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在北平郊外撕开夜幕，正在武汉宣讲救亡的郭沫若放下麦克风，心里划过的却不仅仅是家国，而是横跨东海的那个身影——佐藤富子。世道骤变，夫妻俩的命运被时代裹挟，二人日后近半个世纪的聚散，也从这一刻悄悄改写。
时间倒回到1916年夏天，东京圣路加医院走廊的窗子掀动白纱，20岁的留学生郭沫若焦躁地在护士站前徘徊。几天的守候之后，他才收到陈龙骥的X光片，也第一次与富子对视。青年因丧友而愁云密布，姑娘却礼貌地鞠躬致意。一封安慰信，两行端正的片假名，为一个濒临崩溃的灵魂递上救命的藤蔓。
信件往返半年，二人改口相称兄妹。冬夜书桌前，富子在信里写下想学医的愿望，郭沫若提笔就建议她报考女医学校。几句鼓励使人心生勇气，富子抵住家族反对辞职求学。只是世事从来不按剧本走，入学一个月，她怀孕了，学籍戛然而止。同年十二月，长子和夫降生，这个小生命让四川乐山的郭家松口，也彻底堵死了富子与日本本家复合的路。
学医梦折断，但柴米油盐照样一肩扛起。富子搬进冈山的狭小租屋，炒菜、洗尿布、缝补旧被，换得郭沫若图书馆里读到天亮的闲适。五四新文化席卷，诗集《女神》横空出世，文坛轰动却不能解决生活开销。富子提出学产科再就业，郭沫若只说“以后再议”，没给答案。1923年春，她抱着三个孩子回日本求学，用行动给自己找出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郭沫若遭通缉。日方以“政治嫌疑”将他扣在横滨，富子带着尚在发烧的幼子冲到警署，几番交涉才把人领回。她一句埋怨都没有，白天做护理工，晚上替丈夫抄清手稿。1932年再添幼子志鸿，五个孩子挤在八叠榻榻米，屋外却是席卷亚洲的阴云。
九一八后，郭沫若结识记者于立忱，感情急转弯。富子有耳闻，但她选择隐忍。1937年他随国民政府宣传队回国抗日，临行前，富子递上一只缝得极密的布囊，里面是五个孩子的合照。郭沫若抿唇一句“必有归期”便登船。归期其实被战争和政治无限拉远。
战争催生的歧视像毒雾。日本右派骂富子“野狗”，逼她把孩子改为日本籍。她顶着伤痕回绝：“孩子姓郭。”为了学费，她下田、腌菜、替人浆洗，冬天指缝冻得发紫。广播里宣告投降那天，她跑进理发店，让师傅把鬓角仔细修齐，想以三十年前的模样迎接丈夫。
1948年秋，富子带三子两女赴港，见到的却是郭沫若与于立群养育的家庭。多年眷恋瞬间落空，她沉默地安抚情绪激动的小儿子志鸿，随后将女儿淑瑀留给郭沫若，自己带剩下孩子转身离去。门口，她轻声对管家说：“别告诉他，我很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牵线，富子放弃日本国籍，登记为中国公民，改名郭安娜。统战部按月发放生活津贴，子女陆续归国。长子和夫当了外科专家，三子复生做动物学研究，志鸿成了钢琴教师。这一批跨国血脉被安置于科研、教育等紧缺岗位，安娜说得直白：“国家少人，能顶就顶。”
1978年，郭沫若深陷病榻，北京医院的照明灯彻夜未熄。85岁的安娜乘车抵京，拄着杖站在病房门口，轻轻唤道：“沫若。”室内只传来沉重呼吸。短暂寒暄后，她提及往昔，那人低头，长叹：“不谈了。”这一声断绝，把半世纪风雨划成止境。对话只余十八个字，却像重锤，敲在旁人心头。
1995年春末，上海长宁一幢旧楼的窗子半掩，护理员记录：郭安娜，享年一百零一岁。留下的遗物除了子女合影，还有那只缝得密不透风的布囊。里面照片早已泛黄，但人物面孔依旧清晰，像是把个人悲欢和时代裂痕一并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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