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尉出品，必属精品！
引言：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句经典名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唯一的教训，就是从来没有汲取任何教训。
校尉也经常说，历史就是最伟大的嘲讽大师，总是在不经意间向人类发出冷冰冰的嘲讽。
客观评价，自从中国先贤创造百家争鸣思想盛典之后，尽管在自然科学领域，人类的进步一日千里，但在哲学层面，尤其是在如何处理宇宙与人、国家与人的关系上，其实人类一直在低水平重复。
比如本文要讨论的国家财政政策问题，就始终在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之间摇摆，从来没有能够突破先贤的境界。相反，在很多时候，因为财政政策失败，我们曾经无数次摔倒在先贤明确指出的大坑之中。
人类在认知的泥潭中盲目转圈而不自知的时候，历史的嘲讽就会如期而至。
壹：
治国理政，首重理财。
这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规律、最底层的逻辑，从史前社会的母系家庭、氏族部落，到信史时代的封建王朝，乃至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财政都是第一等的大事。
古今中外，上至世界性的大帝国，小至不起眼的封建领主，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离不开高效财政体系的支撑，任何一个国家的崩溃，也都必然伴随着财政的崩溃。
而在国家的财政政策中，唯一的首要矛盾，或者说必须处理好的第一关系，就是财富分配，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就是国家和民众的财富分配比例问题。
是突出国家意识，将大部分财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还是突出人本意识，将大部分财富散落于民间，乃是国家财政政策最为核心的理念之争。
关于这点，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华先贤就掀起了关于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争论。
而此后的历史，其实就是在这两大政策之间摇摆。
贰：
任何一个掌权者，都有集中财富的本能欲望，尤其是皇权体制下至高无上的皇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连土地和人口都是皇帝的，财富自然也是。
所以在神剧《大明王朝1566》中，得知严党巡盐贪腐大半的时候，嘉靖皇帝才会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朕的钱！朕的钱！
这种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一人之私产的思想，皇权独大的古代中国尤其突出。
特别是对于嘉靖嘉靖、家家皆净这样的皇帝来说，藏富于国就是藏富于朕，将天下财富归于自己一身，乃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但在皇权崛起之前的春秋时期，儒家、法家、墨家等思想流派，却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藏富于民的政治理念，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与拥戴，进而给皇帝戴上了紧箍咒。
管仲提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主张通过减少徭役来保障平民的耕种时间，提升民间的富裕程度，进而实现强国目标。
孔子提出“百姓足，君孰于不足”，孟子提出“民贵君轻”，强调民富是国强的基础。
在藏富于民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逐渐将“不与民争利”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将其打造为限制皇权的重要道具。
问题在于，士大夫也不是圣人。
先秦时期的先贤也许没有太多的私心，他们提出藏富于民的思想，主要为了通过富民强国、进而实现诸侯争霸的目标，但后面集官僚地主于一身的士大夫，却偷偷转换了概念——他们所说的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之中的民，看似指的是平民百姓，其实指的就是他们自己。
就跟藏富于国逐渐变成藏富于朕一样，藏富于民，也就逐渐变成了藏富于士。
也就是说，瓜分社会财富的，实际有三大集团：皇族、士绅与百姓。
有意思的是，虽然皇权至上，虽然士绅总是高喊民贵君轻、不与民争利，但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分走最大蛋糕的，从来不是代表国家的皇帝和代表民生的百姓，而是一会代表皇帝治理百姓、一会代表百姓抵制皇权的士绅集团。
代表皇权，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权力与机会来盘剥百姓、中保私囊。
代表百姓，所以他们总是能够打着藏富于民的旗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左右逢源的角色定位，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庇护，隐藏了他们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巨大负面作用。
古今中外，不管哪种政体，不管哪个民族，国家财政的崩溃，十有八九，都是因为官僚蜕化成了体制内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变成了管理仓库的硕鼠，最终掏空了社会财富。
汉唐是如此、蒙元是如此、大明是如此、满清是如此、罗马是如此、阿拉伯帝国是如此、奥斯曼土耳其是如此、苏联也是如此。
而最为恐怖的，就是藏富于朕与藏富于士结合，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权力，用金钱收买官僚集团。汉末对外戚的放权、唐末对藩镇的笼络、斯大林制定官员特供体系、哈梅内伊赋予革命卫队经济特权、懂王拉着身边人一起炒股，便都是这种现象。
