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先传到黑龙江省政府，再直达北京。那天恰逢周末，中央军委、外交部、民航总局的值班灯整夜未灭。会上没有套话，只有一句底线——机上人员安全第一，中苏关系稳定第二。
迫降地点是一片冻得像青石板的麦茬地。机腹擦过后留下两道深褐色的划痕，机轮最终陷在硬雪里。四十多名乘客先是死死抓住座椅扶手，随即意识到“危机”已变成“未知”。机长同副驾驶说了句俄语，“咱们可能麻烦大了”。副驾驶没吭声，只盯着拿刀的男人——正是同机的另一名飞行员，名字后来才确认：安德烈·扎伊采夫。
扎伊采夫被公安干脆利落地带下飞机时，双手还在发抖。他对翻译喊道：“我不想再回去！”语气像是赌气，却透着多年积郁。审讯材料显示，三年来他多次向苏联民航部举报贪腐，换来的却是降薪、禁飞和无休止的调查。绝望中，他掏出匕首逼迫机长改航，目标本是海参崴以外的国际空域，却因燃油不足临时选择最近的中国。
乘客初听缘由并不买账。冷战余温尚在，苏联报纸把中国描绘成“意识形态背离者”，不少人潜意识里把中国视作危险地带。可现实给了他们另一番画面。零下三十六度，地方干部驱来两辆满载暖气的面包车，一箱箱热茶、烤馒头、棉大衣摆在舱门口。机长迟疑半晌，还是先让老人孩子下舱换气。有人悄悄问随行翻译：“他们不会暗中录音取证吧？”翻译耸耸肩，答了一句“别想太多”。
北京的协调节奏更快。外交部连夜敲定：由苏欧司副司长领队北上，外加精通俄语的公安、医护、心理疏导各一名。凌晨三点，这支小分队登上伊尔-18专机直飞哈尔滨，再转米-8直升机赶赴迫降点。直升机降落时卷起漫天雪雾，机舱里却递出一锅“羊肉炖粉条”，乘客刚端在手心就露出笑容，“味道像莫斯科郊外的小炖菜”。
午后气温更低，飞机不得不每二十分钟开机一次防冻。燃油只剩下不到一吨，随时可能点不着火。黑龙江省外办主任临时拍板：所有乘客必须撤离，地面找不到电话线就用军用短波向北京汇报。乘客仍惴惴不安，直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官员抵达，才有人松口：“先听中方安排，但请记录公证。”中方立刻用中苏双语在临时协议上加盖印章。
当晚十一点，齐齐哈尔市最好的宾馆亮起全灯，餐厅里摆着小鸡炖蘑菇、锅包肉、格瓦斯。苏联乘客冲着翻译竖起大拇指：“啤酒香极了。”有人半开玩笑：“如果能再多待几天，顺道去哈尔滨看看啤酒节就好了。”笑声掩去白天的紧张气氛，这句调侃后来被媒体反复引用，也成了标题里的那声感叹。
本来准备让乘客乘火车经满洲里回国，外交部却在凌晨一点接到莫斯科最新指令：派伊尔-62专机直接来哈尔滨接人，减少舆论发酵。于是第二天清晨，解放军工程兵开着履带车在机场跑道除冰，地方粮库调来两吨航煤，连加油管都是赶工夜焊。哈尔滨机场第一次同时悬挂中苏两国旗帜，只为这一趟特殊包机。
上午十点二十分，苏联伊尔-62缓缓滑入停机位。登机前，中国方面为每位乘客准备羽绒服、暖水瓶、《黑龙江画册》各一件；孩子们拿到风车和奶糖。机长登舱后，再三向中方鞠躬致谢。安检口外，扎伊采夫被单独带上另一辆车，目的地是外籍越境人员管理所。他没再挣扎，只说了句“谢谢中国”，随行警官记得那口气与前夜判若两人。
舱门关闭，飞机起飞时哈尔滨天空放晴，跑道尽头能看见松花江结着亮晶晶的冰。高空中，乘客讨论最多的是“机场面包的口味”和“宾馆热水的水压”，有人甚至把房间留下的肥皂装进行李。几位老乘客凑到一起算账：中国人请客，两夜住宿，再加纪念品，如果在莫斯科得花多少卢布？答案无人给出，只剩轻轻的笑声。
劫机事件并未就此消散。1月上旬，苏联航空部飞行局局长带着技术组抵达齐齐哈尔，检修那架留在麦茬地里的雅克-40。中方早已用拖拉机把雪地压成临时跑道，燃油、液压油、航电电池一应俱全，还留出炊事车现场供热。局长细看后对身边人说：“服务堪比谢列梅捷沃。”翻译没敢直译，只简单一句“条件很好”。
同年3月，中国法院依照《民用航空法》判处扎伊采夫八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苏联解体，大批政治犯获减刑。1991年12月，这名劫机者提前出狱，被遣送回已改旗易帜的俄罗斯。他离开时只带着一本俄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纪念。
情报部门后来的评估报告写道：该事件成为中苏官方高层四年来首次非正式对话的契机，对双边关系“具有微妙而积极的催化作用”。从此，黑龙江省档案馆里多了一沓材料，封面写着——“1985年苏联客机迫降暨善后案例”，处理流程被列入边境突发事件教案，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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