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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前的曾国藩，就面临过这样一个地狱级的难题。一边是皇帝从京师发来的急诏，要求他迅速回援。另一边是自己穷尽一生也要颠覆的太平天国，同样关乎国家的生死。
他无论做出什么选择，不仅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样会影响国家乃至近代史的走向。
答案似乎一目了然，还没等曾国藩作出选择，北京那边已经有了结果。
曾国藩的选择为什么会让人大跌眼镜，那就得看看他当时面临的格局是什么样。1860年9月的中原大地上，正上演着两场截然相反的生死角逐。
北方，皇帝仓皇出逃
8月，烂泥沟的天津海滩上突然出现了1.8万的洋鬼子，他们一路前进，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轻松穿过了清军的防线。
到9月21日的时候，在八里桥，他们一拳打碎了满清引以为傲的骑兵，且是最后一支整支的骑兵。
冷兵器时代的骑兵所向无敌，但在热兵器面前，他们就是移动的活把子，步枪、火炮能将他们成片的撂倒，僧格林沁也毫无办法，只能坐视自己3万精锐全军覆没。
战斗在半天的时间里结束，22日凌晨，咸丰已经收到了消息，他的心态崩了，他的胆怯一露无疑。马不停蹄的带着后宫的嫔妃北逃了，当然名义上是北狩，实际上就是被吓跑了。
英法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北京城，在这个古老的巨人面前胡作非为。
咸丰逃跑的那一天，南方的曾国藩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此时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安庆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这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曾国藩和湘军花费数年时间才达成的合围计划。
只要拿下安庆，那么太平天国也就无险可守。覆灭它，也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安庆一战至关重要。
2万湘军最精锐的尖刀全部用在了包围战上，他们不仅要正面进攻，还要抵挡陈玉成的10万援军。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9月25日，一道不期而遇的圣旨，从遥远的热河发到了安徽祁门。
圣旨上的字挺多，但意思就一个，要求曾国藩必须派军北上勤王保驾。
旨意一来，曾国藩心里犯难了，如果按照它的安排，那么鲍超要带着他的本部兵马5000精锐，日夜不停的往北赶路，可现实也有种种困难在限制着这一行动。
首先来说，即便把人派去了，能不能救得了还真不一定。5000多的兵马虽然不多，但大多都是步兵，一天能走的路程十分有限，安徽到北京超过了1000公里，不走上一个半月恐怕不行。
这样的话，等人到了，仗也就打完了，岂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去了。
第2个问题是，曾国藩也离不开这5000精兵。
投放在安庆保卫战当中的兵力，全部是曾国藩精心调教的。如果把5000人抽走，那么2万人的包围格局就会被打破，不但无法实现安庆的作战目标，甚至还可能被陈玉成的10万大军反包围，进而使整个湘军覆灭。
一旦拿不下安庆乃至将军覆灭，那么，整个清朝面临的可是太平天国的疯狂反扑。
最后一个问题则是，维持势力均衡。湘军虽然是战场上的主力，可是这支队伍也带了私家军的性质，不仅是汉人武装，更是曾国藩的私军，满洲贵族对他们一直是既用又防。
先不说鲍超去了北方归谁节制的问题，就是湘军在南方建功立业，也会受到满人的眼红妒忌。
鲍超一去肯定会被当成战场上的炮灰使用，到时候湘军的势力就会大大受损。
还有关键一点的是，曾国藩始终认为太平天国才是国家的心腹大患，英法到来无非是想要点特权，要点钱，霸占点土地而已。
如果仅仅为了治好皮肤病，就要开膛破肚显然不对。
圣旨既然来了，如果抗旨那是死罪，但如果一味的执行，那也意味着死路。
曾国藩不愧是官场上的老油条，他使了一招官员们常用的计策，拖。
接了圣旨之后，曾国藩没有派鲍超立即行动，反而是提笔写了一封奏书，言明鲍超只是一员猛将，但非帅才，请求由他本人或者胡林翼带队北上。
从他写完奏折，再由安徽送往热河，朝廷还在开会讨论一下，然后再发回安徽，一来一回，没有十几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肯定完不了事，这就为曾国藩争取了时间。
这种做法既让自己掌握了主动，保持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同时又赢得了时间，更重要的是表现了自己迫切希望勤王的姿态。
圣旨是9月25日到的安徽，10月24日、25日奕訢已经在北京把战争结束了。
等甚至再次到曾国藩手中的时候，已经是那份不用北上的旨意了。
转年的9月5日，安庆被拿下了，曾国藩的意图也实现了。
这一次的拖延救援和安庆攻破，不仅让湘军壮如黄牛，更是让汉族官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在这样一个极端复杂的局面下，曾国藩能有这样的清醒头脑，不愧是文臣的典范，武将的楷模。
虽然有无奈，有私心，但最终，历史似乎证明了这是下的最正确的一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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