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6日深夜一点，连部吗？别再派人来，这里还撑得住！”电话那头传来沙哑而坚定的声音。四平城西，气温零下二十度，炮声与风声搅在一起，仿佛铁片刮过耳膜。
蒋军新一军、新六军和七十一军在3月初就把话撂得响亮，要二十天拿下四平。新一军自称“天下第一”，扬言“四十八小时足够”。对面是才组建不久、番号还带着“保安”二字的东北保安一旅。双方兵力并不对等，装备更是天差地别，可是，真正定胜负的往往是人。
4月17日拂晓，铁路西侧的前后悖林子阵地遭到上百门火炮覆盖。一分钟五十多发炮弹砸下来，地表被刮成焦黑的月球。两个一线地堡瞬间削平，十一连一排除副排长以上的全部壮烈牺牲，守军只得退至第二线。对蒋军而言，这似乎是个开门红；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接下来要撞上的，是五个人撑起的“硬钉子”。
第二线的守将是十连三排，剩余兵力不过一个班。炮火刚停，敌步兵一个营扑了上来，喊声盖过了硝烟。堡垒里站起的那个身影叫窦玉芳，山西洪洞人，26岁，长着一副不显眼的瘦脸，可手里的刺刀像带电。副班长阵亡后，他成了临时指挥。
窦玉芳没有守，而是反攻。他挑选王国兴、张国胜、谢川荣、罗毕四人，一抹黑冲进已经易手的壕沟。三十米处连续三记手榴弹爆裂，爆烟还没散尽，五条身影已经掠进敌群。短促刺刀碰撞声持续不到五分钟，地上躺下了四十多具尸体，两个地堡又挂上了八路军小旗。
夜幕降临，气温再降，风把积雪吹进弹孔里。五个人边挖边垒，把残破的工事堵得严丝合缝。没有热饭，只有半袋冻成冰块的高粱米；没有棉被，只能靠在地堡内壁猫着。王国兴悄声说：“排长，要是明天炮再这么轰，人都埋里头了。”窦玉芳抬头，看见暗处雪花被火光映成血色，只回了一句：“埋在这儿也不能让它塌。”
18日凌晨四点，敌炮复响。泥土炸得向天飞，五人差点被活埋。撤离无路，增援无望，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炮火一停，敌步兵再度冲锋。三十米，这一次窦玉芳没喊，他直接甩出五捆手榴弹。爆炸卷起的烟柱里，冲锋队像断了线的纸人横飞。第一轮反扑，就这么被拦腰截断。
天亮后，蒋军把轻重机枪全部推到射界内，炮弹密度提到每分钟六十发。堡垒顶部被削得几乎齐平，墙面开满蜂窝。火力死角钻进来七名敌兵，离地堡只有十几米。窦玉芳端枪起身，冲到露天位置连掷数弹，七个黑影瞬间没了动静。高射机枪撕过空气，溅起碎石，他摔回坑里，两耳轰鸣，额头挂血，却一句话没多说。
连部发来的接替命令三次被回绝。通信员第四次匍匐到堡垒入口时，窦玉芳只抛下一句话：“人没倒，阵地不能换。”语气不高，压着火线的炮声也压不住。
吃的断了，子弹不多，五个人在炮坑里翻找遗留的弹药。一个夜班下来，王国兴捡回两箱子弹、几支三八大盖，还有几片干粮渣。谢川荣打趣：“敌人算是给我们补给了。”短促的笑声一过，又归于寂静。没人再提累不累，反正一闭眼就是炮声。
四天四夜，敌人发动二十八次冲锋，规模最小的是半个连，最大的一次几乎倾其一团。第五次天亮时，前后悖林子依旧插着那面被炸得卷边的红旗。蒋军炮兵观察员报告：“目标仍在，未见突破。”指挥所里有人摔了望远镜，恶狠狠骂了一句。
四平的防线因此稳住了。敌攻速率被拖慢，后续增援赶到，态势随之反转。战史里写的是部队协同，可很多老兵清楚，这个缺口之所以没被撕开，是因为那五个人不肯后退半步。
战后统计，窦玉芳小组共毙伤敌二百余，缴获机枪两挺、步枪四十支、子弹若干。更重要的是，他们守住的那道廊线，为之后东北野战军夏季攻势赢得了时间。四十四军给了窦玉芳“四平特级英雄”的称号，奖状发到连队那天，他正抱着步枪睡在墙角，身上依旧是硝烟味。
1947年6月16日，第三次攻打四平城，窦玉芳在突破敌城墙时胸腹多处贯通伤，被紧急转送后方救治。医生使尽办法仍无力回天，宣告时间定格在傍晚。消息传到前线，战友没举行追悼，只是把他的钢盔挂在同一个地堡门口，用刺刀刻下：“此处无退。”
有人问，一名下士带四个人，凭什么能顶住成营之敌？老兵耸肩：“他信得过刺刀，也让兄弟们信得过他。你想退，他瞪你一眼，你就得站住。”话粗，却足够写进记录。
四平保卫战之后，新一军“天下第一”的招牌掉了泥，蒋军东北战略节奏被彻底打乱。几年后回顾，许多战例都带着宏大叙事的光环，而那四天四夜更像刀口上的火花，短促、炽烈，却把胜负天平硬生生掰向另一端。
窦玉芳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荣誉称号，还有那句再普通不过的誓言：有我在，阵地在。兵书里找不到这种章节，可每次翻到四平战报，读到五个人抵住二十八次冲锋的统计数字，依旧会让人背脊一紧——因为那是真正写进泥土和鲜血里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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