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拉卡托斯的“硬核”和“保护带”理论，鲁迅思想最主要的“硬核”是揭露批判国民劣根性，进而改造国民性来树人立人，其他思想大多是其“保护带”。也可以说，“国民性”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落脚点。

鲁迅之所以如此重视国民性，有梁启超的影响。鲁迅年轻时大量阅读了梁启超的作品，梁启超改造“国民性”以及小说启蒙的思想对鲁迅有着根本性影响。

也有他自己的思索，他早在日本留学初就已开始思考国民性问题，他经常同许寿裳讨论“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更有“幻灯片事件”的刺激，让他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主要内容是首先揭示和批判国民的众多劣根性，如阿Q“精神胜利法”的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如未庄人的势利功利欺软怕硬，如《药》里围观夏瑜被杀的国民愚昧麻木。

具体而言，国民劣根性首先是阿Q代表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里面的精神胜利法内涵丰富，它至少有五个特征：比过去、比未来、自以为是、自轻自贱、自我安慰。

自以为是和自轻自贱貌似矛盾，却又“和谐”统一，即有时自以为是有时又自轻自贱，这恰恰反映了骨子里的愚昧。

精神胜利法本质上是自我安慰自我麻醉，进而会导致麻木。

因此精神胜利法危害极大，会麻痹国人进而不敢睁眼面对现实，也就谈不上改变现实。需要批判精神胜利法，需要清醒过来直面现实，但也要承认有时适当的精神胜利法安慰开导自己也是需要的。

《阿Q正传》里的未庄民众还典型地反映了国民势利功利欺软怕硬的国民劣根性。如本来大家以为阿Q是赵家的人而对他很尊敬，后来发现他被赵太爷打了，大家就瞧不起他了；阿Q从城里发了财，大家又开始尊敬他了；后来大家知道他偷东西，又开始瞧不起他了；阿Q“参加”革命党后，大家又开始尊敬他了；阿Q被抓被杀后，大家又开始瞧不起他了。

这便是鲁迅批判的国民的“怯弱”、势利，他们抽刃向更弱者，他们一旦自己翻身做了“主人”或“奴隶总管”便会“以抽鞭为己任”。这当然也反映了国民的愚昧。

国民的麻木冷漠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也是他着重揭示批判的，进而导致他小说里面出现了典型的“看与被看”、“吃与被吃”模式。

在《药》里面烈士夏瑜被麻木不仁的群众围观砍头，他的“人血馒头”还被华小栓给吃了。

在《示众》《复仇》等其他很多作品里，鲁迅对“吃瓜群众”也都有很明显很犀利的揭示批判，乃至认为需要反围观围观群众。

鲁迅小说的大多数主人公如阿Q、闰土、祥林嫂也都是愚昧麻木的，鲁迅对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即使有人偶尔觉醒，如《离婚》里要离婚的爱姑但骨子里还是愚昧的，被玩鼻塞的七老爷吓住了。

鲁迅揭示批判的国民劣根性还有不少，如《阿Q正传》里阿Q代表的“投机”、《故乡》里鲁四老爷代表的保守、《孔乙己》里孔乙己代表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等。而这些国民劣根性的本质都是愚昧麻木。

总之，鲁迅认为多数国民都是愚昧麻木的，都是困在铁屋里熟睡的，都是“瞒和骗”的，因此需要文艺呐喊来唤醒他们。即第二步，通过呐喊唤醒国民，也即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国民成为“真的人”。

他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即使在抗日热潮中，他依然坚持启蒙，认为要“不做他族奴隶，更不做同族奴隶”。

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非常深刻准确，可以说切中了中国社会的要害。国民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国民性健康，社会才会健康发展。

这个思想至今也依然没有过时，我们今天依然非常需要改造国民性。

但鲁迅的这一思想也有缺憾，即鲁迅没有认识到或说清楚国民性是可以演变的，而国民性演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如中国愚昧麻木的国民劣根性主要是元明清专制制度造成的。

所以，与国民性改造同样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即文化精神和制度建设都非常重要。

另外，我们的国民性除了国民劣根性，其实也有淳朴、善良等好的国民性，需要对我们的国民性有更多的“同情之理解”和“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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