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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运经纪）
100 多年前的 1920年，英国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受梁启超“讲学社”邀请来华，历时近一年遍历上海、北京、长沙等十余座城市，亲身观察军阀混战下的中国社会肌理。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并非纯粹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融合实地见闻、哲学思辨与文明比较的“中国诊断书”——既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也不回避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以“局内旁观者”的视角，回答了“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国该走向何方”两大核心问题。
全书的立论基础，是罗素对“文明本质”的判断：他将当时的世界文明划分为“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前者以西方（尤其是英美）为代表，核心是“效率至上”与“物质扩张”，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核心是“伦理优先”与“生活本位”。这种划分并非“先进与落后”的对立，而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差异——罗素直言，西方文明因过度追求物质与强权，已陷入“自毁的边缘”（如一战后的欧洲废墟），而中国文明中“以礼待人”“中庸克制”的伦理观，恰是西方亟需的精神补剂。但他也清醒地指出，在工业文明主导的世界里，中国若固守传统农业社会模式，注定会沦为列强瓜分的猎物，“中国的问题，本质是‘如何在不丢失文明内核的前提下，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在对中国社会的具体剖析中，罗素首先聚焦“外部威胁”与“内部困境”的双重挤压。外部层面，他痛斥列强对中国的“渐进式瓜分”并非源于“文明传播”，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掠夺——英国垄断长江流域的贸易，日本觊觎东北的资源，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本质是“利益均沾”的温和掠夺，这些外部压力让中国连“自主发展工业”的基础空间都难以保障。内部层面，他将核心矛盾归结为三点：一是“军阀割据”的乱局，军阀们“以武力为资本，以地盘为私产”，既无心建设，又肆意搜刮，导致中央政令不通、税收体系崩溃；二是“教育的普遍缺失”，当时中国识字率不足5%，且教育内容仍以科举时代的经书为主，无法为现代社会输送具备科学知识与公民意识的人才；三是“农业的凋敝”，传统小农经济抗风险能力极弱，加上赋税沉重、水利失修，农民“丰年仅够温饱，灾年则流离失所”，而这正是社会动荡的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并未停留在“批判”，更包含对“文明优势”的精准捕捉。他尤为推崇中国的“伦理文化”：与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核心，延伸出“孝悌”“仁爱”的社会伦理，这种伦理让中国社会在缺乏严格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基本的秩序与温情——“一个中国农民或许不识字，但他知道如何对待父母、邻里，这种‘礼’的自觉，是西方社会用法律条文难以实现的”。同时，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印象深刻，无论是梁启超、蔡元培等维新派，还是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思想倡导者，都展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种“士大夫传统”的现代转化，让中国具备了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此外，罗素还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包容性”——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不同信仰能在此共存，北方的孔孟之道与南方的商业文化能彼此兼容，这种包容性能为未来的社会转型提供“缓冲空间”。
针对“中国该如何转型”这一核心问题，罗素提出了一套“务实且温和”的改革路径，核心可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政治统一问题”，他明确反对“武力统一”，认为军阀混战只会加剧国力损耗，主张通过“各省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实现统一——先让各省建立相对民主的地方政府，解决赋税、教育等民生问题，再通过协商组建中央政府，避免“强者吞并弱者”的暴力循环。第二步是“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他坚决反对“全盘照搬西方工业化模式”，指出西方工业化以“剥削劳工”和“破坏环境”为代价，中国应走“小规模、分散化”的工业道路：以乡村手工业为基础，逐步引入现代技术，发展“为民生服务”的轻工业（如纺织、食品加工），而非优先发展军工或重工业，“工业的目的是让农民过上好日子，而非制造枪炮”。第三步是“推行渐进式教育改革”，他认为教育的核心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培养公民意识与实用技能”——先在乡村普及“扫盲+农业技术”的基础教育，让农民能读书、会种地；在城市发展“职业教育”，为工业发展培养技术工人；同时保留传统伦理中的合理部分（如“孝”“信”），避免因全盘否定传统导致“文化断层”。
在讨论改革的“外部条件”时，罗素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中国的转型需要“摆脱列强控制，但不必与西方文明对立”。他主张中国应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如英美与日本的利益冲突），通过“外交协商”逐步收回关税主权与租界，而非采取“激进的排外运动”；同时主动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与“民主制度”，但要“去其糟粕”——学习科学是为了改良农业、发展工业，而非制造武器；学习民主是为了让民众参与政治，而非照搬西方的政党竞争模式，“中国需要的是‘适合农业社会转型的民主’，而非‘复制西方工业社会的民主’”。
全书的结尾，罗素并未给出“中国必然成功”的乐观断言，而是以一种“审慎的希望”收尾。他强调，中国的转型既不能“盲目复古”——试图回到科举时代的农业社会注定失败；也不能“全盘西化”——丢失伦理内核的中国将沦为“西方文明的劣质复制品”。真正的出路，在于“将中国文明的伦理优势与西方文明的技术优势结合”，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这种模式既能让中国在工业文明的世界里立足，又能为陷入物质主义困境的西方提供启示。他预言：“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文明转型的缩影。中国若能成功，将证明人类可以走出‘要么物质至上，要么固守传统’的死胡同。”
罗素说，“我希望此处所谓改革顺着中国进行的轨道，顾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国的过去开发出来，而不应该先是以西方的思想和行为去做不分青红皂白的代替。我相信，以一种聪明审慎的态度去采纳西方的知识，中国一定能够走进一个光明伟大的新时代，并且还能够解决许多本文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那些我们没有办法的解决问题中，或者对于我们的一个根本问题，如工业制度如何才可以使它成为人类的仆役，如何才可以使它不至像现在成为残酷的魔王，也许都会有相当的解决。”
他继续说，“中国潜伏的能力非常大，所以无须大量的军备，也无须极端的爱国去抵抗外人的侵略，就可以成功了。但是，这两件事稍微来一点，予以相当的提倡，却是必要的，不成问题。本来这是一种祸患，不过这种祸患的责任应该由西方的国家和由它们所教出的大弟子一日本来负。我希望中国不要过甚地提倡国家主义，只要足够自卫，就可以了，切不可过多。从中国人的品性上看，达到这样的结果，我想不会使我失望的。他们一定不至于为人类的灾祸。但是，在达到自卫的过程中，假如中国被逼迫去除知识以外的东西，什么都要摹仿西方人,那我就悲伤叹息了!因为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我相信，一定是高于我们西方的。”
近百年后再读《中国问题》，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精准诊断，更在于罗素提出的核心命题——“如何在现代化中保持文明主体性”，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他跳出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既不美化传统，也不迷信西方，这种“务实的中间道路”思考，为理解中国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思想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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