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简 介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主办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1898—1925》《小说风景》《持微火者》《重塑姐妹情谊：社会性别意识与现代女性文学谱系的构建》《我看见无数的她 跟女孩们聊文学和电影的30个夜晚》《众声独语 “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等。主编《百年文学中的北京》《拿起笔，制造光》《飞鸟与地下 2024年短篇小说二十家》《无穷的彼处 2024年当代散文二十家》《平静的海 2024年中国女性小说选》《有情 2024年中国女性散文选》等。
重读《商市街》：在散文写作中
分泌新的自我
摘要：重读萧红散文集《商市街》，所要关注的是萧红如何在散文中构建自我，在以“我”进行写作时，如何真实地写出自我的困境同时不陷入自怜自艾的叙述泥沼，如何写下被忽略的家庭主妇日常，如何写下那些难忘的场景从而重新认取生活的质地。作为写作者，萧红的“取景器”里总会看到偏僻的人群，她将自己视为受苦人群中的一员，由此进入了更广阔的人间。与此同时，萧红也通过写作确认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内心深处把自我“养”了一遍，并在写作中分泌出一个新的女性自我，这种养育自己的女性眼光便是真正的女性写作。萧红以女性视角感受和书写一切，善于发掘日常生活的魅力，并以出色的语言表达力和敏锐的感受力将看似不值得书写的内容转化为新的文学景象，开创了关注日常生活的现代女性散文写作传统。
关键词：萧红；《商市街》；自传体散文；女性写作
电灯照耀着满城市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的走在街上，穿过电车道，穿过扰嚷着的那条破街。
——萧红《商市街》
1935年3—5月，萧红在上海集中时间完成了《商市街》。次年8月，也就是《生死场》出版8个月后，萧红以“悄吟”为笔名，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该书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首印出版，是萧红本人参与编校的版本。一个月后《商市街》再版，在当时深得青年读者的喜爱。
《商市街》共5万字，包含41篇散文，每篇篇幅都短小，大约一两千字，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在书中，萧红详细记叙了她和萧军在哈尔滨时期（1932—1934年）的漂泊经历，写下了一对年轻人“苦中作乐”的故事。虽然这是深具自传风格的散文，但在书写过去的经历时，萧红也有意使用了一些艺术手法，读者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捕捉到现实生活的蛛丝马迹，看到一些朋友的影子，但不能完全对号入座。
《商市街》，作家出版社2023年版
读《商市街》，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寒冷气息——东北刺骨的严寒与凛冽的北风，将读者瞬间带入特定的时空。如果说《生死场》以小说形式刻画了东北民众的生存群像，那么《商市街》则以散文笔触展现了一对青年人不屈不挠、乐天知命的生活图景。《商市街》是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出版的，共同出版作品的作者包括巴金、沙汀、靳以、萧军、何其芳、李健吾、欧阳山等人。这一集中，萧红是唯一一位女作家，“这本书为她赢得了更高的声誉，为业内人普遍激赏，比小说更显示她艺术的才华，作为散文家的前景被普遍看好”。
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30年代涌现出一股自传体写作热潮。1934年，沈从文出版《从文自传》；两年后，萧红的《商市街》问世。通过自传体方式探寻“我从哪里来”的身份认同问题，已然成为当时的写作潮流。在这一语境下，萧红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以“我”的口吻真实记录了东北青年的日常生活，坦率、俏皮、幽默、毫不做作，描摹了两位与贫穷、饥饿进行搏斗且持续进行文学创作的年轻人形象，尤其受青年读者的喜爱。重读《商市街》所要关注的是：萧红如何在散文写作中构建自我——在以“我”进行写作时，她如何真实写出自我困境，同时不陷入自怜自艾的叙述泥沼；她如何在情侣关系中书写真实的“我”的感受；她如何写下被忽略的家庭主妇日常，进而构建有思考力和洞察力、深具主体性的女性自我；她如何从许多人忽略的日常琐屑开始，在写作中分泌出一个新的女性自我。
