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12日，北京蝉声聒噪，太平湖畔的柳枝垂得很低。
当天，新华社发了条讣告，说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同志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6岁。
这消息一出来，文化界、政界都震动了。
天安门广场降了半旗，八宝山公墓连夜布置灵堂，茅盾、巴金、曹禺这些老友顶着暑气守灵，送这位“五四”出来的诗坛巨匠最后一程。
可没人能想到，八个月后，和他过了四十年的妻子于立群，也用同样决绝的方式离开了。
藏在旗袍口袋里的镇静剂
1978年6月14日开追悼会那天，于立群穿了件藏青色旗袍，鬓角别着白花。
她一直微微点头，替丈夫接大家的吊唁。
外人看着觉得她冷静又克制，可没几个人知道，她口袋里装着张揉皱的处方笺。
那是医生刚开的镇静剂，剂量大到能让普通人昏睡三天。
长子郭汉英后来回忆，母亲把眼泪都咽进喉咙里了。
我能理解她这份“忍”，她怕自己一哭，父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点体面就没了。
追悼会结束的当晚，于立群一个人回了后海的寓所。
推开书房门，一排排手稿、日记、照片就摆在眼前。
这时候她才突然意识到，从今往后，这些“历史的碎屑”，得她一个人扛着了。
那一夜，她第一次吃了双倍剂量的镇静剂，可还是睁着眼到天亮。
其实不光是于立群，那时候不少名人遗孀都得这么撑着。
毕竟家里人身份特殊，外人盯着呢，稍微失态就可能被说三道四。
于立群又是个好强的人，自然不肯在人前露怯。
可这种硬撑，对她自己来说，其实是把痛苦往心里压，时间长了，早晚得爆发。
四十年婚姻竟是“替代品”的悲剧
按规矩，郭沫若的所有手稿都得家属整理好，再交给国家档案馆。
63岁的于立群本来身体就不好，可还是强撑着，每天趴在桌上整理六七个小时。
一天雪夜，她在丈夫旧书柜最底层摸到个牛皮纸袋。
袋子用红蜡封着口，上面还写着“勿示群”三个字那是郭沫若平时对她的昵称。
于立群心里一下，就紧了。
她剪开了封口，里面掉出三封信、两张照片，还有一份东京同仁医院的日文诊断书。
第一封信是1935年3月写的，落款是“立忱”，那是她亲姐姐于立忱的笔迹。
信里说，“沫若，我已怀孕三月，你答应回国后就娶我，如今却避而不见……若真无路可走，唯有一死。”
第二封是郭沫若的回信，信纸都被泪水洇皱了。
上面写着“忱，我负你良多，但时局逼人，佐藤与孩子尚在，立群又年幼……望多珍重。”
第三封最短，1937年5月写的，就八个字：“社会满是荆棘，永诀。”
后来她才知道，两周后，姐姐就在上海自缢了，才25岁。
照片里的内容，更让她发凉。
一张是姐姐挽着郭沫若的胳膊，站在东京上野公园的樱花下，姐姐小腹已经有点隆起来了。
另一张是郭沫若抱着个婴儿，背后有日文注释，写着“1936・春”。
换作谁碰到这种事，都得崩溃。
于立群这才想起来，1938年自己和郭沫若刚认识时，对方只说“你姐姐是我好友”，再不肯多提一个字。
婚后每逢姐姐忌日，丈夫总说“要出差”，早早离家。
她为郭家生了六个孩子，还流产过两次，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姐姐的“替代品”。
她把信按原样折好，放回纸袋，又用火漆重新封了口。
天亮前，她给长女郭庶英留了张字条，说“妈妈去郊外静养几天，勿念”，然后一个人去了西山潭柘寺。
寺里的僧人说，这位老妇人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在大雄宝殿前扫落叶。
扫完了就坐在玉兰树下发呆，随身带个布包，里面装着郭沫若手稿的复印件和姐姐的照片。
有次老僧递过签筒，说“施主，你脸色不好，可求支签”。
她摇出来一支下下签，签诗写着“镜花水月总成空，恩怨纠缠一梦中”。
那天夜里，她第一次跟随行的儿媳开口说话。
她说“我嫁给了害死姐姐的人，还给他养了四十年的孩子。
你说，佛会原谅我吗？”儿媳没敢接话。
回京前，她把姐姐的照片埋在了寺院后山，还在树干上刻了行小字：“忱姐，群来迟了。”
1979年2月20日，于立群回了城。
她先把子女叫到身边，平平静静地分了存款、首饰和房产。
又把郭沫若的手稿分成“捐给国家”和“留家里”两摞，仔细贴了标签。
24号晚上，她还亲自下了厨，做了六菜一汤，全是丈夫生前最爱吃的。
