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录丨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路径与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儒家|古代史学|史家|章学诚|邵雍

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路径与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

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史学概念是建构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史学概念来源于历史的经验、现实的需要和史学的实践，并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断综合和提炼，形成了解说历史和史学的概念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古代史家通过直接定义、比喻、举例、象征、对比、借用等方式界定和完善史学概念，围绕“史学何为”这一重要理念，以“天人”“古今”“兴亡”等概念为核心建构了完整的历史思想体系，并将“君主”“华夷”“正统”“国家”“时势”“封建”等概念纳入这一系统，立足现实，探求历史的成败兴衰之理；又以“借鉴”“垂训”“资治”“明道”“经世”等概念为核心，将有关史学地位、编纂方法、史家修养、史书优劣、历史叙事等的系列概念纳入这一系统，论说历史书写的现实价值。史学概念背后蕴含的是历史与史学问题，中国古代史家创设概念并以概念建构史学思想体系的方式方法，对于当下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史学概念；史学思想；中国古代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原文出处：王记录.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路径与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J].求索,2025(6):43-52.

近年来，随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程的加快，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渐成学术热点，其中，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尤其受到关注，相关成果大批涌现。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具有“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优良传统，传统史学的积淀极其深厚，并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自成一体的概念体系以及由此建构而成的思想体系。“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深入发掘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路径与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不仅“是当今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资源和依托”，而且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其他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路径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反映的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状态、属性的思考和认知，是构成思想体系的基础性要素。近20年来，概念史研究虽热度不减，出版了一批颇具分量的研究著作，但分析视角主要集中于近代，对古代史学概念及其思想文化内涵的研究相对较少，部分中国史学史论著尽管也对古代史学基本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剖析，但未从概念史视角切入，一定程度上仍属于静态的研究。由于“中国古代史学家善于提出并运用概念表达他们对史学的理论思考”，传统史学丰富的思想内容“往往浓缩在简要的概念、范畴或类若格言的语句之中”，因此，分析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路径，不仅有助于从新的角度挖掘这些概念的生成过程和主要内涵，而且有助于加深对传统史学的理解。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生成主要沿着两条基本路径展开：一是基于现实关怀的历史认知，表达了对历史的认识，属于历史理论范畴；二是基于史学实践的理论方法，反映为书写历史时所应遵循的宗旨、原则，属于史学理论范畴。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概念体系。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的核心词汇，“天人”“古今”相关概念的生成及演化过程即反映了这种现实关切下的历史认知。在文明起源的早期，由于受生产力水平和认知手段的限制，先民们无法对许多自然现象作出有效解释，形成了“天”主宰万物的观点，并往往在现实的国家治理中，将神秘的“天”与现实世界中的“人”联系起来，认为天意与人事交感相应，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影响天的变化。围绕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西周时期，出现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的思想主张，《周易》更是一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彰往而察来”（《周易·系辞下》）、“疏通知远”（《礼记·经解》）等主张把握古今变化发展规律、重视历史经验的观点，“法先王”“法后王”“师今”“循古”等概念相继出现。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在前人基础上，将通变思想与古今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一重大命题，并对黄帝至汉武帝时代的兴亡盛衰、时势之变进行考察，直接影响了其后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成为传统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与“天人”“古今”不同，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核心概念的“史鉴”“史义”则来源于历史书写的实践。其中，前者表达的是史学的社会功能，后者表达的是史家的著史宗旨。“史鉴”即“以史为鉴”，滥觞于周人的“殷鉴”，反映了周人对历史的自觉反思。《尚书》《诗经》等典籍多次提及周人的“殷鉴”观念，如“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周书》），“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等。秦、隋二代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引发了后人的深入思考，西汉“过秦”，唐初“鉴隋”，更将中国古代的“史鉴”思想推向高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中国，“以史为鉴”不仅是高明政治家为政施策时注重从过往历史中借鉴得失、汲取经验的理性自觉，更是描述历史学社会功能的重要概念。司马迁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荀悦指出“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认为“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司马光等撰写的《资治通鉴》，更将传统“史鉴”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史义”是从历史书写实践中凝练出的术语，在构成史书三要素的“事、文、义”中，“史义”尤为后人所重视，及至清代章学诚，更是在孔子“事、文、义”三要素的基础上，融入才、学、识史家修养论，把史义提高到超越史事与史文的高度来认识，提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史义”这一概念从孔子修《春秋》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断阐释，内涵持续丰富。

总体来看，无论在历史层面还是史学层面，中国古代史学概念都非源于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来源于对客观历史的认知和史学实践，此即清人章学诚所云“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