《萧红全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PART
一
“饿比爱人更要紧”
《商市街》里的41篇散文，包括《欧罗巴旅馆》《雪天》《他去追求职业》《家庭教师》《来客》《提篮者》《饿》《搬家》《最末的一块木柈》《黑列巴和白盐》《度日》《飞雪》《他的上唇挂霜了》等。从首篇散文《欧罗巴旅馆》到第八篇散文《搬家》，写的是二萧在欧罗巴旅馆的生活；从《搬家》到最后一篇《最后的一个星期》，则是他们在商市街25号的生活。无论是欧罗巴旅馆，还是商市街的家，都是萧红和萧军作为漂泊者的暂住之所。不过，与旅馆生活相比，商市街25号为二萧提供了更为日常的生活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安静的写作空间。
第一篇《欧罗巴旅馆》的开头，便是一个有如电影镜头般的场景，没有前后铺垫和交代：“楼梯是那样长，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其实只是三层楼，也实在无力了，手扶着楼栏，努力拔着两条颤颤地、不属于我似的腿，升上几步，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用袖口慢慢擦着脸。”萧红的叙述平易、直接、自然，娓娓道来，慢慢将一个低微的、虚弱的、被疾病缠身的女人爬上楼梯的场景展现到读者面前。接下来，她带领读者看到初进欧罗巴旅馆房间的场景：
“咯咯——”有人打门，进来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身后又进来一个中国茶房：
“也租铺盖吗？”
“租的。”
“五角钱一天。”
“不租。”“不租。”我也说不租，郎华也说不租。
那女人动手去收拾：软枕，床单，就连桌布她也从桌子扯下去。床单夹在她的腋下。一切夹在她的腋下。一秒钟，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她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
她毫不遮掩地表现当时生活的窘迫，用最简单的方式让昔日重现，并引领读者共情。书中多次写到饥饿的难熬，“我”想到过偷窃：
探头看了看，“列巴圈”对门就挂着，东隔壁也挂着，西隔壁也挂着。天快亮了！牛奶瓶的乳白色看得真真切切，“列巴圈”比每天也大了些。结果什么也没有去拿，我心里发烧，耳朵也热了一阵，立刻想到这是“偷”……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不是“偷”呀！
以“意念中偷‘列巴圈’”的方式，萧红写下饥饿对人的侵袭，使读者对饥饿这样的感受保持一种敏感。事实上，《商市街》里有多处描写饥饿感受的精妙句子：“‘列巴圈’们白白在虐待我”“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只要一醒来，就可以随便吃喝，但，这都只限于别人，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这不是给爱人买瓜子的时候，吃饭比瓜子更要紧；饿比爱人更要紧”“别人是吃着玩，我是吃着充饥！所以一个跟着一个咽下它，毫没有留在舌头上尝一尝滋味的时间”。家里穷得仅剩最后一块木柈了，“对着这一块木柈，又爱它，又恨它，又可惜它”。“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这些句子闪耀着文学的质地与光泽，有如风暴般卷起读者的生命体验。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书写饥饿的作家不在少数，但鲜有人能像萧红如此这般地书写饥饿，切肤、精微，动人心魄。
萧红喜欢自嘲困境中的自己，有意平衡苦难与阅读愉悦之间的分寸感，使读者获得强烈生命体验时也能放松一笑。一如她形容两个饥饿的人是“修仙但还没成仙”：“素食，有时候不食，好像传说上要成仙的人在这地方苦修苦练。很有成绩，修练得倒是不错了，脸也黄了，骨头也瘦了。我的眼睛越来越扩大，他的颊骨和木块一样突在腮边，这些工夫都做到，只是还没成仙。”她的表达中有孩子般的幽默感，比如，说到烤火她会说：“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被子里太冷了，“想要把自己的脚放到自己的肚子上面暖一暖，但是不可能，腿生得太长了，实在感到不便，腿实在是无用”。“把自己煎一煎”“腿生得太长了”，仿佛一个孩子对读者一边做着鬼脸，一边说困境。萧红的行文俏皮生动，有个性，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情感，这是属于她的个人魅力。尤其是她写从当铺拿到当票和钱:
