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一根毫毛的落地声，比打雷还响。
对1950年5月关在重庆白公馆里的几位大人物来说，那天下午的一声枪响，就是这么个动静。
枪毙的不是他们，甚至都不是什么大官。
一个叫徐贵林的小角色，以前在渣滓洞当看守长，外号“猫头鹰”，手上不干净，办了不少脏活。
城里头老百姓放鞭炮庆祝，觉得天道好轮回。
可这声枪响，像个钻头，硬是钻进了白公馆的厚墙，钻进了几个原先跺跺脚四川都要抖三抖的人耳朵里。
这几位，来头可都不小：挂着上将军衔的四川土皇帝王陵基，黄埔一期出身、打过硬仗的中将宋希濂，还有军统系统里让人听名字就后脖颈发凉的两个少将，徐远举和周养浩。
枪声一停，他们心里不约而同地咯噔一下，一个念头像冰碴子一样冒出来：底下办事的都处理了，这回，怕是真的要算总账了。
白公馆这地方，以前是他们关别人，现在轮到自己住进来了。
要说里头谁最不踏实，那还得是徐远举和周养浩。
这俩人，一个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区长，一个是副区长，都是戴老板手底下最能干也最心狠的角色。
重庆“11·27”大屠杀，就是他们一手策划的。
像徐贵林这种级别的，说白了就是他们递过去的刀，让砍谁就砍谁，让怎么砍就怎么砍。
现在刀断了，握刀的手还能保得住？
有意思的是，这俩在掉脑袋的关头，还惦记着窝里斗。
按当时管理人员孙曙后来的说法，这二位在解放前就是出了名的不对付，关到一块儿之后更是瞧不上眼。
徐远举私下里跟同监的人嘀咕，说周养浩那身少将皮，是靠着裙带关系混上的，没半点真本事。
周养浩也不客气，反过来就说徐远举是个大老粗，除了打打杀杀，啥也不懂。
俩人跟乌眼鸡似的，管理所的人怕他们见了面打起来，写交代材料都得让他俩一个朝东一个朝西，背对背地写。
可徐贵林的死讯传来，一下就把这对还在互啄的“毒蛇”给吓老实了。
那天下午，预审员拿着份材料找徐远举核对签字。
徐远举一看来人，脸“刷”地就白了，手脚冰凉，以为是自己的催命符到了。
他哆哆嗦嗦签完字，整个人都像抽了筋。
跟他关在一起的沈醉后来写到，那天晚上，徐远举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连着被噩梦惊醒两次，每次都是一身冷汗地坐起来，对着黑漆漆的窗户发呆。
这种恐惧是会传染的。
没过几天，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学生家属，举着横幅，拿着花圈，到白公馆山下的烈士墓祭奠。
那阵势，人山人海，“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口号喊得地动山摇。
声音顺着山谷灌进监区，震得铁窗嗡嗡响。
沈醉看得真切，徐远举和周养浩俩人，脸色惨白，没了往日那股子凶横劲儿，不自觉地缩在墙角，活像两只淋了雨的鸡。
徐远举那个标志性的鹰钩鼻子，下面竟然挂上了清鼻涕，他自己都没察觉，只是下意识地用袖子去抹。
后来放风的时候，徐远举拉着沈醉，指着山下那片他们曾经杀人的山沟，声音都变了调：“老沈，我看咱俩的下场，也就是那样了，跟过去那些人一样，倒在那儿，埋在那儿。”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干的那些事，别说枪毙一次，就是枪毙一百次，都不多。
跟徐远举他们一样睡不着觉的，还有四川省最后一任主席，陆军上将王陵基。
这老头子在四川的外号叫“王灵官”，是真能止小儿夜啼的主儿。
他横到什么地步？
光天化日之下，就因为几个女学生喊了句口号，他就敢让自己的卫士当街用驳壳枪对着人家姑娘的下半身打，打得人家在地上疼得打滚。
这事还不算完，成都著名的“四九血案”，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无可奈何花落去》里头，一点不落地全认了，承认就是他亲自下令开的枪。
镇压华蓥山游击队，也是他亲自拍的板。
他和徐远举的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
他不光是特务们在四川横行霸道的政治靠山，徐远举要抓人，他二话不说就批条子。
甚至徐远举没提的，一些他看着不顺眼的民主人士，他也主动给抓起来，打包送给军统去“审讯”。
可以说，徐远举他们干的每一件坏事，背后都有他这个“封疆大吏”的影子。
