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了一封来自贵州泥瓦匠的来信，他看完信中内容后又惊又喜，惊叹道：他竟然没死？
写信的人是一个泥瓦匠，名叫孔宪权，曾是杨勇的老部下，当年一起参加长征。一直以来，杨勇都认为孔宪权已经牺牲了，却没想到时隔多年，竟然收到了孔宪权的来信，自然是深感意外。
孔宪权是湖南人，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最早在村子里的儿童团，19岁加入红军，21岁入党，资历很深。
当年在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对敌人的五次反“围剿”，孔宪权全都亲自参加了战斗。在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孔宪权的表现可圈可点，身为老资格的革命者，孔宪权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开始在军中历任代理营长、侦察队队长等职务。
波澜壮阔的长征开始以后，孔宪权时任红三军团拿到师侦察参谋，后来又在四渡赤水期间，先后担任了十二团作战参谋、二营作战参谋。
二渡赤水时，孔宪权以二营作战参谋的身份，主动请战，加入了前线准备突破敌人防线的突击队，担任该突击队的指挥。
该突击队一共六人，其中以孔宪权担任队长，通信员小谭和4名司号员为队员，负责配合孔宪权行动。
我军当时的主要军事目标是攻占娄山关，此地是黔北天险，被我军占领后直接让敌人狗急跳墙，开始了疯狂的反扑。
我军当时面对的黔军是刘鹤鸣部，刘鹤鸣是贵州本地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泸州分校，具有相当的军事水平。他从军校毕业以后，先在滇军任职，后来转入黔军，在黔军中担任军官，率部参加了“追剿”红军的作战，十分难缠。
因此，娄山关陷入了苦战，刘鹤鸣指挥所部轮番抢攻，一波比一波猛烈。我军虽然挡住了他的攻势，但在作战中伤亡很大，排长宋福朵、班长王益桥先后在战斗中牺牲，战士的伤亡程度可想而知。
由于此战艰难，伤亡较大，时任二营作战参谋的孔宪权，这才主动承担起作战责任，带着司号员和通信员组成突击队，冲上了前线。
孔宪权资历深，经验足，作战勇猛。虽然当时的情况对我军十分不利，但孔宪权毫不畏惧，带着队员沿着公路一侧迅速前进，很快就来到了对敌前沿。
面对惨烈的战况，孔宪权顿时红了眼，直接拿起枪带人杀了上去，与即将扑上阵地的黔军拼杀起来。战争很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孔宪权深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道理，一马当先的举起手中的十响“连珠匣枪”，与端着九子枪的黔军交上了火。
激战中，孔宪权接连放倒了数名敌人，但他也在作战中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由于作战时感觉不到疼痛，孔宪权回忆当时的感受时，称自己右腿突然失去知觉，右腿失去支撑后，整个人朝着右侧栽倒下去，鲜血顺着伤口不断涌出来。
通讯员小谭距离孔宪权不远，见状赶紧冲了过去，顺势把他拉入了一旁的水沟里，顶着敌人的子弹给孔宪权紧急包扎，总算是暂时止住了血。
但在此时，敌人也陆续冲了上来，孔宪权和小谭眼看着就要被敌人包围。孔宪权此时已经有了痛觉，他强忍着伤痛翻过身，趴着朝冲上来的敌人开枪射击。孔宪权的枪法虽然出众，但子弹却已经不多，仅剩3发子弹时，孔宪权和小谭陷入了绝境，黑压压的敌人马上就挡不住了。
恰好在此时，营长邓克明拍马赶到，随着有生力量注入战场，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敌人明显不敌，迅速溃败下去，孔宪权因此得到救治机会，被孔宪权叫来的担架队抬下战场，暂时送去了娄山关北侧的南溪口处理伤情。
我军在南溪口设置了一个战地卫生所，医疗环境虽然比战场好很多，但医疗条件依然落后。经过战地医生检查发现，孔宪权的伤势很重，整个右腿胯骨都被敌人子弹击碎。
孔宪权完全凭借顽强的意志保持清醒，但情况却不容乐观。一来是出血情况虽然得到了控制，但仍在缓慢渗血，随着出血量越来越多，孔宪权的脸色开始惨白起来，浑身因为发冷不停颤抖；
二来是失去了肾上腺素的刺激，剧痛不断侵袭孔宪权的神经，为了不让他疼死过去，卫生员不断给他喂吗啡水止痛，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必须要尽快将孔宪权转移到能够处理伤口的地方，老城内的天主堂临时医院是唯一选择。
转移很顺利，但仍然没能解决止痛药的问题，孔宪权夜里睡觉经常大喊“杀、杀、杀”，吵得临床的胡耀邦彻夜难眠，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按照红军当时的规定，团以上干部可以担架抬着长征，但孔宪权是营级干部，只能临时安置在附近村子养伤。孔宪权被战士送到一个财主家，掏出损坏的相机假装拍照，避免财主对孔宪权不好，临行前又留下300大洋，帮助孔宪权在财主家安稳养伤20个月，才终于能跛脚走路。
彼时，孔宪权虽然康复，钱也花差不多了，只能自力更生，当了一个泥瓦匠。新中国成立以后，孔宪权给杨勇写信求助，杨勇这才知道孔宪权并未牺牲，赶紧致电当地政府，对孔宪权提供帮助，给他提供了文职工作和补贴，称不能让革命同志寒心。
后来，孔宪权担任了枫香区区长，又在黄克诚等老领导的证实下得以恢复了党籍，出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将曾经的峥嵘岁月发生的一切，讲述给后来人听，让昔日的红军精神，以这样的方式得以延续，为那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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