带着一元票子和一张当票，我快快的走，走起路来感到很爽快，默认自己是很有钱的人。菜市，米店我都去过，臂上抱了很多东西，感到非常愿意抱这些东西，手冻得很痛，觉得这是应该，对于手一点也不感到可惜，本来手就应该给我服务，好像冻掉了也不可惜……路旁遇见一个老叫化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
她充分体会和表达穷人的乐趣，并不为此感到自卑和不安。这是属于生活的艰难，也是属于生活的乐趣。从当铺里取回衣服，并不合身：“就是这样我觉得很合适，很满足。”她写到收了十元钞票的激动，并不直接写暗暗的喜悦，而是说：“夜是如此静了，小狗在房后吼叫。”出去玩儿，一想到钞票在家里，她就感受到“不怕”和“浮浅的快乐”：
这次我走路时很起劲，饿了也不怕，到家有十元票子在等我。我特别充实的迈着大步，寒风不能打击我……我的勇气一直到“商市街”口还没消灭，脑中，心中，脊背上，腿上，似乎各处有一张十元票子，我被十元票子鼓励得浅浮得可笑了。是叫化子吧！起着哼声在街的那面在移动。我想他没有十元票子吧！
生活是由许多具体的物件、具体的感受组成的，她满心都是对那只小锅的不舍：“第二天早晨又用它烧了一次饭吃，这是最后的一次。我伤心，明天它就要离开我们到别人家去了！永远不会再遇见，我们的小锅。没有钱买米的时候，我们用它盛着开水来喝；有米太少的时候，就用它煮稀饭给我们吃，现在它要去了！共患难的小锅呀！与我们别开伤心不伤心？”好的散文可以让人如临其境——跟着这位叙述人回到商市街，我们和她一起开心，和她一起留恋，和她一起看到生活本身的光泽。当然，生活中也有很多愤怒与无助，她写下两个人没有借到钱的场景：
挨着走，昏昏茫茫的走，什么夜，什么市街，全是阴沟，我们滚在沟中，携着手吧！相牵着走吧！天气那样冷，道路那样滑，我时时要滑倒的样子，脚下不稳起来，不自主起来，在一家电影院门前我终于跌倒了，坐在冰上，因为道上无处不是冰。膝盖的关节一定受了伤害，他虽拉着我，走起来也十分困难。
……到家把剩下来的一点米煮成稀饭，没有盐，没有油，没有菜，暖一暖肚子算了。
《商市街》出版后获得了研究者们的一致赞扬，大家都注意到萧红写作技法的成熟。她的表达准确、真实，深富想象力。读《商市街》，多次想到吴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对简·奥斯丁的评价：“她提供的看上去是一些琐事，但却含有某种东西，它在读者的脑海中扩展，给外表琐碎的生活场景赋予最持久的生命形式。”这些话用来评价萧红散文也是适宜的——写下的是以往的琐事，但时过境迁后，这些事、这些人依然栩栩如生。某种程度上，写作《商市街》是萧红对何为生活的重新认取，正是在这本书里，她通过写下那些难忘的场景重新认取了生活的质地：原来饥饿是这样的，原来病痛是这样的，原来生活是这样的……虽然叙述声量不高，是“悄吟”的，但对于读者理解生活却是宝贵的。
《普通读者》（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PART
二
“郎华还没回来”
《商市街》并非关于两个青年男女如何在困境中相爱的故事，萧红写下的是他们日常相处时的复杂情感，以及与这情感相伴而生的细小裂痕。对此，作者并未掩饰。事实上，在第一篇《欧罗巴旅馆》里，叙述人开场介绍男主人公时就点明了：“他——郎华，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是过去式表达，这表明，在写作时，郎华已经不是悄吟的情人了；或者说，叙述人已经对这段感情深感失望。由此可以看出，《商市街》由一位受到情感创伤的女性所写，而两个人的情感走向，叙述人在开头便已告知读者。她带领读者共同开启了全知视角。而作为叙述人，她则拥有了叙述自由，可以重新放大她希望放大的，凝视、端详那一切；也可以放慢速度和节奏，将一闪而过的场景慢慢定格。某种意义上，41篇散文，便是那些慢慢定格的场景；无论何种场景，《商市街》中高频出现的句子都是“郎华还没回来”：
我听遍了过道上一切引诱我的声音，可是不用开门看，我知道郎华还没回来。
下午，郎华还不回来……看遍了这一些人，郎华总是不回来。
我饿了，冷了，我肚痛，郎华还不回来，有多么不耐烦！
郎华还不回来，他走了。
郎华出去了，把空漠的屋子留给我。
和“还没回来”相应的，是“郎华回来了”的场景：
郎华回来了，他的上唇挂霜了！
郎华回来，他的帽沿滴着水。
郎华回来吃饭，我对他说，他很不愿意作这事。
“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追赶到门外问他，好像很久捉不到的鸟儿，捉到又飞了！
