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尘埃落定，沈阳的冬风穿过本溪山区的木板房。罗荣桓靠在病榻上，手边搁着一沓名单——中央催他尽快拟定未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人选。炮火刚停，但建军大事一刻耽误不得。
名单不长，却翻来覆去。忽然，他停笔，在“萧华”二字旁重重画线。决定几乎是本能，这背后却铺垫了二十余年的并肩与观察。
时间拨回1929年秋，赣州南门的小操场。十四岁的萧华领着几十名青少年，用粉笔在墙上写标语。罗荣桓远远站着，看这孩子忙得一身灰，转身对身边参谋说了句：“小个子，能成事。”一句轻描淡写，记录在他随身的黑皮笔记本。多年以后，这行字还在。
1930年代初，红四军缺青年干部。罗荣桓把萧华叫到营口，递给他一本战士通讯录，只说一句：“把青年团撑起来。”萧华愣了几秒，抱着通讯录跑出去。几个月后，团组织遍布连队。罗荣桓见成果，心里有数：此人办事，快而准。
东固突围前夜，部队缺盐断粮。罗荣桓与萧华挖野菜、抓泥鳅，用破军锅熬汤。寒气逼人，罗荣桓一句“政治工作也得先把肚子填饱”刻进萧华脑子里。后来他总结政治动员经验，总把这顿野菜汤挂在嘴边，足见影响之深。
1938年，山东抗战局势最险。罗荣桓重病却扛着指挥，萧华主动揽下政治部繁琐事务。他经常深夜敲门送报：“首长，只留您的批示。”对话短，却解决了罗荣桓“指挥—执行”断档的急症。信任度，再上一个台阶。
1945年春，中央电令抽调鲁西部队北上。罗荣桓第一时间想到萧华，理由很直接：人熟、地熟、兵熟。济南前线电台里，他只说一句：“速回军区，有大任。”萧华回电：“收到，五小时后到。”没有客套，只有执行。
南满保卫临江战役结束，南北局势翻转。萧华在战场与政务间切换自如，这一点让罗荣桓极其放心。与“只会打仗”或“只会写报告”的干部相比，兼通二者的年轻将领屈指可数，萧华就是那少数。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中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必须尽快成型。罗荣桓双肩担两职：检察长与总政主任，身体却连坐椅都嫌硬。此时他最缺的，不是听话的副手，而是能独立运转全盘的拍档。
萧华的年龄是一大优势。33岁的他精力旺盛，能熬夜，能出差，还能与年轻参谋探讨新式空军政治教育。这一点，罗荣桓判断得很现实：“总政今后得面向陆海空，老套路不够用了。”萧华在空军政委岗位上的试水，恰好是模板。
罗荣桓致电空军司令部，语速慢却句句清晰：“刘亚楼，你留空军。萧华，来总政，先别推。”电话那头沉默三秒，萧华随即回答两字：“服从。”对话不到二十字，却敲定了解放军政治工作新格局。
走马上任后，萧华先干三件事：摸清干部底数、健全战时宣传机制、整理历次战役政治工作经验。文件呈上去，罗荣桓只批四字：“可行，执行。”老人家不需细看，能够这样“遥控”正是对副手的最高认可。
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总政昼夜连轴，萧华直接进驻罗荣桓家中起草慰问前线的第一份电报。深夜一点，他轻声说：“主任，该休息了。”罗荣桓摆摆手：“能扛的事，你多扛。”这短短一句，折射两代将领的默契。
罗荣桓1963年病逝，葬礼后，萧华常去慰问林月琴一家。不是做秀，而是念旧情。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坚持，他抬手示意别多话，只简单一句：“老首长教的，政治工作先讲感情。”回忆到此，旁人顿悟。
纵观二人交集，从团政治、师政治到军区、总政，每一步都建立在共事与磨合之上。49年那次人事选择，看似仓促，实则水到渠成：罗荣桓需要一位能在战时、建国、改革不同阶段都能顶得住的副手；萧华，正合尺寸。
因此，罗荣桓在名单上第一个写下“萧华”并不意外。新中国的政治工作体系，需要经验与朝气兼备的支撑，而这种人，二十多年的战火筛选之后，只剩极少数。萧华，在那张名单上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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