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154 年深秋,长安东市的槐树叶子落了满地。
一辆中尉的马车冲破晨雾,疾驰在御道上。车厢里,晁错身着绛色朝服,腰间系着帝师专属的玉佩,还在琢磨着今早要向景帝呈报的削藩新政细节。
他没料到,这辆车的终点不是未央宫的朝堂,而是冰冷的刑场。
当刽子手的利刃落下时,这位汉景帝最信任的谋臣,甚至没弄明白自己为何而死。而就在前一天,他的父亲刚在长安驿站服毒自尽,留下一封血书:“吾不忍见祸及宗族。”
一、寒门才子,帝师之路
晁错是颍川人,出身寒门,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全靠读书硬生生闯出名堂。
他早年钻研法家学说,对律令条文烂熟于心,文帝时期以文学对策入仕,担任太常掌故。别人做官只求安稳,他却总爱 “挑事”,屡屡上书议论时政,哪怕得罪权贵也毫不避讳。
一次,他上书建议削减农民赋税、严惩豪强兼并土地,言辞犀利,直指时弊。文帝虽未完全采纳,却记住了这个敢说真话的年轻人,派他去跟随伏生学习《尚书》。
伏生是秦朝博士,年过九旬,晁错恭恭敬敬拜师求教,学成后回京向文帝讲授,条理清晰,见解独到。文帝大喜,提拔他为太子舍人,也就是后来汉景帝刘启的老师。
晁错的刚直与才华,恰好契合了太子刘启的脾性。刘启登基后,立马将晁错升为内史,后来又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朝堂之上,晁错成了景帝最倚重的 “智囊”,他说的话,景帝几乎言听计从。
可这份宠信,也让晁错成了众矢之的。他性子耿直,不懂官场圆滑,议事时常常据理力争,把满朝大臣怼得下不来台。丞相申屠嘉早就看他不顺眼,曾因他拆太上皇庙围墙修路一事,想借机参他一本,结果被晁错抢先向景帝禀明情况,申屠嘉气得吐血而亡。
“晁错为人峭直刻深”,司马迁在《史记》中这般评价。他的才华是真的,可不懂变通的性格,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二、削藩之议,剑指诸侯
汉景帝初年,看似平静的帝国之下,早已暗流涌动。
刘邦建立汉朝后,大封同姓诸侯王,本意是 “屏藩皇室”。可到了景帝时期,诸侯势力早已尾大不掉。全国五十三个郡,三十九个被诸侯王掌控,吴、楚、赵等封国地广兵多,财力甚至超过中央。
吴王刘濞经营吴国四十余年,煮盐铸钱,富可敌国,还收留天下亡命之徒,暗中囤积兵器。他的儿子早年与景帝下棋时发生争执,被景帝失手打死,这份仇怨更是让吴楚联盟蠢蠢欲动。
晁错看得真切,他在《削藩策》中写道:“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这句话像一颗惊雷,炸响在朝堂之上。大臣们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直言反对,唯有景帝被说得心动。晁错接着进言:“诸侯势力坐大,三代之后,长安的政令恐怕连函谷关都出不去。”
景帝深知其中利害,决定采纳晁错的建议,开始逐步削夺诸侯封地。削藩的第一刀,落在了楚王刘戊头上,因其在薄太后服丧期间淫乱,削去东海郡;紧接着,赵王刘遂因有罪,被削去常山郡;胶西王刘卬则因卖爵舞弊,削去六县。
一道道削藩令下去,诸侯们炸开了锅。吴王刘濞趁机串联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六国,以 “诛晁错,清君侧” 为口号,起兵反叛,史称 “吴楚七国之乱”。
叛军声势浩大,很快就攻占了不少城池,消息传到长安,景帝慌了神。
三、父死谏子,血书留警
晁错的父亲在颍川老家听到削藩引发叛乱的消息,连夜收拾行囊,赶往长安。
老人见到儿子时,晁错正在书房修改安抚百姓的诏书。父亲看着他,痛心疾首地问:“你身为御史大夫,为何非要执意削藩?诸侯都是皇室宗亲,你这么做,是在离间骨肉啊!”
