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合理限缩

伪造、变造、买卖

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的合理限缩

魏 阳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

三级高级检察官

徐浩楠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检察院

综合业务部五级检察官助理

谷文硕

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检察院

综合业务部主任

一级检察官

摘 要：司法实务中，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认定采用行为犯立场，忽视了对公共信用法益的实际侵害考察，导致犯罪圈不当扩大，裁判尺度不一。为解决此困境，亟需以复合法益观推动本罪认定向结果犯立场适度回归，构建基础要件与实质危害相结合的双层审查体系，审慎界定“情节严重”标准，限缩处罚范围，实现对实质危害行为的精准打击，平衡社会管理秩序维护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关键词：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复合法益 司法限缩 实质审查

全文

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是国家公权力的象征，承载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信用基础。近年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犯罪呈现出跨区域、产业化的发展态势，严重破坏了行政管理秩序，且存在危及公共安全的潜在风险。我国刑法对该罪的规定为简单罪状，如何合理界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入罪范围，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行为的入罪争议

［案例一］李某甲欲在某小区担任保安，物业公司要求其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李某甲明知自己有多次违法劣迹，仍委托他人伪造盖有某某派出所印章的无犯罪记录证明1份，并提交给某物业公司用于入职审查。检察机关以李某甲客观上实施了委托他人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的行为，依法提起公诉指控其有罪。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甲所应聘的保安职位不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的特殊岗位，其使用伪造证明的目的仅限于满足入职条件，并未利用该证明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情节显著轻微，未对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公共信用造成实质危害。据此，法院依法判决李某甲无罪。

［案例二］范某某为应付父母，在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情况下，通过网络购买了一套加盖司法部公章、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专用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范某某在收到伪造的证书后仅用于应付父母，未以此为名从事法律工作或牟利。检察机关对范某某作酌定不起诉处理。

［案例三］李某乙为鲁某某伪造了某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动物检疫合格证1份。鲁某某随后利用该虚假手续，将220只羊从山东非法调运至新疆。经查，该批次中部分羊只携带小反刍兽疫病毒。李某乙的行为致使携带病毒的羊只运往外地，造成病毒传播的现实风险，产生一定不良影响，法院判处李某乙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我国《刑法》第280条对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没有明确规定入罪门槛，司法实践中对其入罪标准存在争议，如案例一中检察机关因李某甲实施了伪造行为，便认定其有罪而提起公诉；而审判机关则从实质危害性出发，强调其行为未对公共信用造成实际损害，判决其无罪；案例二中范某某被酌定不起诉而非法定不起诉，进一步凸显了入罪标准不一的实践困境。

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法理重析

（一）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理论争议

关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应当采用形式认定（行为犯）还是实质认定（结果犯）的标准，存在理论分歧。行为犯论者立足于风险刑法理论，主张只要实施了伪造、变造、买卖行为即构成犯罪，司法不宜自行提高入罪标准，否则可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伪造”或“指使他人伪造”行为本身已对国家证件管理秩序构成抽象危险，无需以实际使用或损害结果为构罪要件。若允许以“未使用”“数量少”等作为出罪事由，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刑法对公文、证件、印章信用的保护力度，甚至变相鼓励试探性的造假行为。而结果犯论者则站在体系解释的角度，主张即便行为形式上符合抽象危险犯的构成要件，但其是否真正具备立法预设的危险仍值得商榷。由于本罪的法益是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公共信用，因此只有在伪造的公文、证件、印章足以使一般人信以为真，实际损害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时，才能够被认定为犯罪。

（二）保护法益的双层结构剖析

产生上述争议的核心在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保护法益。若将本罪的保护法益定位为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管理秩序（形式法益），则采取行为犯立场具有逻辑自洽性；但若着眼于公信力的现实侵害（实质法益），则需采结果犯立场，对入罪标准进行实质限缩。案例一中检察机关的指控逻辑正是这种形式法益观的体现，而法院的无罪判决则转向了对实质法益的考量。

实际上，本罪的保护法益不应局限于静态的管理秩序，而应进一步涵盖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风险预防需求，即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利益，规避社会公众对行政权威亵渎的隐患。在信息化时代，伪造公文、证件、印章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已不限于具体个案的损害，更包括对整体社会管理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本罪的保护法益呈现出双重结构，表层是国家机关的管理秩序，深层则是社会信赖利益。相较于对单一法益的衡量，复合法益能够更好地回应本罪的立法目的和司法实践需求。

（三）结果犯立场的提倡

如前所述，本罪的核心法益应为社会公众对国家机关证件真实性的信赖，行政机关对于证照制作、使用的管理秩序仅是公共信用受损后的衍生刑法法益，只有当虚假证件的使用行为足以误导公众并破坏信任时，管理秩序才真正受到冲击。法答网针对本罪的定罪量刑问题也指出，应当综合考虑所涉公文、证件、印章的重要程度、具体用途、造成后果、违法所得及前科情况等情节，综合评估。结果犯立场既能精准打击案例三这类导致实质危害的行为，又可避免对类似案例一和案例二等边际案件过度干预，实现刑法保障法益与维护自由的平衡，确保具体案件办理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立足于结果犯立场，案例一中法院的无罪判决具有合理性，而案例二的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犯罪程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而非法定不起诉处理意见有失偏颇。从行为特征看，范某某伪造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仅限于应付父母，无对外公开使用目的，未对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实质影响，不构成犯罪。

