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志榕｜那年，我的父亲母亲|公鸡|十大硬菜|曲志榕|母鸡|玉米面|窝头|菜叶|鸡蛋

我们这一家子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

少年时光是在太原市解放路292号社会主义大院度过的。岁月更迭，世事变迁，现在重回旧地，几经拆迁重建后已找不到多少当年的样子，可我脑海里保留的大院记忆，还一如从前，那时的烟火，那时的气息和人气，热腾腾的，非常生动。

那是一个清晨，我被一阵清亮、悠长的公鸡啼鸣叫醒，知道是家里那只最神气的“大红冠子”在报晓了。紧接着，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是母亲轻手轻脚起床了。

母亲做的早饭，大抵是热一下前晚吃剩下的玉米面糊糊，炉子上烤烤玉米面窝头，再切一盘白萝卜咸菜。家里什么零食都没有，若早饭来不及吃，就拿两块烤窝头片装书包里去上学，课间饿了，偷偷吃。日子过得缺油水。那时柴米油盐，豆腐鸡蛋，大都凭着一张小小的票证供应，满足不了日常所需，家家饭桌上，常见的是刮嗓子的红高粱面和拉嗓子的玉米面窝头，肉和蛋是过年过节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母亲看着我们兄妹四个菜色的小脸心疼，一咬牙：“咱自家养鸡！”

我的父亲母亲

最多的时候，我家那小小的院子里，竟挤了十七八只鸡。中午，母亲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鸡放风。鸡笼门一开，那些憋了半天的鸡们便争先恐后地冲出来，咕咕咕、咯咯咯地叫着，用力振动着翅膀，在小院里撒欢。有时，几只不识相的大公鸡或愣头愣脑的母鸡，会瞅准房门开合的间隙，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在屋里踱着方步，东啄一下，西刨一下，撵都撵不走，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我们家住的是一排红砖平房中的一号家。父亲是文人，手却巧得很。他捡回来废旧砖头，一点点砌起了一圈半人高的围墙，圈出了个很小的院子。母亲嘴上常说父亲：“除了会写几个字，你还会干啥？！”可母亲看父亲垒墙时，眼神里满是笑意与佩服。就是这个被母亲说成“只会写字”的父亲，为了这群鸡，硬是在院子一角，给它们盖起了一座坚固又实用的“双层别墅”：下层用砖头水泥垒了个能遮风避雨的“卧房”，上层则用细铁丝编成笼子，算是鸡的“日光阳台”。鸡在里面或悠闲踱步，或低头啄食，或扑棱着翅膀，扬起细碎的尘埃，在午后斜照的阳光下，那些尘埃竟像金粉一样，熠熠生辉。

这只鸡是十年前养的，京籍。

后随迁到太原，深受家人喜爱。

养鸡，就得给鸡做饭。做鸡食，成了家里一项顶重要的家务，通常由母亲主理，我和哥哥偶尔帮忙，弟弟妹妹年纪小，多数时候只能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通常是晚饭后，厨房里的战斗就打响了。

母亲会把从菜店捡回来的白菜帮子和老叶子仔细洗净、切碎，再捅旺炉火，红蓝的火苗舔着漆黑的大铁锅底，不一会儿，锅里的水就咕嘟咕嘟冒起泡，白茫茫的水汽蒸腾起来，母亲将碎菜叶倒进去，用大铁铲子慢慢搅动，待菜叶煮得软烂，便撒上金黄色的玉米面，继续搅拌，直到变成一锅稠糊糊。那股混合了烂菜叶和粗粮的特殊气味，说不上好闻，却带着一种扎实的暖意，弥漫在整个小院，也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记忆里，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烟火气”。

二老重回老院子，感叹变化大的认不出了！

鸡们吃得欢，母鸡也争气，几乎天天都下蛋。一到晚上，摸鸡蛋就成了我们兄妹最期待的乐事。四个人抢着把手伸进鸡窝那片温软、还带着鸡体温热的黑暗里，摸索着，然后惊喜地叫出声：“我摸到一个！”“我又摸到一个！”有时能摸出七八个，运气好时，竟有十来个。捧着那些圆润、微温的鸡蛋，笑着叫着跑回家向母亲报告，母亲那极具辨识度的清脆的大嗓门响起来，她在告诉我们把鸡蛋放进一个祖传下来的青瓷罐子里。那个罐子至今还在，母亲把它放在家中的顶柜里。

记忆里，小时候的日子，过得缓慢而悠长，那时，鸡蛋可不是谁家都吃得上的，但我们家却有那么一阵子，竟真真切切实现了“吃蛋自由”。

有一天，哥哥看着碗里的炒鸡蛋，突发奇想地对母亲说：“妈，咱们要么不吃，要么就吃个痛快！炒几个鸡蛋，塞牙缝都不够，没意思！咱不如炒上一大锅，吃过瘾！”

