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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究竟用什么才能解释列宁在4月初处于十分孤立的处境呢?一般来说,怎么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呢?还有怎样做到重新武装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呢?从1905年起,布尔什维克党就一直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下开展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个口号及其理论根据都是列宁提出来的,孟什维克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为反对“有可能实现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与孟什维克相对立,列宁认为,俄国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来领导本阶级的革命了,只有结成了紧密联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将反对君主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按照列宁的观点,这个联盟的胜利必将导致民主主义专政的建立,这个专政不仅不能跟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而且相反,它与后者是对抗的,因为它的任务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不是建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形式,而仅仅是对中世纪的奥吉亚斯牛圈进行无情的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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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公式

革命斗争的目标完全是由三个战斗口号——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八小时工作日——来确定的。用俗话来说,它们就叫做布尔什维主义的三头巨鲸,这类似于古老的民间传说中把大地驮在背上的三头巨鲸。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能否实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农民能否完成它自身的革命,也就是取决于农民能否建立有能力消灭君主制度和贵族土地所有制的新政权这一问题的解决。

诚然,民主专政的口号要求工人代表也要参加革命政府。不过,这种参加政府的行为预先就只限于无产阶级在解决农民革命的任务时仅仅充当左翼盟友的角色。因此流行的乃至正式认可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除了表示工人政党动用自己武库里的政治武器帮助农民,向他们提示消灭封建社会的最佳手段和方式,以及指出怎样把它们运用于实际以外,再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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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什么场合,谈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绝对不等于无产阶级利用农民起义来达到下面的目的:即依靠起义,把自己的历史任务即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上议事日程。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着严格的区别,二者是对立的。从1905年春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就一直受着这种思想的教育。二月大变革的实际进程打破了布尔什维主义习以为常的公式。革命确实是由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完成的,主要是由出身为农民的士兵发动起义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事件的实质。

假若革命延续到和平时期的话,沙皇政府的农民军队的举动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战争条件下数百万人的军队最初把农民身份完全掩盖起来了的话,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起义胜利以后,工人和士兵结果成了时局的主宰力量。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可以说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建立起来了。然而,二月事变实际上导致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建立,而且有产阶级政权的存在仅仅是以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政权没有坚持到底为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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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牌都混杂起来了。代替革命专政亦即最集中的政权的是建立了两个政权的不稳定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统治集团极为有限的精力都白白地耗费在克服内部的争执中去了。事先谁也没有预见到会出现这样的体制。实在无法做出这样的预见,即它不仅指出事件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指出这些趋势的偶然结合。“有谁能够在从事最伟大的革命的同时预先知道如何将它进行到底呢?”

列宁后来这样问道,“从哪里可以得到这样的知识呢?它不可能从书本中获得。这样的书是没有的。我们的决定只能从群众经验中产生。”注12然而,一般人的思维是保守的,而某些革命者的思维有时尤其如此。身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继续保持着陈旧的公式,他们只是把二月革命当作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来接受,尽管革命明显包含了两种互不相容的制度在内。3月月底,鉴于“全民革命取得的胜利”,李可夫代表一批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从西伯利亚发了一封祝贺电报给《真理报》,内称这次革命的“任务是争取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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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党内同志无法接受他的讲话

所有身处领导岗位的布尔什维克无一例外地——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人例外——认定,民主专政还将继续下去。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耗尽了自身力量”以后,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将会作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预备形式建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展望。结果从二月革命中诞生的制度不仅没有为民主专政做好准备,而是成了这个专政根本行不通的生动和全面的证据。至于说妥协主义民主派把政权奉送给自由主义者,那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克伦斯基的浮躁和齐赫泽的短视。

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在随后的8个月期间,民主派一直在竭尽全力为维持资产阶级政府而进行斗争,一直在镇压工人、农民和士兵,终于在10月25日牺牲在资产阶级的盟友和卫士的岗位上。如果说自己面临着伟大任务和拥有群众的无限支持的民主派自愿放弃了政权,那么导致这事发生的不是政治原则或者政治偏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对自身处境的绝望情绪,这在国家、人民和各个阶级生存的基本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的战争和革命时期尤其如此,上述情况从一开始就是相当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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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权杖交给米留科夫的小资产阶级同时说道:不,我是无力承担这些任务的。把妥协主义民主派抬举起来的农民本身就含有资产阶级社会所有阶级的初级形态。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不过在俄国,这个阶级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起过重要作用)一起构成了过去曾经分化出,现在继续分化出新阶级的原生质。农民总是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对无产阶级,一张面对资产阶级。

像社会革命党这样的“农民”政党所持的不偏不倚、居间调停和妥协主义的立场只有在政治发展相对停滞的条件下才能维持下去;在革命时代小资产阶级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刻不可避免地要降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为了阻止民主专政成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桥梁,他们把它消灭在萌芽阶段。但是,它们这样做恰恰为无产阶级专政开辟了道路,只不过是从另一端开辟的:不是经过它们之手,而是通过反对它们而开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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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进一步发展显然只能以新的事实而不能以旧的公式为出发点。通过自己的代表,群众在半违背自己的意志,半不顾自己的想法的情况下被拖进了两个政权体制。从今以后,他们该从头到尾穿越这个体制,以便凭自己的经验深信这个体制既不能给他们带来和平,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土地。疏远两个政权的体制意味着群众从现在起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决裂。

不过十分明显的是,工人和士兵在摧毁两个政权的全部结构时,政治上便转向布尔什维克,这除了意味着依托工农联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外,实在不可能表示别的什么意思。在人民群众遭到失败的场合,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只能是资本家的军人专政。在上述两种场合,“民主专政”都是被排除在外的。布尔什维克将视线瞄准民主专政时,事实上是转而面向了过去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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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新的出发点

带着把党领上新道路的坚定意图回来的列宁正赶上他们处于这种状态。直到二月革命之初,列宁本人确实也没有用别的东西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公式,哪怕是有条件和假设的也没有。这种说法是对的吗?我认为不是。革命后党内发生的事情简直是太明显地暴露出了重新武装的滞后性。况且,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列宁一个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为此做好了准备。他把自己的钢块加热到了白热的程度,并且把它投进战争的火炉重新熔炼。

在他的心目中,历史进程总的前景已经发生了变化,战争造成的震荡把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爆发的日期突然提前了。在列宁看来,俄国革命仍然还是民主革命,不过它必定会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欧洲革命也必定会把落后的俄国卷入自己的旋涡。在离开苏黎世之际,列宁总的构想就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列宁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这样写道:“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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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有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90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宁第一次提到了俄国无产阶级将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就是把革命限定为民主主义目标的布尔什维主义旧立场和列宁在4月4日自己的提纲中首次向党提供的新立场之间的连接环节,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仍然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也是与传统相矛盾的,最后,简直是无法装进头脑中去的。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件事,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之前和爆发之初,人们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指在俄国一国范围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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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24年以前这种“可能性”的思想根本没有被任何一个人说起过,大概也没有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里出现过),当时被称作托洛茨基主义的是指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西方无产阶级更早地夺得政权的思想,是指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停留在民主革命专政之内,而应当采取初步社会主义措施的思想。如果说列宁的四月提纲被人指责为托洛茨基的提纲,那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参考资料
试论列宁与党内反对派[J]. 吴善群.龙岩师专学报,1997(01)
“朴素的阶级感情”有积极作用吗[J]. 马玉清.青海社会科学,1980(02)
列宁正确处理党内意见分歧思想研究[J]. 花凤春.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19(01)
团结的目的[J]. .当代贵州,20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