“郎华还没回来”“郎华回来了”“一直到郎华回来”，这是《商市街》的核心句式。郎华是常常外出的那个人，他去赚钱，他去当铺，他去借钱，他去找工作。而悄吟，则是家中的等待者形象，她等着男人找到工作，等着他赚钱，等着他去当铺，等着他借钱，等着他带来衣服和食物。某种意义上，男人是这段关系的主导，他是女人在贫寒时期的依靠。书中多次写下女人对男人的依恋：“只要他在我身旁，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他按住我的胸口。好像给恶梦惊醒的孩子似的，心在母亲的手下大跳着。”“‘没有什么。怕狼，怕虎是不行的。这年头只得碰上什么算什么……’郎华是刚强的。”“第八天郎华才来看我，好像父亲来了似的，好像母亲来了似的，我发羞一般的，没有和他打招呼，只是让他坐在我的近边。”这是患难中的相处，萧红充满感情地记下了他们曾经的欢乐：
他连忙又取一片黑面包涂上一点白盐，他学着电影上那样度蜜月，把涂盐的列巴先送上我的嘴，我咬了一下，而后他才去吃。一定盐太多了，舌尖感到不愉快，他连忙去喝水：
“不行不行，再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
盐毕竟不是奶油，带给人的感觉一点也不甜，一点也不香。我坐在旁边笑。
她用欢快的句子生动地记下生活中的甜蜜：从当铺出来后去买糖，“经过街口卖零食的小亭子，我还买了两块纸包糖，我一块，他一块，一面上楼，一面吮着糖的滋味……走进房间，像两个大孩子似的，互相比着舌头，他吃的是红色的糖块，所以是红舌头，我是绿舌头”。她也记下了争吵，为了找工作，在广告牌子前站到十点钟才回来：
郎华找我两次也没有找到，所以他正在房中生气。
这一夜，我和他就吵了半夜。他去买酒喝，我也抢着喝了一半，哭了，两个人都哭了。他醉了以后在地板上嚷着说：“一看到职业，什么也不管就跑了，有职业，爱人也不要了！”
我是个很坏的女人吗？只为了二十元钱，把爱人气得在地板上滚着！醉酒的心像有火烧，像有开水在滚，就是哭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也和我同样。
回忆叙事并不是生活实录，而是带着省思回看，是属于写作者的第二次看见。也许当年并没有感觉，但重新回忆时，她意识到两个人的不和谐，很可能这些并不是爱：“起先我很奇怪，两人的感觉怎么这样相同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饿，才把两个人的感觉弄得一致的。”作品中也写到情感问题。郎华向“我”讲起以往情事，那位叫敏子的姑娘：“‘很好看的，小眼眉很黑……嘴唇很……很红啊！’说到恰好的时候，在被子里边他紧紧捏了我一下手。我想：我又不是她。”写下女人的“吃醋”时，她也写下他回忆前女友时的沉醉。事实上，在《商市街》里，她多次写下郎华与其他女性的交往。比如郎华和汪林在暗夜的院子聊天：“只要接近着床，我什么全忘了。汪林那红色的嘴，那少女的烦闷……夜夜我不知道郎华什么时候回屋来睡觉。就这样，我不知过了几天了。”
《一个南方的姑娘》里记述了程女士带来的情感波澜：“程女士要回南方，她到我们这里来辞行，有我做障碍，她没有把要诉说出来的‘愁’尽量诉说给郎华。她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讲述这些场景时，情场失意的“我”，变成了两个“我”，一个“我”看着另一个“我”，旁观郎华和其他女人的交往。把自我当作他者，才能如此冷静地记下当时恋人之间的对话：
“她对我要好，真是……少女们。”
“谁呢？”
“那你还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我其实知道。很穷的家庭教师，那样好看的有钱的女人竟向他要好了。
“我坦白的对她说了：我们不能够相爱的，一方面有吟，一方面我们彼此相差得太远……你沉静点吧……”他告诉我。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可以在《商市街》中看到萧红在二人关系中的地位，但她对情感的书写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从各种版本的萧红传记中都可以看到，萧红并没有将更私密、更受伤的故事呈现出来，而使用了“曲笔”——克制地讲述“我”，不任由自我膨胀和任性，有意将那些情绪的泡沫清理。由此，萧红将个人经验转化为许多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普遍经验。这显示出一位散文作家在面对真实生活时的“分寸”意识：重要的是呈现而非判断；既要完整讲述，又要不伤害他人；既要真实呈现，又要不过分夸大“我”。正是这样的冷静与克制，使《商市街》具有了真实之美，这是属于非虚构文体的魅力：它脱胎于自传，但不是自传；这个人是我，但也不仅仅是我——因为不过度沉湎于“我”的情感，因为平衡了个人与公众情感的关系，《商市街》才具有了优秀散文的质感。
《萧红大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萧红传》，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PART
三
“不做妇人那里懂得烧饭”
早在第一篇《欧罗巴旅馆》里，叙述人就写下过郎华和悄吟的不“同频”：
他问我了：“你哭了吗？”