晁错抬起头,眼神坚定:“父亲,我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安宁,为了中央集权。不削藩,汉朝迟早会分崩离析。”
父亲叹了口气,泪水直流:“你为了国家,却要让我们晁家陷入灭顶之灾!诸侯怨恨你,群臣嫉恨你,皇上未必能护你周全。我不忍看到家族覆灭。”
晁错还想辩解,父亲却摆了摆手,转身住进了驿站。当晚,老人写下一封血书,字里行间满是绝望:“吾不忍见祸及宗族”,随后服毒自尽。
第二天清晨,晁错得知父亲的死讯,悲痛欲绝。他赶到驿站,看着父亲冰冷的遗体,久久说不出话。可即便如此,他仍没放弃削藩的主张,只是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景帝能坚持到底。
他不知道,此时的朝堂之上,一场针对他的阴谋已经成型。
四、腰斩东市,三族尽诛
吴楚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曾任吴国丞相的袁盎立刻进宫见景帝。
袁盎与晁错素有嫌隙,两人素来水火不容。他对景帝说:“叛军之所以起兵,就是因为晁错削夺诸侯封地。只要杀了晁错,恢复诸侯的封地,叛军自然会撤兵。”
景帝闻言,陷入了沉思。他信任晁错,可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他又有些胆怯。朝堂上的大臣们见状,也纷纷附和袁盎,把叛乱的罪责全推到晁错身上。
最终,景帝选择了妥协。他不想打仗,更不想承担 “逼反宗亲” 的骂名,而晁错,成了最合适的替罪羊。
公元前 154 年十月二十九日,景帝派中尉去晁错家中,谎称有紧急公务,召他入宫议事。晁错毫无防备,穿上朝服就跟着上了马车。
马车一路疾驰,却越走越偏,最终停在了东市刑场。晁错这才察觉不对,刚要质问,就被士兵架了下来。
没有审判,没有诏书,甚至没有让他辩解的机会。刽子手手起刀落,腰斩之刑,让他死得极其惨烈。
刑场周围,百姓们远远围观,有人认出这是那个曾为百姓减租、严惩豪强的御史大夫,纷纷低头叹息,却没人敢站出来说一句话。
晁错的尸体还没来得及收敛,景帝的第二道圣旨就到了:“诛晁错三族。”
晁家的男女老幼,无论是在长安的亲属,还是远在颍川老家的族人,都没能逃过这场劫难。鲜血染红了晁家的宅院,也染红了景帝的龙袍。
五、叛军未退,悔之晚矣
景帝以为,杀了晁错,叛军就会如约撤兵。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就在晁错被杀的第三天,从前线回来的校尉邓公,在朝堂上向景帝汇报军情。景帝急切地问:“晁错已死,叛军是不是已经撤兵了?”
邓公摇了摇头,长叹一声:“陛下,叛军的目的从来不是诛杀晁错,而是想要谋反夺权啊!晁错主张削藩,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稳固汉朝的统治。可您却杀了他,这是自断臂膀,让天下有识之士寒心啊!”
景帝听后,脸色煞白。邓公接着说:“吴楚联军听说晁错已死,反而大笑朝廷软弱无能,攻势比之前更猛了!”
直到这时,景帝才幡然醒悟。他杀错了人,杀了那个为他忠心耿耿、为汉朝鞠躬尽瘁的谋臣。可人死不能复生,晁错的冤屈,再也无法洗刷。
景帝擦干眼泪,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率军平叛。周亚夫果然不负众望,采用 “截断粮道、坚守不出” 的策略,只用了三个月就击溃了吴楚七国叛军,吴王刘濞被杀,其他诸侯王或自杀或伏诛,七国之乱彻底平息。
叛乱平息后,景帝常常在深夜想起晁错。他想起晁错为他讲解《尚书》的日子,想起晁错力主削藩时的坚定,想起晁错穿着朝服赴死的惨状,心中充满了悔恨。
六、新政延续,忠名永存
晁错死了,但他的削藩主张,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
七国之乱平息后,景帝吸取教训,虽然没有再大规模削夺诸侯封地,却悄悄推行了一系列限制诸侯权力的政策。他规定,诸侯不得再自行任免官吏,王国的行政权由中央任命的官员掌控;诸侯不得干预地方政务,财政收入也需按比例上缴中央。
这些政策,其实都是晁错削藩方案的 “温和版”。景帝用这种方式,间接实现了晁错的政治理想。
到了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 “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封地分给子弟,建立侯国。这一政策看似宽厚,实则巧妙地将大的诸侯国拆分成一个个小侯国,诸侯势力被彻底瓦解,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加强。
而 “推恩令” 的核心思想,与晁错的《削藩策》一脉相承。晁错用生命铺就的道路,最终被后世帝王走完。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晁错立传,感慨道:“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班固在《汉书》中则更为公允:“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晁错的家乡颍川,百姓们感念他当年减田租、惩豪强的恩德,偷偷为他立了一座衣冠冢。没有墓碑,没有铭文,只在石头上刻着一行字:“汉御史大夫晁公之墓”。
千年之后,苏轼在《晁错论》中写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这句话,道尽了晁错的无奈与悲壮。他明知削藩会招来杀身之祸,却依然挺身而出,只为了汉朝的长治久安。
公元前 154 年的那场血雨腥风,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但晁错的忠勇与执着,却永远留在了史册之中。他用生命告诉世人,有些理想,值得用一生去坚守,哪怕付出惨痛的代价。而汉景帝的悔恨与妥协,也成为后世帝王的镜鉴,警示着每一个掌权者:忠良不可弃,民心不可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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