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冬，北京西郊的工地上薄雪未化，十四层水泥框架在寒风里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工地大门外挂着一块木牌——“八一饭店”；那是京西宾馆的最初代号。就在所有人以为内部装修可以顺势推进时，一纸“停建楼堂馆所”的中央电报打断了现场的喧闹。负责工程的贾若瑜看着才整饰到第八层的走廊，心里咯噔一下，随即登车直奔三座门总参谋部。
临近中午，罗瑞卿办公室灯光依旧通亮。短暂寒暄后贾若瑜递上文件，“资金、人手、材料都压在这儿，停工容易，后续维护怎么办？”罗瑞卿翻阅片刻，放下纸卷，只问一句：“还能保住框架安全么？”“留一个中队，足够。”对答简短，却把难题压缩到最小。会议随即确定维护方案，其它人员与物资全部转移。
转到会议桌另一侧，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提出折中点子：“不如明停暗修，保进度还能省开支。”话音未落，罗瑞卿面色一沉，手掌轻敲桌面：“不可。”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施工队伍当场分流，项目正式按“停而不废”指令执行。贾若瑜心里清楚，这份坚定来自他与罗瑞卿二十五年的互信。
时间倒退到1935年湖北板栗园。那年夏末，国民党八十五师机枪连长贾直（即贾若瑜）临阵倒戈，将整连火力无损交给红二、六军团，用一场零伤亡的“兵变”赢得红军信任。改穿灰军装后，他被派往红四分校任军事教员；同在分校，新任教育长罗瑞卿对这位新同事印象深刻。
延安时期，两人交集更深。罗瑞卿一次闲谈间说：“’若愚’听着太蔫，不妨改‘瑜’吧，玉有光泽。”名字就此定型。那支他后来珍藏一生的派克钢笔，正是罗瑞卿在贾若瑜被迫离岗养病、准备奔赴前线时塞到他手里的工具——“留着备课用。”一句轻描淡写，成了彼此信赖的注脚。
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贾若瑜以“游击大王”之名在晋冀鲁豫多次授课，连国民党军校都来蹭课。朱德赴分校检查时乐呵呵问校长何长工：“那个‘大王’在哪？”全场哄笑，年轻教官起身敬礼。短短插曲，让后来很多干部知道了这个善教又善战的川籍军人。
1953年友谊也迎来考验。公安部收到匿名检举，说贾若瑜“将作战计划泄露至青岛”。罗瑞卿审完卷宗，只抛出一句：“他那阵子人在朝鲜前线，难道会瞬移？”随即要求举报人补充细节。结果材料漏洞百出，举报者跳楼身亡。贾若瑜多年后才得知这段往事，对罗瑞卿的谨慎心怀感激。
1959年，军人俱乐部工程因林彪一纸命令转为招待所建设，名称改成“京西宾馆”，进度限定一年。设计、选址、预算样样卡脖子，贾若瑜硬着头皮扛。张爱萍临时追加礼堂与多功能会议室，让规模又提了一级。年底结构封顶，经济形势却骤转下行，停建令迅速落地，才出现年初那场“叫停风波”。
后续维护持续到1964年。为迎接十五周年国庆，周恩来批准复工。此前贾若瑜在停工期间把分散的材料、工装统筹封存，所以重新开工只用了小半年。完成竣工验收之日，他在空旷前厅转了一圈，几案、光影、水晶灯井然有序，工程数据没有超支一分。有人感慨：“这要是当年暗地施工，今天就得补窟窿。”那声感慨正好验证了罗瑞卿当年的那句“不可”。
同样在1959年，贾若瑜兼任军事博物馆布展负责人。布展完成后，门楣却空着馆名。他请罗瑞卿转呈毛泽东，罗瑞卿当即答允，没做任何推辞。两天后，浓墨遒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十一字从中南海送到军博。毛泽东旁批一句“小馆大字”，罗瑞卿转述时难得幽默：“主席说，这是他近期写过的最大号字。”这块字匾后来用黄金镀制，挂在长安街西段，分毫未改。
“文化大革命”风暴降临，军内外矛盾激化，贾若瑜多次被批斗，但凭借完整档案与罗瑞卿昔日的核准记录，没有被打成“内线”。1975年，他被调到军政大学出任副教育长，依旧肩负教学规划，依旧习惯站讲台。1978年罗瑞卿病逝，他默默关掉办公室台灯，把那支用旧的派克钢笔收进抽屉，随后继续走向课堂。
京西宾馆今天已更名多次，客房布局早被新式装修覆盖。可当年保留下来的核心承重墙、礼堂穹顶、地下机房依旧按照1960年的设计运行。建筑方案里留有罗瑞卿签字确认的“维护指令”，附页角落仍能见到贾若瑜批注的小字：留一中队、终止暗工、材料封存。两行简短，却让一栋楼在极端困难期逃过烂尾命运，也让两位老战友的名字并排写进工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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