尽管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实践是史学概念的重要来源，但一个概念能否为学界所接受，还需要史学家们的理论加工。在中国古代，对史学发展的反思和总结是凝练史学概念的重要途径。

譬如，作为衡量史家道德水平与学术能力重要标准的“良史”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在赞誉晋国史官董狐时，孔子云“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里的“书法”主要是指以《周礼》为中心的礼法。可见，孔子眼中的“良史”，是秉持礼法道德标准书写历史的优秀史家。随着史学实践的深入，“良史”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班固曾言“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可见，到了东汉时期，善于编排和叙述历史，文字上做到质朴简洁，内容上做到全面准确，以秉笔直书的精神撰写历史，都成了“良史”必须具备的素养。到了宋代，曾巩进一步以“明”“道”“智”“文”定义良史，使良史的意蕴更加深厚，其云：“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清人章学诚将“心术”引入“良史”概念，提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心术”是道德的反映，章学诚将“心术”纳入良史，即是视“史德”为良史的基本标准，要求作史者辨明主客观关系，端正心术，忠于历史事实。可见，经过历代史家的不断丰富与提炼，“良史”内涵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概念。

在中国史学史上，“直书”是和“良史”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秉笔直书”，即据实书写历史的精神和做法。从史学发展的实际来看，“直书”从“书法无隐”转化而来。先秦时期，董狐、南史氏不畏强权，孔子赞以“书法无隐”。此时的“书法无隐”虽已有“秉笔直书”的含义，但尚未直接表达为“直书”，而多以“直笔”这一概念出现。南北朝时期，崔祖思比较古、今修史差异，称颂上古史官“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认为“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柳虯也指出：“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在这里，崔祖思、柳虯将“直笔”与“书法无隐”并列，开始了“直笔”概念的建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辞宗邱明，直归南、董”，号召史家撰史应以南史、董狐为榜样，其中“直”就是“直笔”。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分析自先秦至南朝梁以前史学发展时，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直笔”联系起来，认为“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并认为史家以直笔写史，是实现史学惩恶劝善功能的前提，这是对“直笔”内涵的一次提升。及至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在《史通》中专设《直书》篇，系统探讨了“直书”概念。刘知幾认为，正直是君子之德，具体到史家，要想真正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必须直书史事，所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强调史家应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的精神。刘知幾综合、概括前人思想成果，将史学社会功能、史家个人品德、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等要素融入“直书”概念，深刻揭示了“直书”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价值。至此，“直书”成为评价史家、史学的重要标准，在其后的史学理论发展中，被广泛运用于史学批评活动，为剖析史学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中，一个概念的生成与定型，所体现的并非只是静态的语言结构，其中还包含了历史演化的深层文化逻辑。在不同的语用背景和解释框架中，概念所指示的意义往往有不同的内涵。”就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个概念提出后，后世学者往往会对其进行连续不断的探讨和研究，概念词义及其所蕴含的相关思想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大一统王朝之间社会结构及思想观念的相似性，这个过程不是随心所欲地发挥，而是围绕着概念的“灵魂”，或者说基本理念来进行的，经过历代学者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完善，一些概念集中、凝练地表达出传统史学的本质现象，成为中国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成果。

二、古代史家界定史学概念的方式

概念不会自动产生，而是人为界定的结果。那么，古代史家又是怎样界定这些概念的呢?换言之，古代史学概念界定的方式有哪些呢?这是需要认真考察的。对此，刘开军曾归纳为四种，即直接下定义、指出关键特征、举例证、打比方。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考察，认为古代史家界定史学概念，主要有以下六种方式。

其一，直接定义。即用简单的判断句直接给概念下定义，特点是简洁明了，一目了然。如对“实录”这一概念，班固指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再如“史德”，章学诚称：“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直接定义可以使概念内涵明晰，不易产生歧义。

其二，比喻。古人善用比喻，常以物喻物、以人喻物、以物喻人、以景喻情、以事喻理。通过比喻来界定概念，可以使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史才三长”是刘知幾提出的著名史学概念，他在描述才、学、识时，就使用了比喻的方式，其言：“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在这里，刘知幾没有明确定义何为才、学、识，而是用“良田百顷，黄金满籯”比喻学，用“愚者”比喻才，有学无才，空有良田黄金，也难以发财致富；用“思兼匠石，巧若公输”比喻才，用建筑材料和工具比喻学，有才无学，即使能工巧匠，也无法建成宫室；用“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比喻识，有了识，就如猛虎添翼，提升了作史的水平。通过比喻，刘知幾把才、学、识的抽象概念具体化，形象生动，便于理解。