吃饭的时候，她跟孩子们有说有笑，甚至破例喝了两杯花雕。
那天夜里，家人都走了，于立群一个人走进院子。
月光下，那株白玉兰开得正盛，花影晃来晃去。
她搬来个方凳，从衣柜里拿出一段白绫那是当年重庆谈判时，宋庆龄送她的“抗战纪念”杭纺。
凌晨两点，她踩着方凳，把白绫搭在粗枝上，打了个死结。
第二天清晨，保姆推门一看，于立群就悬在树下。
她穿的素色旗袍，脚上的布鞋一尘不染。
警方来勘察后认定，是自缢身亡，没有外力胁迫。
人们在她书桌抽屉里找到一封短笺，纸都被泪水浸皱了。
上面写着“四十年来，我以沫若为天，今日方知，天外有天。忱姐等我，我无颜面你，唯有一死，以偿宿债。群绝笔。”
于立群的死，让郭沫若的公众形象又多了层阴影。
长子郭汉英在母亲七七那天，把父亲和于立忱的所有通信都复印了，送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还附了封信说“愿后人研究历史时，记得文字背后也有血泪”。
我觉得这话特别实在，历史不光是那些大人物的成就，还有这些被忽略的小人物的痛苦。
次女郭庶英后来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父亲才华横溢，却一生多情而少责，母亲用死亡，完成了她最后的控诉。”国外的学者也被这事震动了。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写文章说，“郭氏在诗歌里张扬自我，在生活中却任由他人为他牺牲。于立群的悲剧，是20世纪中国知识女性命运的缩影。”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郭沫若全集》。
编辑组少见地在“出版说明”里加了一句，“本集保留历史原貌，亦提醒读者以批判眼光审视作者的道德世界。”
本来想，像郭沫若这样的大家，出版全集大概率不会提这些私人道德的事，可后来发现，编辑组还是把这话加上了，可见于立群的死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郭沫若的情感经历，一直挺复杂的。
1912年，他20岁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娶了张琼华。
新婚才五天，他就借“求学”的名义去了日本，之后68年都没回去过。
张琼华守了一辈子活寡，没儿没女，临终前把郭家老屋的钥匙交给乡邻，只说“留个念想”。
1916年，他在东京医院对护士佐藤富子一见钟情，还帮人家改名叫“安娜”。
两个人在一起过了21年，生了四子一女。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没打招呼就回了国。
安娜带着幼子漂洋过海来寻夫，却被拒之门外，后来定居大连，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
再后来就是，于立忱和于立群姐妹。
四个女人，三种结局：独守、被弃、自杀。
郭沫若的浪漫和才情，确实让他成了新诗的奠基人，可在私人生活里，他却给身边的女人留下了太多伤害。
现在每年2月底，北京还透着春寒的时候，郭家老宅那株玉兰树还会如期开花。
白花瓣像雪一样，香气冷冷的。
路过的人会停下来拍照，可没几个人知道，四十年前，有个63岁的老妇人在这树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学者在纪念文章里写，“郭沫若的诗高呼‘凤凰涅槃’，可真正的涅槃，或许是在他死后才发生。于立群用死亡完成了对丈夫最尖锐的诘问，也让我们看到，历史不仅写在纸上，更写在那些被辜负的生命里。”
如今再读《女神》《屈原》，还是会被里面的磅礴激情打动。
可当目光落到那只写着“勿示群”的牛皮纸袋上，又会觉得心里发沉。
很显然，真正的文学史，不止于那些文本，还在于文本背后那些沉默的叹息。
白玉兰下，花影随着风晃，好像还在问：才情和道义，能不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和解？如果不能，谁来给那些被遮蔽的牺牲者，立一块小小的碑呢？这个问题，不光是对郭沫若的追问，也是对所有追逐才华却忽略责任的人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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