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16日早上，一名风尘仆仆的男子站在太子河畔。
他的鞋已经破了，身上盖着一件早就湿透的军大衣。
他盯着河对岸，脸上没什么表情。
两个国民党士兵忽然从后面围过来，盘问他身份。
“我是52军的，紧急任务，要过河。”
语气平稳，没有一点慌张。
士兵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手里的公文袋，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照办了。
船划出河心时，他才缓缓松了口气。
没人知道，他不是52军的，也不是普通逃兵。
他是赵炜——中共潜伏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参谋，代号902。
当时的东北，风声鹤唳。
明里战火连天，暗地里情报战线早已杀得刀光血影。
赵炜的代号，在中共中央情报系统里是一级机密。
可那阵子，整个北方的地下网络几乎被连根拔起。
北平电台被破，联络员朱建国被捕，几个熟悉的面孔接连失联。
他知道，自己也迟早会被盯上。
赵炜的身份，有些特别。
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共产党这边的。
他是黄埔军校第16期，1939年进校，1940年毕业，拿过中正剑——那可是蒋介石亲手颁的，只有成绩最拔尖的才能拿到。
在那个年代，能进黄埔已经不容易，能拿中正剑的更是凤毛麟角。
他当时真心想报国。
抗战打响后，他在第五战区当排长，后来升到副大队长、作战参谋，跟日军打过多场硬仗。
可是真正让他心里起变化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军官贪污成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还得拼命打仗。
有的部队甚至在战场上临阵脱逃，只顾保命。
“那会儿我就开始想，这仗，到底是给谁打的？”
这句话，是赵炜后来写在一份回忆材料里的。
他不是没想过离开，但也没马上做决定。
直到1945年，他被调到沈阳，任保安司令部作战参谋，每天接触的都是战略核心情报。
这时候，他的大学同学朱建国找上门来。
几次谈话之后，他暗中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成了情报员，代号902，直接归李克农领导。
从那以后，他白天在国民党机关里写计划、拆电报，晚上抄情报、递暗号。
整个1946年，他送出的大量情报直接影响了辽南战役和四平保卫战。
东北民主联军能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下打出胜仗，赵炜提供的资料起了关键作用。
可情报工作从来不是电影里那样刺激又浪漫。
更多时候，是煎熬和孤独。
他不能出错，不能露馅，不能有情绪。
有一次，他在抄写敌军兵力部署图时，手抖了一下，图纸差点滴上蜡油。
他盯着那块污迹看了整整五分钟，直到确认不会被人察觉才松了口气。
1947年9月，北平电台被破坏，朱建国被捕，很多地下交通线断了。
他想联系组织，却找不到安全的渠道。10月9日，他飞到北平，与另一位接头人王啸见面。
两人约在颐和园西边一个偏僻的茶棚下碰头。
王啸只说了一句话：“电台失联，所有人都撤了。”
赵炜没问别的。
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0月10日晚上，他再去王啸家，门口站着个穿皮夹克的陌生人。
他没进门，转身就走。
那一夜，他在北平街头转了五个小时，最后决定回沈阳，但不回家。
他先去同学家借住，又去未婚妻那儿打听消息。
电话铃响时，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是参谋部卢科长打来的，语气很急：“你跑哪儿去了？快回来！”
赵炜随口说自己病了，挂了电话，立刻收拾东西离开。
10月14日深夜，他穿过沈阳城东，跳进冰冷的浑河，游到对岸。
他没有地图，只能凭记忆和天上的星星辨方向。
走到哪儿饿了，就在地头挖几颗花生。
饿得受不了，就靠一口冷水顶着。
10月15日，他翻过摩天岭，累得几次晕倒。
第二天早上，他到了太子河边。
再往前一步，就是解放区。
可他刚走到村口，就被解放军的游动哨兵拦住。
战士们抬枪指着他，问他是谁。
他没有犹豫，大声说：“告诉首长，我是902！”
这句话成了关键。
“902”这个编号直接报到了辽南军区。
军区立刻联系中共中央情报部，几天后确认身份。
赵炜被带到辽东分局，司令肖劲光亲自接见。
不久后，陈云也见了他，听完他的逃亡过程，点头说：“干得好，没让人失望。”
赵炜后来没有再回到战场前线，而是继续在情报系统工作。
他参与过建国初期的安全保卫任务，也主持过东北多个城市的情报网络恢复工作。
他的名字，出现在西柏坡纪念馆的一块铜牌上，编号仍是“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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