其三，举例。古代史家往往善用举例方式阐释史学概念内涵。刘知幾界定“论赞”，举例曰：“《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眪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人们看到这些例证，自然也就明白了史书中的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赞、论、序、诠、评、议、述、撰、奏等，均属于“论赞”。章学诚讨论“圆而神”“方以智”，以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为例来说明问题，他说：“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以举例的方式界定概念，可以突出其特征，增强说服力。

其四，象征。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通过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借助某人、某物的具体形象，以表达抽象的概念、思想，这也是古代史家界定史学概念时常用的方法。刘知幾界定“直书”，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其内涵，使用兰花、玉石、贞松、忠臣等形象象征直书者的人格和气节：“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以象征手法界定概念，有助于人们通过联想和想象，更深入地理解。

其五，对比。古代学者常常使用对比来揭示史学概念的意蕴，历史理论中的“古今”“盛衰”“兴亡”“正统闰位”等概念皆是如此。以“古今”为例，《吕氏春秋》云：“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通过对比阐释了古今的相对关系。邵雍进一步论述称：“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安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在邵雍眼里，现在的今，是将来的古，今日的古，在过去也曾是今。古今既相对，又转化，从不同的角度和标准看，则有不同的古今观。这是邵雍看待历史的着眼点，也是他思考历史变化的依据。同历史理论一样，古代史学理论的诸多概念，也是通过对比的方式揭示其理论内涵的。譬如章学诚讨论“撰述”与“记注”的内涵，就是通过对比的方式完成的。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通过比较撰述与记注，章学诚指出撰述是一种蕴含史识的创造性著述活动，而记注则是对资料的记录、整理和汇编。通过对比揭示概念的不同意蕴，颇便理解。

其六，借用。传统学术由经史子集四部组成，作为四部之一的史学，其概念的界定与演变也往往受到其他学科门类的影响。司马迁曾借用《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通变观念，结合自己对历史发展的理解，提出“通古今之变”这一重要概念。《周易》中有“《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周易·系辞下》）的表达，司马迁将其借用于对历史的考察中，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成为后代史家论史频繁使用的概念。前曾述及，章学诚用“圆而神”和“方以智”概括“撰述”和“记注”，也是借用了《周易》的词汇，他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说：“《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章学诚“窃取”经书之义，将经学词汇巧妙地转化为了史学概念。另外，《尚书》《诗经》中对殷鉴思想的表达，也被后世史家借用，形成了“借鉴”“鉴戒”“龟鉴”“史鉴”等史学概念。子学中，《管子》有“心术”篇，元代史家揭傒斯将这一术语借用到史学领域，称“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总之，古代经史子集之间没有严格的学科界限，相通相容是其主要特点，史家以经学、子学的术语入史，极大丰富了史学的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界定史学概念的六种方式，并非各自独立使用，更多的时候是多种方式交互使用、综合使用，目的都是为了准确传达出概念的思想内涵，以便于人们理解和使用。当然，古代史家用比喻、举例、象征等方式界定概念，虽然形象生动、易于理解，但不免造成概念内涵的模糊、外延的具化以及理论上的粗糙，要想准确理解其含义，还需要人们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结合具体情况，给出较为准确的阐释。

三、以概念为表征的古代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

“任何一种知识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总是表现为一种逻辑化的概念系统”，概念是思想体系中最基本的要素，思想体系则由概念这一最基本的单元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体系是由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建构而成的。就中国古代史学而言，其思想体系则是由成系统的史学概念构成的。

抗战时期，柳诒徵著《国史要义》，以史权、史统、史德、史识、史义、史例等古代史学概念为篇目，广征博引古代史家之论述，加以自己对中国史学精义的阐释理解，从史学角度揭示了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可“视为用本土文化演绎的‘历史哲学’著作”。进入21世纪后出版的《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也以概念为核心反映传统史学整体面貌。该书“历史理论总部”以“天人”“古今”“地理”“时势”“华夷”“国家”“正统”“分封”“兴亡”“鉴戒”“风俗”“人物”等概念设立分部；“史学理论总部”以“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设立分部，每一分部下依照概念罗列问题，如“史家修养”下又分“直书”“曲笔”“书法”“史才三长”“史德”“史法”“信史”“良史”等。所列举的这些概念，反映了古代史家对中国历史和史学中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既然范畴和概念是观念、思想和理论的高度概括，由此延伸，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家用以把握和解释历史现象、史学现象以及规范历史书写的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孤立的，更非独立地构成自我规定性，而是在特定的“概念体系”中获得和显示自我规定，进而以系统化的方式表达史家的思想，从而构筑起古代史学思想体系这一巍峨大厦。

