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31日傍晚六点前后，西安南院门一条并不起眼的小巷里，宣侠父的脚步声突然戛然而止。随后，几名便衣钻出暗角，将他推上早已等候的汽车。不到十分钟，车影消失在城墙缺口，整座城市毫无波澜。谁也料不到，这位在黄埔一期敢同蒋介石拍桌子的硬骨头，就此人间蒸发。
对失踪一事，蒋介石随后向周恩来摆出一副“无可奉告”的姿态。周恩来只冷冷回了两个字：“交人。”双方短促的交锋，恰好道尽了两人对宣侠父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视为心腹大患，一个当作不可或缺的战友。
此时距离他被黄埔军校扫地出门，已整整十四年。若将这些年经历剪成胶片，能看到宣侠父在北平街头散发传单，在张家口城楼上写标语，更能看到他在西北军营帐里手把手给士兵讲游击战。曲折多变的舞台，却始终绕不开一个名字：蒋介石。
1924年春，国共合作的暖风吹过珠江口岸。黄埔军校第一次招生，500余名青年粗布棉衣、草鞋赤足，排队等待检阅。宣侠父排队时已二十五岁，年纪偏大，但眼神里全是锋芒。蒋介石注意到这位浙江老乡后，主动寒暄，拉乡情、谈就业，无非想把他收入囊中。谁知这种示好，很快被一场党内程序之争彻底撕碎。
那年7月，军校成立特别党部。蒋介石不甘权力旁落，越过选举程序，硬塞下一张名单。第二天清晨，他桌上摆着一份措辞尖锐的抗议报告。落款两个字——宣侠父。蒋介石压着火气把人叫到办公室，话音不多，却句句带火药味。“收回报告还来得及。”宣侠父掷地有声：“学生无可悔过。”区区十六个字，彻底堵死所有回旋空间。三天后，“开除学籍、即令离校”的手令贴在布告栏，黄埔一期因此多了一个“唯一”。
被赶出军校的下午，他对同学只留下一句：“精钢宁折。”随后扭头离开黄埔长廊。很多同窗当时认为他前途断了，其实正相反，他人生的主战场才刚刚拉开大幕。
1925年春，宣侠父来到北平，加入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委。不久，他化名进入西北军，在冯玉祥部众中推行政治教育。当时西北军以粗放著称，官兵对新思想多半迷茫。宣侠父索性把毯子铺在操场上，晚上点灯开讲义，“什么是新三民主义”“什么叫农工政策”，讲得通俗，官兵爱听。冯玉祥拍大腿，大声夸赞：“这小子有两下子！”
北伐风起，西北军回援潼关。蒋介石突然翻脸发动“四一二”，冯玉祥右转，宣侠父再次被迫脱身。一路南下，他回到浙江，在地下情报线上穿梭。1933年，他又凭一口气跑到张家口，联络吉鸿昌、方振武，筹建抗日同盟军。军队揭旗，一个月内连克数县，北平民众奔走相告。蒋介石暴跳如雷，他清楚，没有宣侠父，就没有这支让自己头疼的部队。
失败来得也快。弹尽粮绝，同盟军被迫撤退。吉鸿昌牺牲，方振武遭暗杀，宣侠父名单被摆进军统“甲级要犯”。为躲追杀，他改名换姓进入上海，白天是《申报》记者，晚上整理红军长征电讯。有人问他：“活得这么辛苦值吗？”宣侠父轻笑：“要紧的是事，不是命。”
1937年，西安需要强悍的统战干部，周恩来第一时间想起他。两人见面，周恩来开玩笑：“这么多年，总算把你请来。”宣侠父回敬：“现在见面，比当年方便多了。”言语轻松，但工作棘手。胡宗南、杜聿明等黄埔系将领聚在西安，彼此试探。宣侠父穿梭其间，有时深夜还在将军公馆讲“破袭战术”，胡宗南听得连连点头：“要打日本，只能按八路军那套来。”
也正是这段交往，让蒋介石再度起了杀心。策反无果，反添忧虑。军统西北站收到密令——“秘裁宣侠父”。执行人早已埋伏。于是，才有了1938年那辆消失在夜色里的汽车。
事后多年，张严佛交代细节：人被勒死后抛入马陵枯井，井口用石块和杂草遮掩。1951年，佟荣功落网，此事才接近真相。听完口供，许多调查人员沉默了很久。宣侠父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按军中惯例，他原本可以在战场上倒下，留下一个光荣的弹孔。遗憾的是，敌人的枪指向了自己人。整件事光影交错，揭示了一个简单而尖锐的事实：宣侠父对于蒋介石，不仅是“背叛的学生”，更是随时可能撬动铁盘大局的危险杠杆。
今日再翻档案，他短暂的一生仍令人咋舌：在黄埔只读三个月，却足以写进校史；不带编制进入西北军，却改变整支部队风貌；身陷暗线，却能左右高层统战。一身傲骨，从不弯腰，这是优点，也是致命伤。但正因如此，他才配得上“蒋介石一生的死敌”这七个字。
有人说，宣侠父若活到1949年，建国后至少也是开国上将。史册没有如果。然而，他留下的更多是方法与精神——讲真话，办实事，面对强权敢于说“不”。这些东西，不会随时间褪色，也永远值得后来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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