“为什么哭呢？我擦的是汗呀，不是眼泪呀！”
简洁的问与答勾勒出两个人的脾气秉性：郎华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而女主角则瘦弱单薄，心思细腻，正在病痛中暗自挣扎。住进旅馆后，“我虽然是腿颤，虽然肚子饿得那样空，我也要站起来，打开柳条箱去拿自己的被子。小室被劫了一样，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她选择使用“虽然……我也要”的表述方式——没有抱怨对方为何不施以援手，却以一种极度内敛的方式传达着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越是压抑，越是显得浓烈：
到家把剩下来的一点米煮成稀饭，没有盐，没有油，没有菜，暖一暖肚子算了。
吃饭，肚子仍不能暖，饼干盒子盛了热水，盒子漏了。郎华又拿一个空玻璃瓶要盛热水给我暖肚子，瓶底炸掉下来，满地流着水。他拿起没有底的瓶子当号筒来吹。在那呜呜的响声里边，我躺下冰冷的床去。
萧红并未直接诉说内心的感受，但这一场景必定在叙述人脑海中多次闪回。最终，她选择写下——这正是“我”所经历的充满寒凉、饥饿、困苦与疾病的生活。伴随着情感上的痛楚和背叛，最终她确认了另一个自我：一个被放逐的、无家可归的、孤独的自我。正是在这种慢慢认知中，男人成为他者。被忽视的女性自我获得了情感的厚度和痛苦的重量。她写下一个有意味的细节：
郎华的夹衣上那样湿了，已湿的裤管拖着泥。鞋底通了孔，使得袜子也湿了。
他上床暖一暖，脚伸在被子外面，我给他用一张破布擦着脚上冰凉的黑圈。
当他问我时，他和呆人一般直直的腰也不弯：
“饿了吧？”
我几乎是哭了，我说：“不饿。”为了低头，我的脸几乎接触到他冰凉的脚掌。
卑微、克制和言不由衷的“不饿”都在此场景中展现出来，场景里透露着不和谐的主题。其实，在《商市街》里许多处，她写下了男人的漫不经心和满不在乎。
郎华还没回来，“我”在家里做什么？萧红多次写到烧饭经历，这位年轻的女性，感到发愁，感到懊恼，有深深的挫败感：
等他买木柈回来，我就开始点火。站在火炉边，居然间我也和小主妇一样调着晚餐。油菜烧焦了，白米饭是半生就吃的，说它是粥，比粥还硬一点，说它是饭，比饭还粘一点。这是说我做了“妇人”，不做妇人，那里会烧饭？不做妇人那里懂得烧饭？
火炉烧起又灭，灭了再弄着，灭到第三次，我懊恼了！我再不能抑止我的愤怒，我想冻死吧，饿死吧，火也点不着，饭也烧不熟。就是那天早晨，手在铁炉门上烫焦了两条，并且把指甲烧焦了一个缺口。火焰仍是从炉门喷吐，我对着火焰生气，女孩子的娇气毕竟没有脱掉。我向着窗子，心很酸，脚也冻得很痛，打算哭了。但过了好久，眼泪也没有流出，因为已经不是娇子，哭什么？
主妇的生活千篇一律，让人生厌：“早饭吃完以后，就是洗碗，刷锅，擦炉台，摆好木格子。假如有表，怕是十一点还多了！再过三四个钟头又是烧晚饭。他出去找职业，我在家里烧饭，我在家里等他。火炉台，我开始围着它转走起来。每天吃饭，睡觉，愁柴，愁米……”作为家庭主妇的悄吟，让人想到《伤逝》中的故事。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是由涓生的手记讲述的——当涓生在外面游荡时，子君在家里做什么？她所思所想是什么？小说并没有提供给我们，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子君自始至终也没有说话，离开涓生之后便死去了。虽然郎华和悄吟过着与涓生和子君同样贫穷的生活，但悄吟却与子君不同。《商市街》里，萧红写下了男人离开之后女人的工作——学习成为一名主妇。她做饭，挑水，煎土豆；去朋友处借钱，去当铺当衣服，去看招聘广告，试着求职。
某种意义上，《商市街》里埋藏着一位青年女性逐渐成长为家庭主妇的过程，我们从中看到萧红慢慢学习做妻子的那些努力：挑水、烧木柈、炒菜、做饭……《患病》中有一个场景，是郎华在构思作品，悄吟则挑水做饭：
“郎华呀！你在外边尽作什么？也来帮我提一桶水去……”
“我不管，你自己去提吧。”他在院子来回走，他又是在想什么文章。于是我跑着，为着高兴。把水桶翻得很响，斜着身子从汪家厨房出来，差不多是横走，水桶在腿边左摇荡一下，右摇荡一下……
菜烧好，饭也烧好。吃过饭就要去江边，去公园。春天就要在头上飞，在心上过，然而我不能吃早饭了，肚子偶然疼起来。
他要写文章，他不管家务。她开心地去挑水做饭，之后病得再也站不住了。当子君开口说话，她会像萧红这样讲述事实。她不控诉也无意抱怨，只是呈现事实，于是，我们从《伤逝》那里所看不到的，都在《商市街》里看见。
萧红（1911—1942）
PART
四
在写作中把“自我”重养一遍