从历史理论的角度看，传统史学在概括历史运动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系统化概念，正是这些概念共同建构了古代史家的历史观和思想体系。其中，“天人”“古今”“兴亡”“君主”“华夷”“正统”“国家”“时势”“封建”等，都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中创设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关乎王朝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运动方面的深入思考。对于这些问题，历代史家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探索。在“天人观”上，人们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靡常”“天道远，人道迩”“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天人相分”等概念把握历史，探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古今论”上，人们用“五德终始”“三统循环”“稽古随时”“居今识古”“通古今之变”等概念看待古今关系，讨论历史发展及其方向；在“兴亡论”上，人们用“治乱”“盛衰”“成败”等术语论述王朝命运，总结历史规律；在“君主论”上，人们提出“民贵君轻”“民惟邦本”“君德臣道”等看法，探究君主德行与王朝治乱的关系；在“华夷观”上，人们用“夷夏异俗”“夷夏相分”“以夏变夷”“以夷变夏”“华夷一家”等思想讨论民族关系，推动认识不断深入；在“正统论”上，人们提出“大一统”“道统”“治统”“正闰”“正朔”等理论，论证王朝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国家观”上，人们用“家天下”“公天下”“王道”“霸道”“仁政”“暴政”等概念剖析国家起源、治国方法；在“时势”上，人们提出“时变”“理势”等概念，将时势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思考历史变化；在“封建论”上，人们重点讨论了“封建”“郡县”等体制问题。凡此种种，都是围绕重大历史问题展开的深入讨论，观点各异，精见迭出，独具风格。

中国古代史家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关注和探索累代相传，历时既久而探讨愈深，形成了以“天人”“古今”“兴亡”“君臣”“华夷”“正统”“国家”“时势”“封建”等概念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重心”，建构了中国人认识历史运动发展的思想体系，深刻体现出古代史家对历史规律、政治伦理、社会秩序和国家命运的思考。其中，“天人”“古今”“兴亡”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涉及天命与人事、人道与天道、人事与自然以及历史运动的变化、历史变化的动因、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的治乱、王朝的盛衰等诸多问题；“君臣”“郡县”“封建”等则是国家治理层面的问题，涉及君臣关系、君民关系、选举、职官、分封、郡县等关涉王朝兴亡的重要因素。这些理论概念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联系，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古代史家通过概念这一话语形式建构的有关历史运动发展的思想体系围绕两大核心而展开：其一，解释历史。通过考察推动历史运动变化的方方面面，“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探究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源及规律。其二，注目现实。在探究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源及规律的基础上，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所谓“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现实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家思考历史变动的出发点，也是其终极关怀。

和历史理论一样，古代史学理论也形成了一套自成一体的概念体系。关于史学功用，有“鉴戒”“资治”“明道”“经世”“惩劝”等；关于历史编纂方法，有“春秋笔法”“史法”“史义”“名实”等；关于史著优劣，有“实录”“信史”“秽史”等；关于史家修养，有“史才三长”“史德”“良史”等；关于治史态度，有“直书”“曲笔”“实事求是”等；关于史书形式，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会通”“断代”“撰述”“记注”等；关于历史叙事，有“文质”“繁简”等；关于经史关系，有“六经皆史”等；关于史家理想，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等；关于史学价值，有“国可灭，史不可灭”等。正是这一套系统的概念，支撑起古代史学的思想体系。

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体系，既有系统性，又有层次性和实践性，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下，古代史学形成了以史学功用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换言之，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体系，是围绕着史学功用而展开的。

和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史家十分注重历史对现实的警示作用，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纯粹为记载历史而记载历史的史书是不存在的，借鉴、垂训、资治、明道、经世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属性，也是古代史家作史的最终追求。周人的“殷鉴”、汉人的“过秦”、唐人的“隋鉴”，是古人以史为鉴的显例。人们通过反思历史，“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孔子作《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彰扬的是史学教化和垂训的功能，并逐步发展成为后世作史者的共同追求。唐代人认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学又在借鉴之外，被赋予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作用。随着史学的发展，作史以求“资治”又成了史家作史的宗旨，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希望君主能够“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资治”包含了以史为鉴、惩恶劝善、以史教化和“将施有政”等内容，集史学功用之大成。与以史资治相伴，“以史明道”的观念也产生了，曾巩认为“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朱熹作《通鉴纲目》，秉持《春秋》义法，以“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为目的，这是史学功用在精神领域的拓展，其核心依然是积极用世。明末清初，顾炎武云“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并用“经世”囊括“明道”和“资治”，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这样，中国古代史学功用论就发展成为“从鉴戒、惩劝、教化至资治、明道，再总括为经世的三级范畴体系，这三个层次互相联结，形成相当严密的思想网络”，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问题。

