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总说明朝人识字比清朝人多，说是清朝当权的压着读书不让人学，可一翻史料就发现没那么简单，明朝进士里四成是平民出身，常被拿来说读书机会公平，但进士出身和整个社会的识字率能一样吗，就像现在能考上清华北大和普通大学生根本不是一回事。
有人拿明朝社学说事，说洪武年间五十户就得建个学，不建就罚家长，到万历年间全国社学过万，嘉兴入学率还到八成，可你想，强制让孩子上学，就能保证学得好吗，明朝末年湖南石门县私塾六十多所，到清朝初就剩十七所，这就能说清朝教育差吗，换个县，换个朝代初期的数字比，就像拿北京高考人数跟西藏比，根本没道理。
清朝八旗子弟上学的有七成，比明朝江南有钱人家的孩子读书的机会还多，可普通百姓呢，晚清湖南有些地方的农民一半人不会写自己名字，可这数据只来自个别县，还是特殊时候的，就像现在拿疫情期间上网课的人数，就说全国教育水平怎么样，明显不对劲，民间契约找人代笔的从六成降到四成，说明自己会写字的人多了，这种变化难道不是进步吗？。
印刷业的发展更看得出变化，清朝刻的书是明朝的三倍，蒙学课本的产量翻了四倍，苏州年画里抱着书本的娃娃，从十分之一变成快四成，说明识字教育慢慢进了寻常百姓家，清朝人口比明朝多了一倍，教育资源紧张得多，可男的识字的还是占三到四成，女的也有两成到一成，这样的增长，算不算真本事。
要弄清两朝谁识字率高，得先说清楚怎么算，有人拿能不能写自己名字当标准，有人拿能不能读小说当标准，标准不一样，结论自然对不上，就像现在说谁家孩子聪明，有人看考试分数，有人看动手本事，尺子不同，吵来吵去也没个定论，明朝商人天天写账本签契约，清朝《申报》的调查数据又少，这些零散例子就能代表整个社会吗，换个法子看，清朝民间冒出三千多个票号账房，徽商家里七成孩子都念过书，这不就是生意多了，人就得识字吗。
历史真相常常被数据带着走，明朝苏州八成市镇都有学校，清朝旗人教育算得上全覆盖，可直隶农村识字的人还不到三成，同一朝代不同地方差这么多，拿两个朝代比更难，就像现在说东北人和海南人谁识字多，得看是哪个县哪个村，清朝教育确实有城乡差别，但把问题全怪到捐纳制度头上，可能亏待了那些悄悄办学的州县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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