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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腿迈上船的时候，季子没哭。17岁，穿着新做的花裙子，胸口别着“国防妇人会”的绶带，船一开，她站在栏杆边，海风吹得她眼眶发干。
后头一千多个女人叽叽喳喳地说笑，没人知道她是唯一一个从书桌前走出来的学生。
她不是糊涂，也不是被骗。
她是自己报名的。
说是要报效国家，其实心里那口气早憋不住了。
她想离开东京，离开那个叫她“宝贝”的男学生。
那男学生家境不好，住在下町一栋破木屋里，长得倒是挺俊，但心不正。
她偷着从家里拿钱接济他，还差点跟父母闹翻。
但那一次，从北海道旅游回来，父亲病了，她连夜赶回东京。
夜里她没通知男学生，想着给他一个惊喜。
门一推开，房间里传来喘息声，她当时就愣了。
床上躺着的不是她，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涂得厚厚的粉，眼角全是皱纹。
她没说话，冲上去就是几巴掌，男学生连裤子都没穿好。
她哭着跑出来，鞋都没穿稳，心里只剩一句话：男人靠不住。
第二天，她把自己送上了“国防妇人会”的报名处。
她以为自己是去前线照顾伤员，帮兵做饭洗衣。
没人告诉她，“国防妇人”这四个字，不是用来洗衣的，是用来“安抚”的。
船到了上海，夜里靠岸，没人接风，也没有鲜花。
一辆大车把她们拉到了郊外一个叫“杨家宅”的地方。
门口挂着日军部队的旗子，院子里是两排老房子。
她刚下车，心里还想着是不是明天就要给兵包扎伤口了。
第二天天没亮，她就被一耳光打醒。
一个军官揪着她的衣领，把她拽出房间。
她还想争辩，说她是“荣耀的国防妇人”。
那军官笑得发疯似的，一脚把她踹倒：“你不知道‘国防妇人’就是慰安妇？”
她一下子明白了。
她不是来报国的，是来“服务”的。
她下意识想逃，可那一脚又踹了上来，紧接着是刀鞘抽打的声音。
她疼得蜷在地上，脸上全是灰。
那天，她第一次被拉进房间。
二十个日本兵，一批接一批地进来。
她没哭，也没叫。
她一直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一个蜘蛛网，一动不动。
后来她才知道，那批日本兵是刚从前线撤回来的，打了败仗，情绪不对劲。
她没迎合他们，被当成出气筒。
慰安所的老板叫雅子，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和服，脸上总挂着笑。
她事后给季子送了点热水，说：“他们心情不好，你别往心里去。”
她听不进去。
她想死。
试过几次。
一次是用玻璃划手腕，一次是吞肥皂水。
都被发现了。
每次都被拉出去打，饭也不给吃。
她瘦得不成人样，眼圈发黑，走路都晃。
最多的一天，她接待了六十多个兵。
那天外头刚打完一场恶仗，兵回来像疯了一样。
她被打得头破血流，裤子都没时间换。
她不记得那天怎么熬过去的，只记得天亮时她的房门终于关上，她躺在床上，听见外头狗叫。
后来，雅子看她实在撑不住，给她安排了两个下级军官。
她不用再接待普通士兵，但每天还是得陪那两个军官吃饭、洗衣、伺候。
她不再反抗，也不再开口。
她在那儿一直待到日本投降。
那年秋天，慰安所被紧急解散。
她被塞上了一艘回日本的船。
船上没人说话，大家脸色一样苍白。
她穿着一件旧军服，全身发烫，牙齿松动，眼皮抬不起来。
她回到日本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像换了个壳。
她的脸上看不出年纪，头发稀疏，眼神空。
她原本是东京有钱人家的千金，回来时连家门口都不敢进。
她在日记里写：“我17岁离家，27岁的身体，50岁的脸。”
她不是唯一活下来的。
那船上原来装着一千多个“姐妹”，最后回到日本的，不到三百个。
其余的，有的死在了伤病上，有的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投降那天，有部队先杀慰安妇再集体自尽，不留痕迹。
这些事她没哭着说，也没高声控诉。
她只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他们是两条腿的野兽，连自己人也不放过。”
她死在1960年代，一个安静的下午。
没人来送她。
她被埋在自家院子后头的树林里，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下面一句话，是她自己写的：“这里葬着一个被骗去打仗的女人。”
参考资料：
日本NHK纪录片《战时慰安妇调查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史料汇编》
《“慰安妇”口述实录》作者：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部分证言翻译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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