《商市街》里，萧红有意无意间在文字中留下了多个“自画像”：“窗子在墙壁中央，天窗似的，我从窗口升了出去……高空的风吹破我的头发，飘荡我的衣襟……我的衣襟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的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每家楼顶的白霜，一刻不是银片了，而是些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我，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我们看不到她的眉眼，只看得到她的轮廓，那是在寒冷中的孤独的女人，有如一幅印象主义风格画作。《雪天》里，她画下被病痛侵扰的“我”：
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做黑色。
睡得背很痛，肩也很痛，并且也饿了。我下床开了灯，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间坐了坐，扒一扒头发，揉擦两下眼睛，心中感到幽长和无底，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屋子的墙壁隔离着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当一个人无助地待在房间，整个世界都成了别人的——热闹属于他人，孤独才是宿命：“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但是，这个“我”的际遇并不特殊。《春意挂上了树梢》是《商市街》中常常被分析到的一篇，她写春天的温暖明亮，同时，听到了哀声：
听着，听着吧！春在歌唱……
“大爷大奶奶……帮帮吧……”这是什么歌呢，从背后来的？这不是春天的歌吧！
那个叫化子嘴里吃着个烂梨，一条腿和一只脚肿得把另一只显得好像不存在似的。
“我的脚冻坏啦！大爷帮帮吧！唉唉……！
”有谁还记得冬天？阳光这样暖了，街树穿着芽！
看似充满春意的标题下，萧红看到残缺者，看到寒凉景象：“手风琴在隔道唱起来，这也不是春天的调子，只要一看那个瞎人为着拉琴而扭歪的头，就觉得很残忍。瞎人他摸不到春天，他没有眼睛。坏了腿的人，他走不到春天，他有腿也等于无腿。世界上这一些不幸的人存在着也等于不存在，倒不如赶早把他们消灭掉，免得在春天他们会唱这样难听的歌。”“瞎人他摸不到春天”，这一反讽式陈述使人更感春天的落寞。她看到更多落寞的人、病痛的人：
到这里来的病人，都是穷人，愁眉苦脸的一个，愁眉苦脸的一个。撑着木棍的跛子，脚上生疮缚着白布的肿脚人，肺痨病的女人，白布包住眼睛的盲人，包住眼睛的盲小孩，头上生疮的小孩。对面坐着老外国女人，闭着眼睛，把头靠住椅子，好似睡着，然而她的嘴不住的收缩，她的包头巾在下巴上慢慢的牵动……
作为写作者，萧红的“取景器”里总会看到偏僻的人群，听到偏僻之声：
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
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
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
三月。花还没有开，人们嗅不到花香。
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
这是被人间遗弃的人们，这些人中包括“我”，那个饥寒交迫的自我，那个深受病痛折磨的自我，那个常常感觉自己是弃儿的自我……“我”是“我”，但又不完全是“我”，还是穷苦人中的一员，由此，她躲避了自我书写中常见的自怨自艾而进入了更广阔的人间。
要特别提到的是，虽然萧红将自己视为受苦人群中的一员，但她并没有让自己完全融于大众，个体的独一无二的感受对她的写作极为重要。《商市街》中，她也写下对人的存在的思考：
我想：雪花为什么要翩飞呢？多么没有意义！忽然我又想：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没有意义吗？坐在椅子里，两手空着，什么也不做；口张着，可是什么也不吃。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机器相像。
“十分和机器相像”，但是，不是机器。当这位家庭主妇在思考人生的意义、人和机器的区别时，其实她也在工作中。尽管在《商市街》中萧红并没有正面写下自己的写作进度，没有写过哪篇作品的诞生或发表，但她的确是在勤奋写作。从1932年9月下旬住进欧罗巴旅馆，到1934年6月离开哈尔滨，萧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包括《弃儿》《王阿嫂之死》等在内的23篇小说和散文，那是她创作的第一个爆发期。只有在《册子》一篇中，她简要地写到过自己工作时的场景：
永远不安定下来的洋烛的火光使眼睛痛了。抄写，抄写……
“几千字了？”
“才三千多。”
“手不疼吗？休息休息吧，别弄坏了眼睛。”郎华打着伸欠到床边，两只手相交着依在头后，背脊靠着铁床的钢骨。我还没停下来，笔尖在纸上作出响声……
“吟真忙，又在写什么？”
