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天镇县西北角的一口老井，突然干了。
井水一向清澈，从不过涸。
村里人都说，那是老天爷的眼泪干了。
可那年是1937年的秋天，北方刚打过一场早霜，地皮还带着凉气，井却突然枯了。
谁也没想到，这口井的干涸，像个不祥的信号。
三天后，整个天镇城，几乎成了一座没有活人的空壳。
这事儿最初没人敢说。
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名叫贺贤的老兵，在一次战地口述采访中，才把那段被掩埋的回忆讲了出来。
那会儿的天镇，地处山西北部，靠近大同，是个交通节点。
但说实话，也就是个小地方，人口不多，城墙不高，驻军也少。
可地势关键，日军不会放过。
1937年9月，日军的东条纵队和铃木旅团沿着平绥铁路推进，目标本是大同。
但他们没直接打，而是先绕进了天镇。
说起来也怪，天镇当时并没有得到提前撤离的命令。
守军在前一天晚上悄悄走了，百姓却被扔在了原地。
谁都没通知。
没人知道为什么。
更没人敢质问。
第二天清晨，天镇的街头还飘着豆腐脑的香味。
一些孩子蹲在街角打着石子，妇女们在巷口洗衣服。
然后，枪声响了。
一队日军，穿着皮靴，步伐整齐地从城东口进来。
没人迎战。
也没人逃跑。
不是不想，是根本不知道要跑。
接下来三天，城门被封，通信被切，天镇仿佛被从地图上抹掉了。
贺贤那天早上正准备出门送粮，听到枪响后，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推进了屋后的柴房。
自己刚转身就被一枪击中肩膀。
他说那时候什么都不想，只觉得耳边全是喊声和哭声。
“我娘还在叫我‘小贤’，可我回不去。”
他后来又挨了几枪，晕倒在院子里。
醒来的时候，家已经烧没了。
就在贺贤家两条街外，有户马姓人家，七口人。
那天早饭刚端上桌，门就被踹开了。
马家的男人们被拉到院子里当场刺杀。
女人和小孩被赶进屋里。
那屋后来着了火，没人出来过。
唯一活下来的，是马家最小的一个女孩，才八岁。
据当年救她的老农说，“那孩子身上连块好肉都没有了，脸上全是烧痕。
可她眼睛还睁着，像在找人。”
她后来一句话都没再说。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张姓少女。
她家住在城北，家境普通。
日军进城那天，她和母亲一起躲进了屋后的地窖。
可没躲住。
后来有人在废墟里发现她的尸体，手里还攥着一张纸。
上面写着几句话，字迹歪歪扭扭，只有一句看得清楚：“我不怕死，只想再见一次我娘。”
这样的事，那三天发生了太多。
据后来整理的资料显示，整个天镇城，死了2300多人。
这数字不是估算，是根据当时户籍和遗体搜集的实际统计来的。
天镇的人不多，这相当于一半以上。
那几天日军的行动并不是随意的。
他们分批清理街道，把人集中在祠堂、学校、仓库这些地方。
有人被枪杀，有人被活埋，更多人是被烧死的。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他们还逼迫被抓的女性跳舞、唱歌，甚至在死前被侮辱。
据当时一位日军俘虏的供述，相关命令是“对抗顽民，必须震慑”。
就是这么冷冰冰的一句话。
三天之后，日军离开天镇，继续向西推进。
留下一座城的废墟和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那时候外界几乎没人知道天镇出了事。
报纸上没登，电台里没说。
直到几个月后，有逃出来的百姓讲了这事，可也没人太当回事。
因为彼时的中国，类似的惨案太多了。
按理说，像天镇这样的小地方，死了这么多人，应该会被记住。
可惜，历史往往是被大城市写下的。
小地方的惨痛，常常被湮没。
但不是所有人都忘了。
贺贤后来在大同附近的一所小学当了门卫。
他不爱说话，却会在每年9月12日那天，把一面发黄的国旗挂在门口。
他说：“那天我在，死的人都该有人记得。”
他一生没再成家。
只说过一句话：“我那人早死在天镇了。
现在这个，活着是为了记着。”
1982年，有人试图为天镇惨案立碑。
可查不到完整资料。
当年没有照片，幸存者也寥寥无几。
最后在老槐树下立了一块小石碑，上面只刻了四个字：“九七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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