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九月，纽约曼哈顿，顾菊珍的公寓里，顾维钧跟章含之见了一面，这事儿挺有意思的, 章含之是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口头邀请来的，意思就是欢迎他回大陆走走看看，没说必须怎么样，也没说能待多久, 顾维钧的回答也干脆，说谢谢关心，身体不太好，就不远走了。
整个对话拢共不到五分钟，谁也没提“战犯”那两个字，更没有什么举杯喝酒、掉眼泪的场面，平平淡淡就结束了, 说到“战犯”这个事儿，得回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号，新华社发了个《陕北权威人士谈战犯名单》，名单上四十三个人，他排第二十二，给的说法是“为美帝侵华提供方便”, 那天他人在华盛顿，日记里就记了句“广播中有余姓名”，别的什么情绪，什么陪杜威，什么参加宴会，一概没写。
很多人都记得巴黎和会上的发言，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号，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十人会议”上说话，原话在《顾维钧外交演讲集》第一页就能找到，“山东为孔孟降生之地，人民视之为文化圣地，主权必须归还”，现场记录里压根没有那个著名的“耶路撒冷”比喻，那个比喻最早是一九二零年一份法文报纸的评论里说的，后来才被电影电视剧给用上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顾维钧给蒋介石递了辞呈，批了，他之后就住在美国，再也没担任过国民党的公职，一九五六年，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他当上了海牙国际法院的法官，一干就是九年，一九六四年又连任，到一九六六年才退休，法院档案里记着，他的出勤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判决书上签了三十七次“Koo”这个名字，一次都没缺席过。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搞了个“中国口述史”项目，顾维钧是第一个受访的，一个礼拜录音三次，每次两小时，这事儿一干就是十五年，最后弄出来一万一千多页的英文原稿，一个字都没改，一九七六年，回忆录的英文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分卷出版，书的开头就写着“口述人顾维钧”。
一九七二年冬天，章含之回北京复命，写了三页纸的纪要，现在还在外交部档案室里放着，档号是“107-005-1-42”，里面就记着，“顾维钧称年老体衰，无意作长途旅行，托致谢意”，没有“战犯”的字眼，也没有什么“流泪”“辞谢”的说法。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四号，顾维鈞因为心脏衰竭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去世，活了九十七岁，遗嘱里写得明明白白，骨灰分两处，一半放纽约海德公墓，跟原配夫人唐宝玥合葬，另一半送回上海嘉定，一九八六年四月，他女儿顾菊珍带着骨灰盒回国，安葬在嘉定松鹤墓园，墓碑上就刻了名字和生卒年份，连个碑文都没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存着一九四八年那份战犯名单的原件，是油印的竖排，总共三页，上面干干净净，没有铅笔加的字，那个档案编号是“一（2）-488”，一九七九年就对外开放了，谁去查阅记录都能看到。
顾维钧这辈子留下的最后文字，是一九八五年十月手写的一张便笺，现在他家里人还保存着，全文是英文，翻译过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服务中国外交六十余年，经手条款多已过时，唯国家主权一词，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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