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3岁胡斐佩将军再婚嫁给鲍世禄，鲍：你依然是40年前的你|同窗|教学|编者|胡斐佩|鲍世禄

七天后，胡斐佩将军在总参外事局简陋的办公室里拆开了信。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斐佩同志：多年不见，不知可否一叙？鲍世禄”。她把信折回信封，轻轻合上抽屉，午后的阳光正好照在墙上的年历——1949到1992，整整四十三年。有意思的是，胡斐佩没有立刻回信，而是先翻出老相册，里面那张黑白合影上，自己是党小组长，左手边是班长梅孝达，右手边便是鲍世禄。

时钟拨回1949年2月。解放军接管北平后，中央军委劳动大学外语训练班在西郊一处旧庙里开课。胡斐佩来自复旦，鲍世禄从江西前线抽调。军装统一，口音各异，两人白天听课、夜晚挤在油灯下背单词。“今天谁还没写自我批评？”值星班长一句调侃常让全班大笑。那时的友谊并不缠绵，却牢靠——一起抄录《实践论》，一起在结冰的护城河挑水。

1952年底，这个班的同学陆续调出，胡斐佩和北大高材生梅孝达先后留校。第二年春天，她收到了组织批准的婚姻报告。婚礼没有蛋糕，没有婚纱，只有操场上飘荡着的三弦乐。那天鲍世禄在江西，给他们写了四个字：“琴瑟同谐”。一别就是几十年。

1960年起，胡斐佩调至军事外语学院，梅孝达在同一所院校任教。他们把全部精力投向教材编写和口语教学实验。从教学大纲到课后练习，两个人经常讨论到深夜。不得不说，那个年代的学者和军人很少分彼此，关起门来就是琢磨怎样为部队培养懂外语的参谋。

转折出现在1984年1月21日，农历除夕前夜。梅孝达突然晕倒，结果确定为肺癌晚期。病房消毒水味道刺鼻，他对胡斐佩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是：“药留给需要的人。”随后请她代笔写下五条遗愿：停治、丧事从简、器官捐献、亲属不奔丧、子女不提要求。七月，遗嘱执行完毕；八月，胡斐佩投入教研，校徽还没从黑纱里摘下，就已经出现在讲台。外人看来冷淡，可她心里清楚：工作是唯一能对抗失去的力量。

同年秋天，军队授衔改革试点，胡斐佩因为参与《大学基础阶段英语泛读课本》编写获评技术三级，一年后被授予少将警衔。颁发仪式后合影留念，她站在第二排最边上，像是刻意避开镜头。记者问为什么不在教材编者栏署名，她轻描淡写：“四个人的书，三个人够了。”

与此同时，另一座城市的命运也在重写。鲍世禄1966年被错划成“内部控制对象”，下放南京梅山铁厂。高温、钢水、夜班，他愣是挺过来。1979年平反返沪，妻子却因小脑共济失调长期卧床，五年里，他每天翻身、喂饭、擦洗。1990年春天，妻子离世。邻里说：“鲍老师，该考虑自己了。”他答：“先把日子过稳。”话虽平淡，孤独可想而知。

两年后，老战友联谊会在上海龙华举办，筹委会寄出四十多封邀请函。胡斐佩因为公差未到，但通讯录把她的地址给了鲍世禄，于是，有了那封被冷风吹进北京分拣中心的信。

1993年2月，春节刚过，胡斐佩休假南下。虹桥机场出口，两人站在人群中对望几秒，谁也没有先开口。最终鲍世禄笑道：“你依然是四十年前的你。”一句平实的话，胜过鲜花和誓言。此后，他们约定每周一封信，差错一次罚抄英文报纸。信封上的邮票从猴票换到牡丹，再换成运动会纪念，一共二百一十七封。书信内容已无青涩，更多是讨论时局、教材改革、企业改制。偶尔一句玩笑，仍带着旧时同窗的默契。

当年的同学得知这一段“再续前缘”反应各异，赞成的多，也有担心名声的。胡斐佩的答复极简：“私事，勿扰。”军中同僚倒是坦然：“女将军再婚又如何？组织没禁。”就这样，63岁的她决定登记。

1993年10月18日清晨，徐汇区民政局二楼，登记员抬头看见一对穿便装的老人。身份证、离婚（丧偶）证明、户口簿，一样不少。照相时，鲍世禄轻轻扶了扶胡斐佩的肩，只此一个小动作，摄像师按下快门。婚礼没有举行，他们请了四位当年革命大学的小组成员在淮海中路一家简餐厅吃了顿面。有人半真半假地感慨：“同志变家属，得补交团费啊。”笑声散在秋雨里。

婚后，两人依旧各忙各的。胡斐佩早七点出门，坐地铁到学院讲授《英美报刊选读》；鲍世禄在复旦当客座，研究苏联能源史。晚饭是最固定的约会，一碗菜饭，一盘炒青虾。鲍世禄常说：“日子要紧凑，像当年背单词一样。”1995年，胡斐佩退休，但仍被外语学院返聘，一周三次讲座。她的学生记得，老将军总背一个布包，里面只有一本泛黄《时代》杂志和钢笔盒。

有趣的是，这桩迟来的婚姻给不少年轻军官带来新话题。有人问：“首长，爱情有没有晚点的说法？”她淡淡回答：“只要行动不晚。”

从1993年到2000年，两人合作完成《苏联解体前能源政策译文集》、《现代军事英语精选》等资料，两本书封底只印了编者姓名首字母“H & B”。印刷厂的排版工人改了好几次，以为误排，最后才明白这是老两口的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