三、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限缩路径

（一）重视行为的违法性审查

违法性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意在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进行违法性的实质审查，其核心在于行为是否对刑法所保护的特定法益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或现实、紧迫的危险。本罪行为的违法性是指行为破坏了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公信力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管理秩序。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目标要求办案人员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对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判断，而非仅依据形式或数量标准。因此，在本罪的司法实践中，需要构建“基础要件——实质危害”的审查体系，以规避唯数量论的误区。

一是建立分层评价体系。国家机关证件的社会管理功能及其保障的公共信用核心程度存在本质差异，故可据此建立分层评价体系。对于直接关涉身份认证、公共安全的核心证件的伪造、变造、买卖行为，因其行为本身具有对社会管理秩序的潜在威胁，原则上可推定具有违法性。而对普通的资格证书、无犯罪记录证明等主要用于满足一般入职要求的证件，则需严格把握其实质危害性。当行为人未实际使用且无其他加重情节时，则应优先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予以出罪，杜绝将机动车证件“3本以上”等特定标准机械套用于非同类证件。

二是具体判断行为是否实质性破坏了社会公众对行政管理权威的信赖，危及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具体而言，应当区分形式违法还是实质违法，即主观方面是否具有破坏公共信用的直接或间接故意，客观方面是否造成了法益实害，行为所创设的风险是否超出刑法所能容忍的限度。综合对于包括伪造印章和证件的性质、伪造用途等要素在内的客观要素，认为行为实害或潜在危害性较大的，可以以本罪评价其刑事责任，而对于未能对其危害性充分证成的，即便符合司法解释对于构罪数量的规定，也不宜以犯罪论。在案例三中，李某乙伪造数量虽然只有1份，但其以牟利为目的伪造动物检疫手续，造成了携带病毒羊只流通的实害后果，具有明显社会危害性，应以犯罪论处。而在案例二中，范某某虽实施购买行为，但主观上缺乏破坏公共信用的故意，客观上亦未造成法益实际损害，更适宜作非罪化处理，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作出法定不起诉处理意见。

（二）限缩适用主观要素的范围

本罪在刑法未明确要求特定主观目的的规范框架下，应当通过解释论将使用目的与非使用目的的认定作为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以此实现处罚范围的合理限缩。对此可充分借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要件规制范本，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区分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的界限。具体而言，对以非使用目的实施的伪造行为，因缺乏危害公共信用的主观故意，可依据《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予以出罪，如果必要，通过行刑衔接机制进行行政处罚。案例二中范某某伪造资格证书时虽未实际合法取得，但鉴于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应付家人，并未涉及公开使用之目的。因此，从主观限缩的角度来说，对范某某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并建议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进行处罚更为适宜。

在司法实践层面，对主观要素的认定应当建立类型化的判断规则。一是明确直接故意的标准，对于为实施诈骗、洗钱等犯罪而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应直接认定行为人具有扩张法益侵害后果的意图流通。二是主观推定规则，对批量伪造、变造或面向不特定对象销售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可推定其具有流通意图。三是反证规则，即允许行为人通过客观证据对流通意图的可能性进行合理排除，例如通过伪造品的精细度、获取途径、保存状态等证实假证或假章无实际犯罪价值。通过对主观要件的实质性把握，防止主观要素认定中的司法权扩张。

（三）审慎界定“情节严重”的范围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类犯罪常具跨区域特点，不同地区司法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尺度存在差异，需审慎界定“情节严重”的范围。司法实践通常从行为规模、对象性质、危害后果、主观恶性四个方面来界定“情节严重”，如多次或者大量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重要的公文、证件、印章，造成恶劣政治影响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动机、目的十分恶劣等。但上述标准仍不够具体，个案情节的把握很大程度上依赖承办人的自由裁量。在认定行为是否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时，应综合考量行为的客观危害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轻易升格为刑事犯罪，也防止将本应严惩的行为降格处理。

2024年12月最高法发布了5起依法惩处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典型案例，为认定“情节严重”提供了重要指引：在从严情节认定方面，对于实施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犯罪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伪造证件类型特殊、数量多、危害大的犯罪分子，依法认定为情节严重。总体而言，界定“情节严重”的实质，在于准确评估涉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其对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管理秩序造成的侵害是否已达到严重程度，进而判断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是否确需通过刑法予以严厉否定性评价。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合理限缩，是平衡社会管理秩序维护与刑法谦抑性的需要。基于复合法益观，本罪应由行为犯模式向结果犯立场回归，严格区分形式违法与实质违法，将“情节严重”的认定锚定于对国家机关公信力和社会信用秩序的实际侵害程度，避免仅以行为外观或数量标准入罪。对于未造成实质危害或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通过《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出罪，避免刑法打击泛化，构建兼顾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的司法格局，切实提升裁判的公信力与法律的精确性，实现刑法的社会治理效能与谦抑价值的有机统一。本文刊登于《中国检察官》杂志2025年10月（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