没想到，过了几天，母亲竟真的付诸行动了。那天中午，厨房里传来比平日更欢快的滋啦声，鸡蛋的浓香霸道地窜满了整个院子。当母亲端着半铁锅炒鸡蛋从厨房里出来时，我们几兄妹都惊呆了。

“来来来，今天管够！”母亲脸上带着难得的、舒心的笑容。

四个小脑袋围着小方桌，迫不及待地把金黄的鸡蛋盛进各自的搪瓷碗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鸡蛋滑嫩咸香，吃得我们满嘴流油，笑声、咀嚼声、满足的叹息声，一阵接一阵地飘出了小院。结果，这一顿史无前例的“鸡蛋宴”，真的把我们都吃伤了。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鸡蛋都提不起兴致。

母亲用她那勤劳的双手和博大的爱心，将清贫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总是忙完家务又赶去上班，下班后回家继续忙碌家务，照顾一家人的日常，她有一颗柔软的心，记得关心邻居、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她的善良如春风化雨，默默滋养着我们的心灵。

我们四兄妹

母鸡们忙着下蛋，公鸡们活得自在逍遥。有的公鸡鸡冠红得如火，脚如金铸，一身鸡毛，黑的如墨、白的似雪、黑红相间的也格外好看。每日天将破晓，它们便引颈长鸣，一声接一声，清亮而悠远，穿透晨雾与窗户，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那鸡鸣声至今难忘。

年关，是既期待又有些伤感的时候。只有到那时，才会杀一只鸡来打牙祭。最好看、最精神的那只公鸡，母亲总舍不得，会特意留下。母亲心软，见不得杀生。每年腊月二十七、八，父亲得在天还没亮透的六七点钟就悄悄起身，裹上旧棉袄，摸黑到院里，轻手轻脚地完成那项“艰巨任务”。等母亲八点多起来，看到的是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光溜溜的白条鸡躺在盆里。看到自己辛苦养了很久的鸡成了这个样子，母亲总会眼圈一红，背过身去抹眼泪，然后便不再多言，默默地生起炉火，将鸡放入大铁锅，加上水，慢慢炖煮。随着“咕嘟咕嘟”的声音响起，鸡肉特有的、浓烈的香气便一丝丝、一缕缕地飘散出来，弥漫在整个院子，钻进我们的的鼻孔——那是我们童年里，最浓郁、最温暖、也最复杂的年味。

而父亲还有一项绝活——扎鸡毛掸子。许多年后，当我写下这段扎鸡毛掸子，跟父亲提起这段往事时，父亲还认真地补充了细节：“杀鸡的时候，每一步都得仔细。先放净血，然后攥紧翅膀，头朝下悬着。拔毛也有讲究，尾部的长翎、短翎最漂亮，颈间那些闪着金属光泽的尖毛也别浪费，得一根根理顺。”

材料简单至极：一根二尺来长的光滑细竹棍，几条麻皮，一碗用面粉亲手调制的浆糊。父亲就坐在小凳上，在早晨的旭日里，屏息凝神。他用小刷子蘸了浆糊，一道一道、小心翼翼地将精选出的翎毛粘在竹棍顶端，然后拿起麻皮，从上到下，一圈一圈，既紧实又均匀地缠绕固定。他的动作沉稳而轻柔，眼神专注，仿佛不是在扎一把扫地除尘的工具，而是在完成一件精密的艺术品。父亲和母亲一样手巧，做出来的鸡毛掸子，羽毛整齐服帖，层次分明，色彩斑斓，格外精致精神。

做好的鸡毛掸子，总是静静地插在柜子上的那只瓷瓶里。冬日的阳光透过窗子玻璃照进来，每一根鸡毛都泛着柔和的光晕，边缘一闪一闪地发亮，竟让它看起来像一簇永不凋零的奇异花束，为我们清贫的家添上了一抹生动的色彩。平日里，谁也舍不得用它，单是看着，就感到舒服与踏实，唯有到了年关大扫除，母亲才轻轻取下，用它拂去柜顶与墙角的积尘，用罢，又珍重地插回瓶中。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除尘用具有电动的、蒸汽的，轻巧方便，高效无比。可每每想起父亲亲手扎的那支鸡毛掸子，心头依然会泛起一阵温暖的涟漪。它是一件用具，更是一件有魂、有温度的东西。它承载着一段艰难岁月里，父亲对家庭沉默而坚实的担当，母亲对生活朴素而执着的热爱，也藏着我们兄弟姐妹在粗砺生活中，依然明亮、生动的欢愉。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物质本身，而是倾注其中的心意，是那些被细细织进平凡岁月里的爱与疼惜，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闪耀着整个生命光辉的日常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