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木寒鸟，空山夜猿，一位中年谋士策马东出潼关，在初唐的晨曦中写下了比盛唐早到百年的雄浑之作。
魏征（580年－643年）策马东出潼关，是在大唐开国元年（公元618年）的深秋。39岁的他身负唐高祖李渊重托，前往山东招降据守原地的瓦岗旧部。
大唐名相魏征（580年－643年）
行至险峻山路，极目望去，“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寒鸟凄鸣，夜猿长啸，前路艰险未卜，但他的胸中激荡着这样的诗句：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这首题为《述怀》的五言诗，后来被誉为“唐朝开国第一诗”。它不仅预言了一位盛世谏臣的诞生，更以其雄浑气魄，提前敲响了盛唐之音的前奏。
01 全诗与白话翻译：乱世文人的心灵独白
述怀 魏徵〔唐代〕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白话翻译：
中原大地刚刚陷入群雄纷争，我放下笔墨投身军旅生涯。
经天纬地的谋略未能实现，但满腔豪情壮志依然留存。
手持马鞭谒见大唐天子，策马扬鞭东出潼关大门。
效仿终军请缨收服南越，学习郦食其乘车劝降东方藩镇。
山路曲折登上高高山峦，平原在云雾中时隐时现。
古树上寒鸟凄厉啼鸣，空谷中夜猿哀切长啸。
眼前景象令人触目伤怀，艰险旅途让魂魄屡屡惊散。
难道我不畏惧这重重艰险？只因深深感念君主的知遇之恩。
要像季布那样一诺千金，如侯嬴一般重义守诺。
人生在世最重知遇之情，功名利禄又何须挂怀。
这首诗写于魏征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瓦岗谋士转变为李唐使臣。短短百字，浓缩了隋末唐初的历史风云，也展现了一位乱世文人的心路历程。
02 诗史背景：从瓦岗余脉到李唐使臣
隋末大乱，瓦岗军曾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反隋力量之一。李密接手后，采取了一系列明智举措：攻取荥阳，击杀隋朝名将张须陀，夺取兴洛仓开仓济民。
这一连串胜利使瓦岗军声威大震，部众迅速扩张至数十万。魏征就在此时投身李密麾下，献上十条壮大瓦岗的计策，却未被采纳。
历史证明，这成了瓦岗军命运的转折点。武德元年（618年），李密先与宇文化及军苦战损耗惨重，随后被王世充击败，不得已率众降唐。
魏征随之归唐。唐高祖李渊注意到这位眼光独到的谋士。当时，李密的旧部徐世勣（后赐姓李，即李勣）仍控制着山东大片地区。
劝降李勣、招抚山东，对初建的唐朝至关重要。魏征主动请缨，担起了这项艰巨使命，被授为秘书丞，赶赴黎阳（今河南浚县）。
03 诗境解读：艰险旅途与士人精神
《述怀》最动人的部分，是对出使途中的真实描写。“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山路崎岖，平原时隐时现，既是对自然环境的描绘，也暗喻山东局势的复杂不明。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这两句尤为精妙。寒鸟凄鸣、夜猿长啸，不仅渲染出旅途的孤寂危险，更象征着乱世中百姓的苦难与山河的破碎。
面对如此艰险，魏征坦诚内心的恐惧：“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但他随即表明心迹：“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这一问一答成为全诗灵魂——对君主知遇之恩的报答，超越了对个人安危的顾虑。这就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核心精神：士为知己者死。
04 诗格创新：打破六朝绮靡的初唐先声
《述怀》在文学史上的突破，与其历史价值同等重要。在它诞生前，诗坛仍弥漫着六朝延续下来的绮靡浮艳之风。
即便是唐太宗李世民本人的诗作，也多数“轻浮无力”。由陈、隋入唐的诗人如虞世南等，其作品仍难脱“辞藻繁富而性情贫乏”的窠臼。
魏征的《述怀》如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它一扫雕琢辞藻的积习，以质朴刚健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抱负与情感。全诗采用古体形式，不受严格韵律束缚，更显气势磅礴。
清代沈德潜盛赞其“气骨高古”，鲁迅先生也称其为 “唐初第一首好诗” 。它标志着诗歌开始从浮华空虚的宫廷唱和，回归到言志抒怀、关切现实的传统。
05 诗谏传承：从《述怀》到贞观之治
《述怀》中“深怀国士恩”的赤诚，贯穿了魏征的后半生，成为贞观之治中“君臣共治”理念的情感基石。
李世民即位后，不计前嫌（魏征曾为太子李建成谋臣），看重其才德而委以重任。这无疑是对魏征“国士之遇”的延续。
魏征以“数十余万言”的谏诤回报这份信任。他的谏言涵盖治国理政方方面面，核心主张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深刻影响了李世民的政策方针。
李世民将魏征比作自己的一面镜子：“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魏征去世时，唐太宗悲痛不已：“朕亡一鉴矣！”凌烟阁上，他的画像位列第四功臣，这是对他政治生涯的最高肯定。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逝。唐太宗废朝五日，亲自撰写碑文。他对着侍臣感叹：“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九年后，侯君集谋反案牵连出魏征曾推荐他的记录，李世民一怒之下推倒了亲自为魏征撰写的墓碑。但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失利后，不禁长叹：“如果魏征还在，一定会劝阻我进行这场战争。”遂派人重新立起墓碑。
这段波折的君臣关系，恰如《述怀》所展现的复杂情感——既有对知遇之恩的感念，也有对理想执着的坚持。那首写于出关途中的诗篇，不仅记录了一位中年谋士的忐忑与豪情，更在无意间推开了唐诗黄金时代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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