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川西高原上，十万红军刚在懋功会师，欢呼还没落定，分裂就悄悄来了，主席盯着地图上南北分开的箭头，心里像踩进一片湿泥地，红四方面军里，董振堂捏着北上的路线图，眼里压着说不出的急，他知道，这回怕是再也见不到那面绣着红五星的军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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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兵的念头在会师那天就埋下了，张总政委的帐篷里烟味很重，他提了分兵筹粮的事，朱德把烟斗转了半圈，没说话，但点了头，左路军的名单上，董振堂的红五军团被放进了张政委那一边，这西北军出来的汉子大概没想，自己成了别人手里最沉的那颗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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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的雨季来得比预想的早，嘎曲河边，董振堂卷起裤腿要带兵过河，张政委的秘书一巴掌打过去，所有念头都碎了，五军团一个排的枪被当场收走，刘伯承看着老部下涨红的脸，压着嗓子说，老董，这仗现在不能打，当晚篝火边，董振堂把半块发霉的青稞饼扔进火里，火星一窜，他盯着北方，轻声说，总得有个说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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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高台城破，董振堂的枪在乱里掉了，马家军的马蹄踩着土响，他最后朝西北看了一眼，那儿有主席写给他的信，还锁在左路军司令部的铁皮柜里，等红一方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谁也没再提那桩被草地吞了的打算，要是董振堂的队伍早些往北走，也许那些事不会那么硬，那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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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翻开发黄的战报，分兵两个字总跳出来，主席晚年整理文稿，每次翻到懋功会师那页，都会折个角，好像这样就能把时间折回那个下雨的夜里，让董振堂的军团绕开那条满是血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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