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生存战：乾隆朝贫民vs英国工人，谁的日子更像人间地狱？|18世纪生存战|乾隆帝|帝国|清朝|英国|贫民

提到18世纪的底层生活，很多人会默认 “工业革命中的英国更先进，清朝贫民更悲惨”——但翻开史料才发现，真相远比 “先进 / 落后” 的标签更复杂。

当乾隆皇帝在圆明园批阅奏折时，英国乔治三世正应对着工业城市的霍乱爆发；当中国农民在自家田埂上种麦时，英国工人正蜷缩在煤矿的黑暗巷道里。这两个同时代的帝国，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藏着一段颠覆认知的历史对比。

乾隆朝贫民：农业社会的 “苦而稳”—— 有糙饭吃，有宗族靠

乾隆中期的中国农村，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照到田埂，王阿贵就扛着锄头出门了。他家有两亩薄田，种着水稻和杂粮，每年收成除去交租，剩下的够全家四口吃九个月 —— 剩下的三个月，就得靠挖野菜、啃红薯干度日。

这是当时中国贫民的普遍日常：“粗茶淡饭” 是生活常态，热量全靠米麦杂粮撑着。家里偶尔能买上半斤猪油，要省着用一个月；肉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会出现，多是半斤猪肉或一条小鱼。但奇怪的是，这些很少吃肉的贫民，却很少得欧洲人头疼的坏血病——后来才知道，他们日常挖的荠菜、马齿苋里，藏着足够的维生素C，成了 “天然营养补充剂”。

虽然穷，但王阿贵的生活有 “安全感”：家里的房子是土坯墙，下雨会漏，但宗族里谁家盖房，男人们都会互相帮忙；要是家人得了痢疾，族里的老中医会来免费看诊，开点草药；如果遇到旱灾，族长会牵头打开族里的义仓，给每户分几斗粮。这种 “家庭+宗族” 的安全网，让农村生活虽然贫困，却相对稳定。

他们的世界和土地绑在一起，一辈子没去过县城的大有人在，但好在农村空间宽敞，不像后来的城市那么拥挤。只是寿命短得可怜 ——平均30-35岁，村里的张老汉活了40岁，就被当成 “寿星”。大多数人不是老死，而是死于传染病：夏天的痢疾一来，村里能倒下一半人；天花更是 “儿童杀手”，王阿贵的前两个孩子，都没熬过天花。

即便如此，在天灾面前，中国贫民的存活率还算高。乾隆在位60年，有过10次大旱大涝，但饿死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这背后，是遍布全国的义仓、宗族互助，还有朝廷偶尔的赈灾粮。

乔治三世的英国工人：工业革命的 “惨而乱”—— 没饭吃，没处躲

同一时期的英国曼彻斯特，16岁的玛丽已经在纺织厂工作了4年。每天凌晨3点，她就要被工头的鞭子叫醒，在满是棉絮的厂房里工作到晚上7点 ——一天16小时，一周干6天，工资只够买两磅黑面包。

这是英国工人的日常：工业革命带来了工厂，却没带来 “好日子”。玛丽住的地方是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一间8平米的小屋挤着6个人，没有窗户，污水顺着墙角流，老鼠在夜里乱跑。她每天的饭就是黑面包配清水，偶尔能买到发霉的奶酪，蔬菜是奢侈品 —— 所以，坏血病、佝偻病在工人里很常见，很多孩子长到10岁就矮矮胖胖，像 “小老头”。

比饥饿更可怕的是疾病。曼彻斯特的河流里满是工厂废水和生活污水，霍乱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 ——1831年的霍乱，半个城市的工人都倒下了；煤矿工人更惨，在黑暗潮湿的矿道里拉煤，肺痨是 “职业病”，很多人20岁就咳得喘不上气。

他们的寿命比中国贫民还短 ——平均20-30岁，玛丽的哥哥在煤矿工作，18岁就因为矿难死了；她的妹妹得了肺痨，没钱治病，不到15岁就没了。更绝望的是，遇到天灾（比如1816年的 “无夏之年”），粮食涨价，工资却没变，很多工人只能饿死——当时英国（含爱尔兰）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10%-15%，是中国的两倍多。

没有宗族帮忙，没有义仓赈灾，英国工人的世界里，只有工头的鞭子和疾病的威胁。他们从农村涌入城市，却成了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两个帝国的 “未来天花板”

如果只看 “能不能活下去”，乾隆朝的贫民似乎比英国工人好一点 —— 但再往下挖，就能看到两个帝国的 “致命差距”。

乾隆朝的中国，基层行政早已失去活力。朝廷的官员只管收税和维稳，基层的事全靠宗族 —— 遇到大灾，要是宗族的义仓空了，贫民就只能等死；社会阶层也固化得厉害，王阿贵的儿子，这辈子最多只能当农民，不可能当官员或商人。所以，当鸦片传入中国时，很多贫民把它当成 “精神止痛药”—— 反正没希望，不如抽口鸦片忘了苦。

而英国虽然工人苦，但基层行政有 “动力”。为了应对工人起义，政府开始建济贫院（虽然条件差），还出台了《工厂法》限制童工；更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带来了科技进步，蒸汽机、纺织机的改进，让工人虽然现在苦，但很多人相信 “未来会更好”—— 所以，鸦片在英国只是上层社会偶尔的 “沙龙消遣”，工人没时间也没闲钱抽。

还有一个细节能看出差距：清军的士兵大多是临时招募的农民，衣服破烂，武器生锈，像 “叫花子”；而英军已经有了正规的训练，统一的装备，纪律严明 —— 这背后，是英国正在崛起的工业能力和行政效率。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想和清朝通商。关于 “跪没跪”，历史上有争议：马戛尔尼自己说 “没跪，还痛斥了清朝官吏”，但同行的斯汤顿爵士的养子记载 “当时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