作为一个老军阀、老官僚，王陵基比徐远举这种纯粹的特务头子更懂政治。
当他听到连徐贵林这么个看守长都被拉出去公审枪决的时候，他心里那点侥幸立马就没了。
他明白，共产党这是在清算，而且是从下往上，一个都不会放过。
他盘算了一下自己的罪状，条条都是死罪，跑不掉的。
在这几个吓破了胆的人里头，宋希濂的情况又有点不一样。
他是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中将主任，正儿八经的黄埔一期毕业生。
你要是光看他前半辈子的履历，那真是相当漂亮。
抗日战场上，他带着部队从淞沪会战打到滇西反攻，是出了名的能打硬仗的将领，跟王耀武、杜聿明他们是一个级别的。
按说，他这种正规军出身的职业军人，跟王陵基、徐远举那种专搞屠杀和镇压的，不是一路人。
可这么一员悍将，为什么也跟着徐远举他们一起害怕？
问题就出在他自己心里头的一个大疙瘩上。
在他被俘之后写的交代材料里，他自己捅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就在西南快解放的时候，他跟另一个黄埔同学胡宗南，俩人凑一块儿合计了一个极其恶毒的计划。
他们打算，一旦兵败，就拉着手底下那三十万大军，不投降也不起义，直接退到云南和缅甸的边境线上，在那儿占山为王。
他们指望着老蒋和美国人能给点援助，建立一个反共根据地，就像一颗钉子一样，长期给新中国捣乱。
在宋希濂自己看来，这个计划虽然最后没搞成，但这个念头本身，就是“罪恶滔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他觉得，打内战是“过”，抗日是“功”，可他这个“过”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足以把他所有的“功”都给盖过去。
就凭这一点，共产党枪毙他，一点都不冤。
他怕的就是这个。
就在宋希濂、王陵基他们几个在监房里数着日子等审判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了。
来的人是陈赓，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
他到白公馆来，不是来提审，而是来看几个“老同学”的。
黄埔一期里，他和宋希濂、钟彬、曾扩情都是同学，以前关系还不错。
据管理员孙曙的回忆，那天的场面一点都不像审讯。
陈赓没带警卫，就跟几个管理所的干部一起，备了几个家常菜，弄了点酒，跟宋希濂他们几个坐下来边吃边聊，聊的都是当年在黄埔军校的旧事，谁睡在谁的上铺，谁又挨了校长的骂。
那天晚上，宋希濂回到监舍，整个人都变了。
之前那种死气沉沉的样子一扫而空，兴奋得不得了。
他把跟陈赓见面的所有细节，反反复复地讲给同监的人听，从陈赓穿的什么衣服，到桌上摆了哪几样菜，喝的是什么酒，他都说得有滋有味。
在他看来，司令员亲自来看他这个阶下囚，还一起吃饭，这是天大的面子，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这顿饭，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宋希濂心里的那个死结。
他琢磨明白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区别对待”。
他跟王陵基、徐远举那种满手血债的人，终究是不一样的。
他的抗日功劳，共产党是认的。
只要他好好交代问题，积极改造，就还有出路。
徐贵林的一声枪响，敲碎了这些昔日权贵们的傲慢和侥幸，让他们第一次真正低下头来，审视自己犯下的罪。
而陈赓的一顿饭，又给其中一部分人指明了一条活路。
几年后，宋希濂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走出了高墙，后来还当上了全国政协的委员。
徐远举则在1973年死在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没能等到自由的那一天。
王陵基. 《无可奈何花落去：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戎马生涯》. 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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