最高权力与行政体系，本该是互相制约的关系，如果他们沆瀣一气，帝国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叁：
还是用明朝的例子，因为在中国的财政史上，明朝非常典型。
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朝历任皇帝，几乎都是藏富于国或者说藏富于朕的忠实践行者。而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则高举“不与民争利”的政治口号，拼命抵制中央扩张税源，乃是藏富于民或者说藏富于士的典型。
典型对典型，看起来都代表百姓、其实都不代表百姓，看起来都帮百姓争取利益、其实都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这就导致，明朝的财政问题始终非常突出。
古代中国，主要两大税源，一是农业税或者说土地税，二是丁税也即人口税。
丁税与农业税都是极其落后的征税方式，它们有两大弊病。
一是不分贫富一个税率，致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二是税源固化，农业社会的财富产生主要依赖土地，因此丁税的来源也与土地绑定，而土地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官僚机构与既得利益群体敛财的增长速度，导致百姓越生越穷、国家财政赤字也越来越大。
更要命的是，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非常憎恶甚至是仇恨官僚阶层，设置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吝啬苛刻的官员薪酬体系，但为了维持官员的生计、展示皇帝的宽宏，却又开创了免除官员包括退休官员丁税的制度。
嘉靖二十年，嘉靖皇帝将田税也纳入了士绅免税的范畴，就此彻底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虽然在官面上，明朝对士绅的免税政策有诸多限定，但对官员集团来说，只要开了口子，他们就有无数种办法把口子变成溃坝。
此后，在免税的刺激下，明朝的土地兼并加速推进，农民为了避税，也主动将田产记入士绅名下，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的隐匿人口，反正他们可以租种士绅的土地，有士绅的庇护，也不用担心官方的人口核查。
正因如此，明朝末年，大量人口、土地托庇于士绅名下，导致中央税源急剧下降。
此外，国家专营的盐铁，因为官商勾结，中央财政能够拿到的收入也在锐减。前面提到的严党巡盐，就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面对这种财政危机，有三种解决方式。
一是调整征税对象，向有钱的官僚地主、士绅阶层开刀。
商鞅变法，汉武帝将豪强集中搬迁到茂陵，嘉靖之后的万历年间张居正全力推广一条鞭法将地税、丁税、徭役等合并到土地税中，雍正皇帝搞摊丁入亩，就是秉承这种思路。
区别在于，商鞅、汉武帝就是摆明了要吃大户，不听话就吃一刀，张居正、雍正则是通过税制改革合理合法地剥夺士绅阶层的免税特权，手段没那么激烈。
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后面三位长期挨骂的重要原因，因为掌握舆论主导权的，正是高喊不与民争利的士绅阶层。
商鞅挨骂少一些，是因为赶上了社会大变革，贵族被消灭，相当于苦主没了。但后世的士大夫们，也给他贴上了刻薄寡恩、欺凌王族、违背伦理的标签。
皇帝地位特殊，通常不会直接受到清算，大臣却不行。商鞅活着被车裂，张居正死后被挖坟，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但即便不会遭到清算，在王朝后期，面对紧密抱团的官僚地主阶层，皇帝往往也是束手无策，只能选择另外两种办法，比如嘉靖之后的万历、天启、崇祯三朝。
二是绕开贪腐的既有征税渠道另起炉灶。
万历皇帝直接派太监下去收税，就是这种搞法。
而万历皇帝之所以甩开行政体系，除了提高征税效率，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历过张居正事件后，皇帝与官员之间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
站在万历这边，张居正一个劲让皇帝节俭、自己却过着奢侈的生活，不可信；张居正征税有功，官员们出于私心，却哄着朕清算了张居正，废除了大部分新法，唯一保留下来的一条鞭法也名存实亡，导致财政困难，因此官员群体也不可信。
站在官员这边，张居正殚精竭虑帮皇帝打工，最后却被挖坟勠尸、挫骨扬灰、抄家灭族，谁还愿意帮这样的皇帝卖命？有这功夫，不如捞点钱实在。
显然，万历的搞法，只对皇帝和太监有利，因为这种直接隶属皇帝的征税系统，效率肯定要比官僚系统高很多。
对于普通百姓包括商人来说，却是天大的噩耗。因为原来的征税系统还在运行，原来要交的税不能少，新增的征税渠道，不过是多吸了他们一遍血。
海瑞说嘉靖嘉靖、家家皆净，虽然并非夸张，但用到万历头上更准确。
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万历万历、家家完了。
就此而言，说明亡于万历，其实并不夸张。
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当正常渠道不起作用之后，非正常渠道往往特别奏效，但非正常渠道的奏效，其实只是最后的疯狂。
万历之后，为了压制官僚集团，天启也将税收大权交给了魏忠贤，从而激起了中国历史上党争的最高峰——阉党与东林党的斗法。
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场党争，其实就是藏富于朕与藏富于士的利益搏杀，虽然他们打的旗号分别是藏富于国与藏富于民。
三是征税渠道和征税对象不变，拼命增加税种、提高税率。
王朝末年，之所以税收下降，除了前面提到的人口隐匿、土地兼并，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主官僚集团已经尾大不掉，地方官员与当地士绅沆瀣一气、合伙分赃，根本起不到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
面对这种状况，无能的皇帝，只能向普通平民下手，苦一苦百姓。
嘉靖、万历、天启之后，崇祯就是采用这种办法。