“没有写，抄一点什么。”我又拿起笔来抄。
他们的谈话我一句半句的听到一点，我的神经开始不能统一，时时写出错字来，或是丢掉字，或是写重字。
蚊虫啄着我的脚面，后来在灯下作着阵，我才放下不写。
在困难的环境中写作、誊抄是萧红的日常生活——她不仅自己创作，也担任了萧军作品的誊抄工作。尽管萧红对于工作着的自己并不着意描写，但这寥寥几笔，便完成了文学自我的画像。这是家庭主妇萧红的另一面：
第二天我也跟着跑到印刷局去，使我特别高兴，折得很整齐的一帖一帖的都是要完成的册子，比儿时母亲为我制一件新衣裳更觉欢喜……我又到排铅字的工人旁边，他手下按住的正是一个题目，很大的铅字，方的，带来无限的感情，那正是我的那篇《夜风》。
那天预先吃了一顿外国包子，郎华说他为着册子来敬祝我，所以到柜台前叫那人倒了两小杯“哦特克”酒，我说这是为着册子敬祝他。
被大欢喜追逐着，我们变成小孩子了！走进公园，在大树下乘了一刻凉，觉得公园是满足的地方。
被大欢喜追逐着的两个人把所有的钱用掉，把衬衣丢到大江，换得一条死鱼。
等到吃鱼的时候郎华又说：“为着册子我请你吃鱼。”
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阶段，最前的一个阶段，册子就是划分这个阶段的东西。
这是小说集《跋涉》出版带来的喜悦，她将小说集亲切地称为“册子”，它不仅意味着创作阶段的新开始，也意味着她开始和萧军拥有同等的作家地位，而不只是家庭主妇——“我”是谁？“我”是那个受困于饥饿的女性，“我”是为情所困的女性，“我”是勤勉写作的人，“我”是拥有“册子”的小说家。那是她越过时光，重新看到并认取的自己——在印刷厂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时，她用了“特别高兴”“大欢喜”这些词语。
写作是确认自我，确认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当萧红记下那段远去的生活时，她也在回忆中把那个饥寒交迫的青年女人重新“养”了一遍，在内心深处把自我“养”了一遍——那些好的和不好的，那些快乐的和不快乐的，那些一直隐隐不适但又一直压抑的，那些羞于示人的但最终决定坦荡承认的……都来到笔下。用女性视角而不是别人的眼光看待那些人和那些事：《商市街》里的那个女人并不只是被动地等着男人养活的女人；那个女人在情感的失意中艰难地爬起来并建设着另一个自我……这便是真正的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是养育自己的女性眼光，坦然打量“我”和“生活”；是使“我”在纸上重新活一遍，使“我”的不为人知的心境重新复现；是以“我”的立场看到更广大的天地和情感的本质；是使“我”拥有对生活和自我的解释权。
《跋涉》，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PART
五
散文写作的取景器
因为有着强烈的自传体风格，今天的研究者及传记作者们都喜欢将《商市街》当作研究萧红的第一手材料，但萧红并没有着力写出她与那些文坛“大事”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回看那些岁月，她更想记下的是日常生活：看到面包和列巴圈，看到松子和包子，看到桌子和木柈……那些有钞票时的开心，那些被疾病缠身时的无助，那些在印刷厂看到铅字时的喜悦……萧红贴切地写出对生活的情感，这情感每次都能透过发黄的纸张传递给读者：“小洋刀好像剥着梨皮一样把地豆刮得很白，很好看，去了皮的地豆是乳黄色，柔和而有弹力，炉台上铺好一张纸，把地豆再切成薄片，饭已熟，地豆煎好。打开小窗望了望，院心几条小狗在戏耍。”这些平静而有质感的描写，带着写作者的温度。作为作家，萧红不以意义提纯她笔下的事物，这是她作为写作者的宝贵天赋。
《萧红传》中，平石淑子对于萧军和萧红处理相同素材时的不同写作手法进行了对比，尤其着重分析了两个人对“来了一位稀奇客人”的记述，萧军写下了短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在这部作品里，男主人公追溯了他与女主人公之间爱的过程，他向她保证，自己不去追随那个客人。“为了爱的缘故”成为这部作品的主题。而在萧红笔下，关于那个产生巨大情感波澜的故事，她只写了200多字，名为《生人》：
来了一个希奇的客人。我照样在厨房里煎着饼，因为正是预备晚饭时候。饼煎得糊烂了半块，有的竟烧着起来，冒着烟。一边煎着饼一边跑到屋里去听他们的谈话，我忘记我是在预备饭，所以在晚饭桌上那些饼很不好吃，我去买面包来吃。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谈完，于是家具我也不能去洗，就呆站在门边不动。
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
我只记住他是很红的脸。