因为史学功用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所以有关史学地位、编纂方法、史家修养、治史态度、史书优劣、史料选取、历史叙事、经史关系等的论断，都围绕史学功用这一核心而展开，或者说，都是为实现史学社会功能而存在的。刘知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李世民感叹：“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莫不彰善瘅恶，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史学乃“国家之要道”“百王之令典”，其地位如此之高，都是从史学功用导出的。纲目体的创设是为了明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是便于借鉴，通史的重心在于探寻历史发展的成败兴衰之理，断代是为了树立王朝正统，目的仍然是要更好地发挥史学在现实中的作用。在史料选取、历史叙事方面，人们主张把经国济民的资料写入史书，要求以叙述国家大事为主，在影响后世深远的重大史事上下重笔，其本意也是为了经世致用。人们讨论良史、史才三长、史德、心术等史家修养，要求史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秉笔直书的态度修史，是因为古代史家清楚地认识到，史学要发挥应有的功用，前提必须是信史，捏造和歪曲历史事实的史书，是无法真正产生资治功能的。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史家围绕历史和史学所建构的思想体系，都指向“史学何为”这一目标。这是因为，专制社会的统治者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便维护自身的统治，而史家则要凭借著史参与历史活动，通过研究历史彰显自己的价值。古代史家围绕历史运动建构思想体系，无非是要说明中国历史的特性，从中国历史中总结出对统治者有用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

总之，古代史家围绕“史学功用”这一主题，运用原创性的概念所建构的古代史学思想体系，以其独特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四、结语

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是中国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众多史家共同创立的，辅以刘知幾、章学诚等史学理论家的总结、归纳、阐述和提炼，互补互益，自成一体。它们相互联系，横向上构成了一张概念之网，显示了古代史家的历史与史学观念；纵向上则显示了概念阐释的不断发展，昭示着古代史家对历史与史学本质认识的深化。中国古代史家用自己的概念和术语解释本民族历史，历时弥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他们通过这些概念记述和阐释本民族历史，逐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包括史学价值观、方法论、编纂形式等在内的话语体系和思想体系，并赋予史学以特有的历史使命，陶铸了中国人的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就是由中国古代史家自主创设史学概念并发展、完善与传承的历史，是古代史家运用这些概念解说本民族发展历程的历史。这些史学概念不仅标志着古代史家历史认识、史学认识的历时性拓展和深化，而且由系统的概念上升到思想体系，彰显了古代史家历史抽象思维的深化。这种悠久而独立地运用自己的概念记述和解说本民族历史的传统，值得我们去认识和总结。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和思想体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如所周知，儒家经学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就史学而言，长期以来，“经学曾经是史学的指导思想”，对史学的影响十分深远。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无疑带有那个时代明显的印痕，“充溢着较浓厚的经学趣味，体现了经学对于史学的统摄力”，导致史学“功用趋于政治化”“思想日益伦理化”。在儒家经学的影响下，古代史家在使用史学概念建构思想体系时，“自觉将政治和教化的用意熔铸于史著之中，最终达到辅治的目的，从而使史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机制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古代史学概念是在专制社会的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是以专制统治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升华出来的，所呈现的是专制时代的史学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表达的是专制制度下人们对历史和史学的规律性认识，服务的对象自然也是专制统治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另外，中国古代史学概念是在中西文化隔绝的情况下创立的，是基于中华文化的特征而产生的，也是最具有民族性的成分。正因为此，在努力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对于本民族的史学遗产，我们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不能忽视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因为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根基，我们无法也不可能脱离这个根基，如果真的脱离了这个根基，我们就只能跟在别人的思想后面，不可能提出真正有意义的思想主张；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学遗产毕竟是专制时代的产物，有着很多的局限，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很多思想已经无法解释现实中的问题，必须扬弃。事实上，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产生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思想体系发生深刻改变，史学概念的变更在所难免。史学概念的变更意味着史学思想、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更。在这一过程中，古代史学中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概念或范畴，并未被彻底抛弃，它们以新的形式融入到近现代史学话语的发展中，为近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时至今日，作为主流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建构了较为完整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现在的问题是，要进一步推动历史学发展，需要放宽眼界，针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提出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并通过这些概念认识和解释历史发展和人类命运。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学概念的粗浅剖析，笔者认为，概念不仅仅是一个个词汇，它展示的应该是一个个问题，彰显的是“问题意识”。当下，将关乎中国命运和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用概念的形式提出来，引起人们关注，进行深入阐释，然后给出中国史家的答案或解决方案，庶几可以建构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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