但就像嘉靖皇帝喊的“朕的钱”，既然都是皇帝的钱，征税的过程中，各级官员难免要往自己怀里搂点。
皇帝开口多征一两银子，各级官员、胥吏至少要搭车多收好几倍。苦一苦百姓的政治口号，也就变成了不断的农民起义。
崇祯时期的内忧外患，说白了，就是藏富于国的政策彻底破产，国库根本收不到银子，藏富于民的政策彻底走样，银子都被官僚地主集团弄走了。
财政恶化到如此地步，除了关机重启，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只是关机的过程，是无数百姓的流离失所、易子而食，是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
兴、百姓苦，亡、百姓更苦！
肆：
就上面的例子小结一下。
在古代农业社会，如果地税、丁税两大税源都能足额收缴，足以维持朝政的运行。
更何况，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就发明了盐铁专营等商业税的征收方式，大幅提升了中央财政收入。
可到王朝后期，钱怎么都不够用，皇帝藏富于国、藏富于朕的冲动也就越来越强烈。
虽然都是藏富于国，明太祖、明成祖这样的雄主，将打击的重点放在官僚集团与富商巨贾身上，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在官僚集团的集体抵制下，不管是嘉靖、万历这样的聪明人，还是崇祯这样的偏执狂，都只能把搜刮的目标放到底层平民身上。
古代中国，即便是皇帝，也有两大不敢直接对抗的神主牌，一是孝道，二是不与民争利。
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期，士大夫就把这两大神主牌用到了极致：抵制嘉靖认爹，是打孝道的神主牌；抵制万历征收新的税种，则是打着不与民争利的神主牌。
实际上，不让嘉靖认爹是偶然事件，不让皇帝新增税种、扩张税源，将王朝的税收牢牢绑定在人口上，以维护官僚阶层不纳税、不服役的特权，才是官僚地主阶层与皇帝之间最为永恒的博弈。
万历被逼得派太监满天下征税，固然与自己的贪欲有关，但又何尝不是被士大夫阶层逼的！
面对崩溃的中央财政，皇帝想要开拓税源，士大夫高喊政治口号就是不配合，皇帝又搞不定士大夫群体，当然也就只能指望太监了。
伍：
从千年文明尺的角度做个更大的小结——什么是千年文明尺？去看以前的发文吧！
从秦朝以来，中国的财政史，简单归纳，就是皇帝希望的藏富于国、藏富于朕，与士大夫嘴上喊的藏富于民、实际藏富于士的政策博弈。
那么，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又会带来怎样不同的影响呢？
藏富于民有两利一弊。
先说两利。
一是能够刺激经济发展。
不管哪种社会体制，居民消费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藏富于民，老百姓也就有了消费的能力与欲望，国民经济才会不断发展，国家的税基才会不断扩大。
富民是强国的根本前提，这是客观规律。
好比一个人，如果要想身体健康，首先必须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得到足够的营养。反之，如果多数细胞、多数器官营养不良，人的身体也好不了。
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老百姓饮食无忧，民间的偷盗、抢劫就会变少，更不会出现农民起义这样的极端事件。
还是以人为例，细胞、器官的营养充分，自然就不会三天两头生病。
中国古代的盛世，除了老百姓普遍饥饿的康乾盛世，大多很好地执行了藏富于民的财政政策，比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两宋虽然武力孱弱，但长期采用富民政策，民间的富庶程度甚至超越了汉唐盛期。
校尉一直说，中国古代的小康社会与现代西方的中产社会，以及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共同富裕目标，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上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打造一个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再说一弊。
藏富于民最大的弊端，就是不利于集中财力办大事。
尤其是遭遇外敌的时候，国家很难将分散在民间的财富转化为应对危机的军事资源。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两宋。
以两宋的经济体量，如果能够有效动员起来，不管是辽金还是蒙元，都并非没有取胜的希望。
遗憾的是，宋朝缺乏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雄主，没有能力采取藏富于国的政策，不能将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导致军事层面一败涂地。
所谓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从财政角度讲，就是皇帝用钱财收买士大夫阶层。
这种民间富裕、国家没钱的局面，和平时期皆大欢喜，可一旦外敌入侵，就是国破家亡、亡国灭种。
可见，一味地强调藏富于民是行不通的，不管是两宋时期真正的藏富于民，还是明朝后期东林党嘴里虚伪的藏富于民。
陆：
相比藏富于民，藏富于国正好相反。
所谓藏富于国，也即中央财政一家独大，将国民财富高度集中于中央财政。
这种财政政策，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容易激起内部矛盾，甚至引发大规模的民变，但它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集中资源对付外部敌人，或者兴建利在千秋但压力却全部由当时百姓承担的超大型基础工程。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与汉武帝。
作为第一个真正统一中国的皇帝，秦始皇不仅彻底废除了六国贵族的特权、夺走了他们的财富——其实是七国，不过秦国贵族的特权在秦始皇之前就被废除了——而且将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
这种集权，也为秦始皇近乎无限地征集平民百姓的劳动力与财力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统一到病逝，秦始皇在位不过短短12年，但却相继平定了南方的百越与河套地区的匈奴，同时还掀起了长城、驿道、灵渠、阿房宫、始皇陵等一系列超级工程。
