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树：长得落落大方，19岁嫁给王明，生下3个娃后结局怎么样？|孟庆树|季米特洛夫|武汉|王明|翻译|莫斯科

1930年11月22日夜，龙华监狱的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孟庆树披着旧呢子大衣踏出门槛。黑暗中先伸出一只手臂，低声提醒：“别怕，有组织在。”声音紧张，却极有力量。孟庆树回握那只手，鼻尖微酸——四年漂泊与斗争的重压，在此刻突然松动。

浓雾退散，灯光摇曳，她的思绪又被拉回到几年前。1926年，风雨如晦，她从安徽寿县千里赴汉口，考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那时才17岁，眉眼清秀，背脊却挺得直。课堂上，她能把“辎重教範”讲义记得清清楚楚，操场上也敢扛着步枪跑全程。学员们私下里称她“黄埔花木兰”，她只是淡淡一笑：“当兵就要像个兵。”

大革命失败，武汉分校提前结业。旋即，她被派去第二方面军野战医院做护士。临时手术帐篷里，血水和碘酒味混作一团，孟庆树一边递止血钳，一边低声鼓励负伤战士。忙到深夜，抬腕一看才知道自己袖口早被血浸透。

1927年底，党组织挑选青年骨干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孟庆树被列在名单上。初到莫斯科，入冬的伏龙芝大街冷得刺骨，宿舍窗户也透风。她围着围巾读列宁文选，对面桌子传来一句略带乡音的俄语朗读，引得她抬头——那就是王明，安徽老乡，年长六岁，个子不高，眼神却亮。

同乡的身份让两人很快熟络。图书馆里，王明时常帮她查俄文资料，顺手塞来一张翻译笔记。一次放学途中，他递给她一封折得方方正正的信，说：“庆树同志，这点拙作，还望斧正。”话音未落便快步走开。回宿舍拆开一看，竟是一首热烈的情诗。末尾写着一句话：“此情若得成眷属，革命路上更同心。”那一夜，雪敲窗棂，她通宵未眠。

示爱信并未立刻融化她。她心里清楚，海外很多学员把感情当作消遣，而她更在意事业。王明却不气馁，俄语讲义一有新版本，总第一时间给她；党史讨论会结束，他坚持护送她穿过寂静的万人广场。期间，他的机灵、勤奋、雄心，一点点镌刻进她的印象里。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王明受校长米夫赏识，出任翻译科主任。会议筹备需大量懂俄语又熟悉国内实际的干部，王明把目光定格在孟庆树身上。有人提醒他：“选人别夹带私情。”王明摆摆手：“她的能力够用，这事不掺半分私心。”事实证明，他没押错宝。孟庆树三天内理顺资料、协调会场设备，缺员环节也能即刻顶上。会议顺利闭幕，她赢得满堂赞许，心里对王明亦多了信任。

真正的考验随即到来。1929年初，她奉命回沪东区委做妇女工作。纱厂女工们深夜加班，门口蹲守常有探子。一次联络过程中，她被特务盯上，在车站遭逮捕。龙华监狱里，铁门重锁，墙壁渗水。探监室的玻璃窗下，王明压低嗓音：“一定挺住。”她点点头，没让泪掉下来。

营救方案几经易稿，终在1930年11月22日成功实施。出狱当晚，她随组织车队转移。车厢里，她第一次握住王明的手，轻声却笃定：“往后并肩。”那一年，她19岁，王明25岁。

成婚并未让二人退到后方。1931至1934年间，他们辗转上海、闽西、瑞金，编报纸、联络地下交通、训练妇女游击队。敌人悬赏捉拿，夫妻对子弹早已习以为常。有意思的是，每次工厂夜校开课前，王明常用粉笔在黑板角落写一句俄语“Смелее”，意为“更勇敢些”，孟庆树则在下方添一句中文“且将热血写春秋”。

抗战爆发后，二人于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经新疆、兰州辗转抵达武汉。不久，他们把出生仅一岁的女儿王芳妮托付给季米特洛夫抚养，再赴前线。前方炮火连天，夫妻俩仍然分头奔走，王明在中共领导层内高唱“王明路线”，孟庆树则在武汉、重庆间穿梭组织妇运。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王明政治声望急转直下。1943年，他赴苏治疗肺病，旋即留在莫斯科。孟庆树带着年幼的二子一女跨过千山万水到达苏联，租下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公寓。那年严寒，她把能烧的木料都用来生火，自己裹着旧军大衣给孩子讲“铁流二万五”故事，嘱咐：“记住，你们的根在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莫斯科。王明闻讯失声痛哭，他的过去早已与中央决策失之交臂，只能远望华灯初上。孟庆树默默递过毛巾，没有多言。她明白，政见有异，但家是家，她要守住。

随后数年，王明病情反复，心衰、肺病轮番折磨。1956年1月30日，他们踏上回莫斯科治疗的航班。途中王明突发心脏骤停，随行医生慌张翻遍药箱，却发现针头损坏。孟庆树从手袋里掏出备用针头，交给医生。连续三针肾上腺素后，心跳回来了。即便旁人不解她为何如此坚定，她自有答案——誓言不是战壕里的口号，而是日常里的举动。

三名子女在寒带长大，俄语流利，各有专长。长子王丹芝醉心文学，成为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译者；次子王丹丁从伏努科沃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在莫斯科红旗学院教授中文；幼女王芳妮爱好戏剧，终身留在俄罗斯，是著名的话剧演员。苏联解体后，王丹丁志在桥梁事业，多次组织武术文化交流，把少林拳带进莫斯科大学的体育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