亲手将自己逼入了死局？
其实，李密并非突然糊涂，他攻洛阳的决定，实出于一连串看似合理、实则危险的考量。
其一，是眼前的诱惑，瓦岗军自攻克兴洛仓、回洛仓后，积粮如山，百姓纷纷归附。
他觉得民心已得，洛阳指日可下。
其二，是现实的牵制。
瓦岗军虽强，但兵员大多出自中原一带，士卒多有家室于东都之中。
若转战西陲，攻取关中，等于将后路完全抛弃，而洛阳就在那里，地利之近、粮草之充、攻势之顺，似乎一切都在催促李密放手一搏。
可这恰恰是战略视野短浅的开始。
初战之时，王世充即便兵力劣势，但凭洛阳坚城与隋军禁军的残存根基，成功挡住了李密数次猛攻。
李密欲速不达，却又不愿退兵。
为维持军心，他甚至开始出卖粮食，用以换取金银赏赐将士，以为一时的“锦缎赏赐”可以稳住军心，结果反而资敌养寇，让王世充以最低代价筹措军需，反过头来狠狠咬了他一口。
更糟糕的是，他的战略对手。
王世充此人，虽为隋朝旧将，却极擅权谋，善于攻心。
他先是假意示弱，再密派使者贿赂瓦岗军中不满李密的将领，尤其是翟让旧部，又暗中拉拢邴元真、单雄信等人，承诺一旦李密败亡，封官许爵。
一座洛阳城，不仅没能打下来，还逐渐将李密的军心、人心、根基，一点点耗尽。
而这场“攻洛”的失败，便是他从枭雄跌落的转折点。
都说得道多助，失道寡援，洛阳城下，李密兵败如山倒，而他的命运，也从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自困绝境
要说所有败局的源头，正是他对“势”的误判。
在那个讲究门第与血统的年代，关陇集团是当之无愧的政治中枢。
从北周、隋文帝一路继承下来，这些“柱国之后”、“将军之子”早已结成庞大而稳固的利益联盟，谁得关陇，谁便得天下。
李密应是最懂这一点的人，他的曾祖李弼，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祖父李耀、父亲李宽皆贵胄出身。
讽刺的是，正因为这层关系，李密反而对关陇贵族充满防备。
他不仅不主动拉拢，反而刻意疏远，生怕“功高震主”的传统豪门左右他的威望，与李渊截然相反。
在王世充与唐军的双重压力下，李密开始向隋朝遗留政权低头。
李密心怀侥幸，认为自己若接受招安，仍可借“合法名分”保全实力，甚至伺机取而代之。
但实际是，对方等他打完宇文化及，便由王世充出手收拾残局。
他在洛阳周边为皇泰帝奔波，却不曾想，自己的后方已被王世充渗透得千疮百孔。
邴元真因不满赏赐被偏向新降的骁果军，将粮仓出卖给王世充。
单雄信因翟让之死早已心存芥蒂，在李密危难之时按兵不动，甚至暗助王军。
程咬金、秦叔宝等猛将也纷纷退避三舍，更多旧将则投向唐营，主动归顺李渊。
在李密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他发现身边已无一人可用。
孤军奋战的他，最终在与王世充的交战中兵败如山倒，弃洛西逃，准备入关投唐。
他原以为能换来一纸官职，重新起步，没成想，李渊虽表面接纳，实则暗布杀机。
次年，他意图脱离唐营重建势力，被识破后斩杀，传首长安。
曾经名动天下的“魏公李密”，最终只换得一具无名尸首。
他拥有的太多，失去的也太快。
在那场“弃势”的赌博中，他亲手掀翻了自己的一切筹码，他终究没能成为真正的“李唐”对手，而只是乱世中的又一抹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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