这种对民力、财力的过度压榨，正是秦朝二世而亡最重要的原因。
但从长远看，长城也罢、驿道也罢、灵渠也罢，难道不应该修吗？
武帝时期，为了打击匈奴，同样对贵族豪强与普通百姓进行了财富掠夺。
武帝继位之初，刚好经历了文景之治，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而武帝通过迁移豪族、打击商贾、收拢铸币权、盐铁专营等方式，很快将民间财富集中到了中央，进而也就有了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对匈奴的持续打击。
武帝在位54年，其中44年都在与匈奴作战，另外还针对南越、朝鲜发动了大规模战争。
到武帝后期，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荡然无存，按照《汉书》的评价，就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但从长远看，打击匈奴难道不对吗？
中国人将秦皇汉武并列，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他们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都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他们也确实给当时的平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前人批评秦皇汉武为独夫民贼，是从当时平民百姓的视角说的，是对平民百姓的悲悯之情。
老人家说劝君莫骂秦始皇，是从中华文明千年发展的视角说的，是对国家民族的逻辑思维。
这种观点的分歧，其实是情感与逻辑的错位，而非简单的是非对错。
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哪一面比哪一面更重要，而是必须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更重要的是，不能让藏富于民异化为藏富于士，也不能让藏富于国异化为藏富于朕。近现代非洲出现的诸多暴君，比如阿明、博卡萨、蒙博托、卡扎菲，便都是典型的藏富于朕。
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是辩证统一的，没有绝对的对错，但藏富于朕与藏富于士却永远都是错的，才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高度警惕的全民公敌。
柒：
咱们常说的王朝周期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其实就是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结成利益同盟——也即所谓的官商勾结——不断侵夺、聚敛民间财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财政崩溃，最终引发王朝的崩溃。
不管采取何种国策，不管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权贵都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司法、行政资源，不断集中财富。
区别在于，藏富于民的时候，权贵的手段相对缓和，财富集聚的过程会比较长；藏富于国的时候，权贵的手段会格外激烈，财富聚集的过程尤其血腥。
今天美国的财富向资本寡头集中，就是藏富于民政策失败的结果，随着去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美国中产的经济地位不断跌落，社会财富被犹撒利益集团所垄断。
明末财政的崩溃，就是藏富于国政策的彻底失败，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贪官胥吏，都借增税政策搭便车敛财，最后导致中央财政与民间经济同时崩溃。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就财政政策而言，国家治理的关键，就是掌握好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之间的平衡，同时全力阻止官僚资本集团的无序膨胀。
结语：
回顾新中国的七十多年历史，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是藏富于国为主，因为当时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发展重工业、兴修水利、搞两弹一星，也要应对外部威胁——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印自卫反击。
改革开放以后则是藏富于民为主，因为外部环境逐渐缓和，内部也要发展经济纾解老百姓长期积累的生存压力。
小平同志提出军队要忍耐，其历史背景，其实就是国家财政政策从藏富于国向藏富于民调整，军费必须大幅压缩。
当前阶段，则是重新平衡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达到富民与强国的统一、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同时高度警惕社会财富向少数既得利益群体聚集。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膨胀起来，最后必然就是民间经济的凋零、国家财政的崩溃。
再次强调：
古今中外，不管哪种政体，不管哪个民族，国家财政的崩溃，十有八九，都是因为官僚蜕化成了体制内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变成了管理仓库的硕鼠，最终掏空了社会财富。
汉唐是如此、蒙元是如此、大明是如此、满清是如此、罗马是如此、阿拉伯帝国是如此、奥斯曼土耳其是如此、苏联也是如此、今天的美国同样如此。
人类最应该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一定要牢牢记住历史中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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