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成都军区招待所的走廊里灯光昏黄，一位身着素色外套的中年女士低头整理笔记本。她叫李应芬，是李明瑞烈士的独生女。门里传来拐杖轻轻敲地的声音，她抬手敲门。门开处，头发花白的韦杰将军微微一笑，抬手示意进屋。短暂寒暄后，李应芬几乎脱口而出：“韦老，请您告诉我，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人？”韦杰沉吟片刻，只说了一句：“他，是个敢把自己都忘了的人。”
座谈会已经过去半个月。那次广西区党委召集原红七军老战士的聚会，把久封的记忆又翻开。覃应机等人的发言被整理成《座谈纪要》，传到成都。纪要里把李明瑞评价为“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但对女儿而言，那些简短定语远不足以拼凑出一个鲜活的父亲。于是，她带着地图、老照片和那份纪要来到四川。
韦杰回忆，1929年百色起义刚刚打响时，他还是十五岁的报务员，经常看见李明瑞、邓小平、张云逸三人策马疾行。一支连队在崎岖山路上蜿蜒，他们总在最前面冲锋。打茶陵一役，李明瑞亲手调校火炮——那是韦杰第一次见识到职业军人对火力的敏锐判断。多年后他叹道：“那种稳，源自他对自己前途毫不恋栈的决心。”
女儿把埋骨地点的线索一一记下，却更渴望生活化的细节。韦杰提起一桩旧事。1925年冬，李部驻钦州，他路过酒楼，看见一名十二岁小女孩被鞭打，当即掏出五百块法币赎人。女孩得以改名“李美容”，后来读书、成家。李明瑞先后北伐、转战广西，仍隔三差五托人送去学费。韦杰说完，屋里静得能听见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李应芬离川不久，黄敏——也就是当年的李美容——主动写信补充细节。信中提到，1929年正月，李明瑞替她主持婚礼，廖云辉连长成了她的丈夫。红七军北上，廖因皮肤病被留下做地下交通员，最终失联，黄敏带着六个孩子坚持了下来。那封信字迹并不工整，却每页都因长年折叠留下清晰折痕。
关于李明瑞的质朴，老战士黃超的回忆同样生动。红七军经过红河时，部队缺口粮，他看见总指挥穿着打了补丁的裤子，蹲在河边啃冷干粮。黃超忍不住提醒：“您过去当过师长，用不着这么苦。”李明瑞笑笑，只说了一句：“跟你们一样就行。”简单九个字，没人再劝。
时间往前推到1929年夏。俞作柏返桂，邀请共产党干部入桂，共同抗蒋。邓小平以“邓斌”化名到南宁，全面负责党的工作。李明瑞受任军事特派员，他与邓小平初见于俞作柏官邸，相谈甚欢。之后邓小平做争取工作，对李明瑞耐心而直接：要让群众看见区别，就必须放出政治犯、筹建群众武装。李明瑞真正被打动是在9月底，反蒋战事失利退守香港，他回想起邓小平事先的告诫，深感“还是共产党能想到根本”。几天后在百色道口，两人再次相逢，李明瑞表态“跟你们干”。这句脱口而出的承诺，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奠定了指挥骨架。
1930年元月，经邓小平介绍，他正式入党。可惜红七军北上后受“左”倾路线牵制，李明瑞在中央苏区日益处境艰难，最终被错误关押并遇害。延安整风后，党组织为他平反，追认为烈士。1945年春，中央召开红七军领导人会议，作出了“军事才能出众、立场坚定”的定性。
韦杰给出的坟茔指向，在广西昭平县城外一处土岭。李应芬按照描绘，辗转多日仍未寻得确切墓碑，只从乡民口中得到“当年有陌生军官草草安葬”的零碎信息。試想一下，在青山绿水之间，女儿手捧录音笔和地图，却无法确定哪一抔黄土才是真正的归宿，这份迟到半个世纪的寻亲何其艰难。
1978年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之际，邓小平委托韦国清、卓琳在南宁接见李明瑞家属，并合影留念。他叮嘱广西领导：“要多宣传李明瑞，他能吃苦，行军冲锋总在最前。”1986年春节，小平在漓江船头再次提起这位故人，言语间满是信赖与怀念。同年，他欣然为家乡新建的“明瑞中学”题写校名。人已不在，名字却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讲堂与黑板之间。
1999年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亦留有数页篇幅，描绘他们最初在百色道口那场简短而真诚的握手——一个信仰成形的瞬间。书中写道，邓小平之所以反复提及李明瑞，不只是情谊，更因为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总有人选择“把自己忘掉”，把全部能力押注于前途未卜的事业。
多年走访后，李应芬的笔记本已换了三四本。那句最初的问题——“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似乎不再需要追问。老战士的证言、黄敏的来信、邓小平的关怀，这些互不相干的线索汇成一个轮廓：李明瑞能屈能伸，敢拼敢当，对百姓有悲悯，对战友有真情，对自己却十分吝啬。人们通常赞他“军旅奇才”，而韦杰的定义或许更贴切——敢把自己都忘了的人，方能在时代洪流里留下不朽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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