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冬，天津。
一个清晨的电报送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林徽因接过电报，手指微微发抖。
她没说话。
隔了很久，只说了一句：“我父亲，没了。”
电报上的内容很短。
林长民，因战事中流弹身亡，终年49岁。
那天，林徽因没有去上课。
她一个人坐在学生宿舍的窗前，眼神空空的。
屋外飘着雪。
她想起五年前父亲带她走在巴黎街头的样子——那时候他还笑着说：“你要学建筑，就得多看。”
可谁能想到，这么一个有教养、有远见、性格温和的父亲，会死在战场上。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林长民不是军人。
他一生做过法政学堂的教务长、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福建大学的校长。
他既懂法律又懂教育，还写得一手好文章。
按理说，他这种人，应该和战场没什么关系。
可到了1925年，局势乱得不像话。
张作霖在东北称王，郭松龄起兵反奉。
林长民站在了郭松龄一边——不是为了夺权，而是因为他接受了郭松龄提出的“联省自治”、“反对军阀独裁”的思想。
他本来就是个主张宪政的人，早在十几年前就写文章批评袁世凯称帝，后来又因为坚持原则辞去司法总长。
那次，他是随郭松龄去了前线，没想到一颗流弹打穿了幕僚车的车厢。
负责他后事的人，是梁启超。
梁启超当时已经是国民政要了，还在忙着筹备北伐，但他放下手头一切，亲自操办丧礼，并安排人把生活费汇给林徽因，还写信劝她：“你父亲是个有骨气的人，他的女儿，也该像他那样。”
话说回来，林长民的骨气，从哪儿来的？
这事儿，还得从他父亲林孝恂说起。
林孝恂是清朝的进士，做过地方官。
可他跟一般的旧官僚不一样。
他办学堂，男女同校，还请了外国老师教英语和日语。
那会儿，女孩子能识字都算罕见，可他偏偏让孙女们都上学堂。
林徽因六岁开始读书，十岁跟着祖父住进北京的前王公厂。
三个月后，林孝恂去世，才62岁。
但就这短短三个月，林徽因记了一辈子。
在她的回忆里，祖父说话慢条斯理，总是鼓励她：“读书，不是为了做个好女子，是为了能做个明白人。”
他家两个儿子，一个是林长民，一个是林天民，都受过新式教育。
林长民还去日本留学，学的是法政，回国后投身教育和司法，拒绝贿赂、坚持原则，有时一辞职就回家种地。
他有句口头禅：“宁做寒士，不做污吏。”
1914年，林徽因十岁时，祖父去世。
父亲带她搬进北京，继续按祖父的方式培养她。
她读诗经、学英文、画画、写字，还跟父亲一起读《法意》《国富论》。
1920年，林长民带林徽因去了欧洲。
那年她16岁。
他们从伦敦走到巴黎，从罗马走到维也纳。
林徽因第一次见到哥特式教堂的时候，站在圣母院前一动不动。
林长民没说话，只递给她一本《欧洲建筑史》。
“你记得的，不该是它的样子，而是它为什么会这样。”
她点点头。
那本书她带回了北京，后来又带去了美国。
1924年，她和梁思成一起考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她想学建筑，可当时建筑系不收女生。
她只能进美术系，把建筑课当旁听。
可她没闲着，所有建筑课一门不落，全靠自己看书、画图、请教老师。
有位老师后来对梁思成说：“你那个女朋友比你还努力。”
林徽因从不觉得自己是“女学生”，她说：“我是学生，不需要加性别。”
她和梁思成在1928年毕业，随后结婚，去了东北大学。
当时张学良正整顿东北教育，邀请他们夫妇创办建筑系。
他们不仅创了系，还设计了校徽。
他们没把自己当教授，更像田野调查员。15年间，他们跑遍了190多个县，记录了2738处古建筑。
赵州桥、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这些，都是他们实地测绘、写报告、画图纸留下来的。
林徽因总是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记录建筑尺寸、砖石结构甚至屋檐的曲度。
一次在山西测绘时，她病得厉害，咳嗽到几乎晕倒。
梁思成说：“你回去休息。”她摇头：“我怕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屋顶了。”
抗战时期，他们迁往四川李庄。
生活条件极差，粮食紧张，药品短缺，她的肺病越来越严重。
有一次，她咳得厉害，儿子梁从诫吓坏了，问：“要是日本人打到这儿来怎么办？”
她没抬头，只说了一句：“前面就是长江，到时候我跳下去。”
儿子愣了半天：“那我呢？”
她平静地说：“那时候，我可能顾不上你了。”
在李庄，他们一家住在一间仅有十几平米的土屋里，梁思成在屋角搭了个桌子当工作台，林徽因就趴在床上画图。
有段时间，她一天只能吃一碗稀粥，咳嗽到不能说话，但还是坚持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
建国后，她参与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那时候，她病情已经很严重，但每天还是躺在床上改图纸。
有一次，听说北京要拆古城墙，她强撑着坐起来说：“拆了，以后孩子们就不知道北京城长什么样了。”
她和梁思成为此多次上书，甚至和吴晗争了好几次。
有人劝她：“别太较真，身体重要。”
她只说了一句：“这不是我的事，是这座城的事。”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
病房里很安静，梁思成一夜没合眼。
他亲自设计了她的墓碑。
碑上没有诗，没有煽情的话，只有一句话：
“建筑师林徽因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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