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这篇文章中说过：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

在古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往往指的就是“读书人”，包括社会上的文人以及读圣贤书考科举做官的人。古人一般用“手无缚鸡之力”来形容“文弱书生”，又有形容读书人的古语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所以古代读书人的形象就不是“铁骨铮铮”的，而是有些“弱”，有些“优柔寡断、胆小怕事”。那些“铁骨铮铮”的文人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恰恰说明了“铁骨铮铮”的文人在文人中属于凤毛麟角，很稀少，所以“物以稀为贵”才被记载了下来。

既然文人的形象是“弱”、“优柔寡断、胆小怕事”，那么文人的表现是正直还是卑鄙，与其说由文人的性格决定，还不如说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决定。朝廷英明、宽容，文人就敢针砭时弊，大臣们就直言敢谏；如果朝廷只喜欢听赞扬、容不下批评，那文人就只敢歌功颂德，大臣们就只懂得阿谀逢迎。

历史上有很多证明以上因果关系的案例。

唐太宗时期，魏征驳斥唐太宗的意见，一点面子都不给；宋仁宗时期，包拯当面跟仁宗皇帝辩论，唾沫星子都喷到仁宗皇帝的脸上。所以唐太宗时期跟宋仁宗时期，文臣基本上都是“直言敢谏”的，社会也更包容，经济更繁荣，文化更昌盛，老百姓生活比较舒适。

而到了以“文字狱”著名的大清，比如雍正朝，钱名世案，雍正帝命三百八十五位文臣写诗文声讨其“劣迹罪行”。文臣们各展才华，比赛“谁骂钱名世骂得更有文采”。其实参加这种“骂人比赛”，很多文人觉得是“有辱人格”的；但皇帝让你参加，你敢不参加？雍正爷是什么人？惹他生气了真的会砍人脑袋的。

雍正帝亲自整理撰写过一本《大义觉迷录》。从这本书里能看出他对于“出自夷狄”的满洲人入主中原还是“很不自信”的，心里潜意识地存在“自卑感”。自卑的人往往敏感，所以大清皇帝很敏感，时刻有“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感觉。

皇帝敏感了，文人们就遭殃了。文人们写出来的文字有被皇帝解读为“对朝廷有恶意”的风险，这种情况下哪怕写文字的人其实本来并无讽刺朝廷之意，但当皇帝如此解读，写文字的人只能自认倒霉，给自己辩解是没有用的。

有人在一个凉风习习的满月之夜与朋友告别，写了一句诗“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句诗我觉得写得很好，很自然，就是写景抒情的诗句，在任何朝代都很难往政治上面去联想。但在大清朝，皇帝就说你这诗句是想表达“反清复明”，你辩解有用吗？最后写诗的人被砍头了。

乾隆朝秀才吴英给乾隆帝上书，指出“社会上存在一些问题”并给出“如何改进”方面的建议，结果被乾隆帝砍头。理由是：吴英说“大清社会存在问题”是“居心不良”、“恶意抹黑”大清，“煽动对社会不满的情绪”。

于是，直言敢谏的、正直的、敢于“针砭时弊”的文人在大清消失了，文人们都变得不敢说话，或者只敢说好话，迎合皇上，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大清朝的文人变成这样，是文人们的原因吗？要我说，更是大清朝的原因而不是文人的原因。绝大部分文人本来就不是“铁骨铮铮”的，而是“胆小怕事”、“趋利避害”的，文人们的选择自然是“适应环境”，主动找着让自己“掉脑袋”的事情傻子才去做呢！文人们表现出什么样，是由其所处的环境塑造出来的；或者说，文人们的表现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其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

“直言敢谏”、“针砭时弊”的文人，映照出其生活的时代是唐太宗、宋仁宗那样；而只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人，也映照出其所生活的时代是大清。知识分子表现出什么样，更该被称赞或者鄙视的从来不是知识分子本身，而是其所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