为何只写自己待在门边不动，却不写具体的谈话内容？平石淑子认为：“并不是作者对此毫不关心，这可以从《生人》中由于太专心听别人谈话而把饼煎煳的记述中看出。然而萧红写作《商市街》的目的并不在此。她想要写的是，在那段时期，自己也曾作为一个人感受过、思考过。”这样的看法令人赞同，但是，萧军和萧红之所以有如此不同的处理方式，原因还在于他们对何事值得写、何事不值得写的判断上有着迥然相异的文学理念。《商市街》中写到一个细节，要离开哈尔滨时，郎华和悄吟有一段对话：
眼泪已经充满着我了。
“伤感什么，走去吧！有我在身边走到那里你也不要怕。伤感什么，老悄，不要伤感。”
我垂下头说：“这些锅碗怎办呢？”
“真是小孩子，锅，碗又算得什么？”
我从心里笑了，我觉到自己好笑。在地上绕了个圈子，可是心中总有些悲哀，于是又垂下了头。
这是极平常的对话，但从中可以看出两个人生活观的差异。离开时舍不得锅和碗，这看起来真的很好笑，但是，当作为作家的萧红写下这段话时，可能还包含着她对何为生活的另一种理解——他人感到好笑的事，在她那里却是“悲哀”。萧红有着天生的艺术直感，某些细小的事物在她那里值得大写特写，但在另一些写作者那里，甚至不值一提。一如萧军，他为此书所做的《读后记》中包含了他对《商市街》的复杂态度：“因为这书里有我，于是就觉得自己也应该有权利写两句话似的？读者如认为多余，那么我觉得这部书的印出，根本就是多余。怎么说呢？这仅仅是一点不折不扣的生活纪录。但我爱它，正因为它不折不扣，有我们自己一些什么在里面……所以我们爱它。也许读者从这里面会寻出点别的，这又是我们愿望以外的事了。”在萧军眼里，《商市街》“仅仅是一点不折不扣的生活纪录”，而对于萧红而言，这一切值得写一本书。
《萧红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萧红写作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新式散文兴盛之际，当时的著名散文家包括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朱自清等，很明显，萧红的散文风格与这些作家并不接近，而是独树一帜。作为一位新锐散文作家，她使用女性视角，以女性眼光和感受书写一切，她使那些厨房里的日常、孤室里的悲苦、春天里的哀声都变成了新的文学景象——萧红是善于发掘日常生活魅力的写作者，有着出色的语言表达力和敏锐的感受力，正因如此，她能以轻盈的方式将看似不值得书写的内容转化为生动有趣、生机勃勃的生活宝藏，那些普通生活因为她细腻生动、极富表现力的表达而呈现了普遍性，成为一种美。
如果萧红没有写《商市街》会怎么样？有关商市街的生活便被永久湮没在时间深处。因为书写，往事最终被赋予了光泽和质感——萧红开创了关注日常生活的现代女性散文写作传统。今天的读者喜爱张爱玲、三毛、张晓风、李娟的散文，实际上她们与萧红有着共同的审美追求。在这些作家那里，并不是只有人生大事、历史关节才值得记下，那些普通生活中的细小也值得书写，任何角落发生的小事都有记录的价值。以女性眼光关注生活并发现日常之美，是百年女性散文写作的优良传统。
在《现代散文》一文中，吴尔夫强调了“我”在散文写作中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懂得怎样写作，才能在文学中利用自我；这个自我虽是文学的要素，却也是它最危险的敌手。永远不是你自己而又永远是你自己——问题就在这里。”《商市街》的成功，其实便在于有分寸地使用“我”，这个“我”使人亲近，使人感受到真实。但这个“我”是“我”，又不仅仅是“我”，而是萧红通过写作分泌出来的新的自我。《商市街》中，萧红剥离了个人化的情绪宣泄，她以抽离自我的方式写自我，最终使自我的世界变得辽远、阔大。《商市街》里对“我”的另一种处理方法则是，将“我”置于人群之中看世界，却并不从众，“与大多数有教养的、善意的人们共享稀释的思想和感觉，对他来说纯粹是折磨。当我们其他人专心聆听，深深受益时，‘我’却溜到树林和田野中，为一片草叶或一颗土豆而感到喜悦”。很显然，萧红是为一片草叶或一颗土豆而感到喜悦的写作者，在《商市街》里，她写下了对面包、对小鱼、对花朵、对草褥子、对松子、对小锅的情感。
今天，我们在哈尔滨的街道上游逛，已看不到商市街这个街道名称。不过，萧红笔下的商市街生活早已进入了我们的散文写作传统，进入了我们的文学版图。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一般项目“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当代传承”（2024JZDZ050）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东吴学术》2025年第5期，注释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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