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黄维从监狱出来，已经六十多了，他戴着眼镜看报纸，总把政协委员的新闻折了又折，有天在政协礼堂碰上廖运周，两人在过道站了半分钟，黄维突然一把扯开衣领，露出脖子上的旧疤，转身就走，门摔得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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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作里头压着二十八年的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双堆集，黄维兵团叫解放军围得连只鸟都飞不出去，他盯着地图，把四个师的番号一圈又一圈，齐头并进，撞开缺口，话还没说完，十一师师长廖运周就凑过来，黄副司令，分批突围更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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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当时眼就红了，廖运周是黄埔一期的，跟了他这么多年，一起扛过枪，拼过命，话还没说完，手就拍在地图上，他心里清楚，11师、18师都是陈诚的人，能省一点是一点，可谁想这看似稳妥的法子，反倒成了催命的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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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师往东南方向冲的时候，黄维在指挥部看得清清楚楚，廖运周的部队突然把炮口调过来，对着国民党阵地就是一顿猛轰，那天夜里，黄维把作战参谋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个共谍，老子的突围计划全让这小子给搅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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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功德林劳改，黄维总对狱友说，让那小子跟着突围，是他这辈子最错的一件事，可懂行的人都知道，就算四个师一起冲，结果也改不了，当时华野的援军就在三十里外，廖运周一起义，不过是把结局提前了点，就像当年在大别山，黄维的十八军再能打，也扛不住整个战局往那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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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翻出档案，黄维一九七三年写给妻子的信里夹着一张书店购书单，《共产党宣言》也在上面，可他到死也没原谅廖运周，有人问他，你不是研究过党史吗，老人盯着窗外的梧桐树，只说，有些事，说不清。

战场上的选择，往往比输赢更难算，黄维到死也没弄明白的那笔账，或许才是这场大决战里，最安静的那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