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用一块半湿的棉布擦拭新打好的那张花梨木圈椅。木屑和汗水混杂的味道，是我这二十多年来最熟悉的空气。砂纸在木头上走过的“沙沙”声，刨子推出薄薄木花时的“唰唰”声，凿子和锤头敲击的“笃笃”声，这些声音对我来说，比世上任何音乐都动听。

手机在满是刨花的角落里固执地响着，屏幕上跳动着一串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是省城。我皱了皱眉，随手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脸，划开了接听键。

“喂，哪位？”我的声音带着木工活干久了特有的沙哑。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传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带着一丝试探和谄媚：“是……是承泽吗？我是你舅舅啊。”

“舅舅”两个字像一根冰冷的钢针，瞬间刺穿了我二十年来用木屑和汗水筑起的厚厚甲胄。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一紧，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那张我擦拭了一半的圈椅，扶手温润的弧度，仿佛在瞬间变得冰冷刺骨。

二十年了。整整二十年，从我父亲头七那天起，这个人，这个所谓的“舅舅”，就从我和我妈的生活里彻底蒸发了。如今，他却像个幽灵，顺着电话线爬了过来。

“承泽？能听到吗？我是舅舅赵卫东啊。哎呀，你都长这么大了，声音舅舅都快听不出来了……”他还在自顾自地套着近乎，语气里的那股油滑劲儿，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我深吸一口气，胸腔里翻涌着一股混杂着木屑粉尘和陈年旧恨的浊气。我没有让他继续说下去，只是冷冷地，一字一顿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打错了。”

没等他反应，我直接挂断了电话，顺手将那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动作一气呵成，快得像抡起锤子砸下一颗钉子。

做完这一切，我却没了继续干活的心思。我颓然地坐在那张圈椅上，入手处是冰凉的触感。窗外，夕阳正一点点沉下去，把车间里飞舞的尘埃染成一片迷离的金色。那些金色的尘埃，像极了二十年前那个下午，父亲咳出的血，溅在刨花上的颜色。我闭上眼，往事如潮水，轰然将我淹没。

有多远滚多远。我在心里又默念了一遍，是对着电话那头的人，也是对着那个无力回天的自己。

01

“承泽，又跟木头疙瘩较劲呢？”妻子孙晓梅端着一碗绿豆汤走进来，看到我愣愣地坐在椅子上，关切地问，“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天太热，中暑了？”

我摇摇头，接过她手里的碗，冰凉的汤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却浇不灭心里的那股无名火。我勉强笑了笑：“没事，就是干活有点累了。”

晓梅是我在城里开这间“李氏木工坊”后认识的，她就在隔壁街上开一家小小的裁缝铺。我们都是靠手艺吃饭的人，彼此惺惺相惜。她性子温婉，针脚细密，就像我父亲常说的好木匠，手稳，心也稳。她知道我的一些过去，但不知道全部的细节。我很少对人提起，那些往事像木头里的一块烂疤，平时藏在光鲜的漆面下，只有自己知道，一按就痛。

“刚才谁的电话？我好像听你说了两句就挂了。”晓梅一边帮我收拾散落在地上的工具，一边随口问道。

我的心咯噔一下，握着碗的手不由得紧了紧。“一个打错的，推销的。”我撒了个谎，声音有些发干。

晓梅没再追问，她了解我的脾气，我不愿说的事，她从不刨根问底。她只是叹了口气，拿起一块软布，接着我刚才的活，细细地擦拭着那张圈椅的雕花。“你这手艺，真是没得说。这张椅子，比那些大商场里卖的几万块的都看着有灵气。”

我看着她温柔的侧脸，心里的烦躁稍微平复了一些。是啊，我有晓梅，有我们可爱的女儿思琪，有这间虽小却承载着我所有心血的木工坊。我的生活，早就不再是二十年前那个孤苦无依的样子了。那个叫赵卫东的人，凭什么一个电话就搅乱我的心湖？

“晓梅，”我轻声叫她。

“嗯？”

“你说，一个人要是二十年对你不管不问，突然又冒出来，是为了什么？”

晓梅擦拭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她抬起头，目光清澈地看着我：“为了什么？要么是落魄了，想找人搭把手；要么是良心发现了，想弥补点什么。不过，能二十年不闻不问的人，后一种可能性不大。”

她的话，像一把精准的刻刀，一下子就雕出了我心中那个模糊的轮廓。良心发现？赵卫东那样的人，字典里恐怕就没这四个字。

晚饭时，女儿思琪叽叽喳喳地讲着学校里的趣事，饭桌上的气氛很温馨。我努力地想把白天的那个电话从脑子里赶出去，可它就像一根扎进肉里的木刺，看不见，却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它的存在。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味同嚼蜡。

父亲李建华是个一辈子没离开过刨子和凿子的老木匠。在我们那个小镇上，谁家要打家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手艺好，人也实诚，用的都是真材实料，从不缺斤短两，更不会以次充好。他常对我说：“承泽，做木匠活，跟做人一个道理。木头不会说话，但你手上的功夫，你心里的想法，它全都能记下来。你糊弄它，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没魂，你用心待它，它就能传代。”

我的童年，就是在刨花堆里打滚长大的。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松木、柏木、榆木的混合香气。父亲的背影，总是弓着，像一张拉满的弓，专注地对着一块块木料。他的手，粗糙、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木屑，但那双手，却能让一块呆板的木头开出花来。

母亲赵秀云是镇上的小学老师，性子温和，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她和我父亲的结合，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下嫁”。一个文化人，嫁给一个“木匠疙瘩”，我舅舅赵卫东尤其反对。

赵卫东是我母亲唯一的弟弟，从小被外公外婆宠坏了。他不爱读书，也不愿学手艺，脑子活络，总想着投机倒把，一夜暴富。他看不上我父亲这种“死脑筋”，觉得守着一门手艺，一辈子能有多大出息？每次来我家，他总是穿着一身不合身的西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嘴里说着些“市场经济”、“信息差”之类的时髦词，对我父亲那种靠力气和时间挣钱的方式嗤之以鼻。

“姐夫，你这手艺是好，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讲究的是效率！你这吭哧吭哧一个月，打一套家具，能挣几个钱？我跟你说，我最近跟个南方的老板搭上线了，人家那厂子，机器一开，一天出来的活比你一年干的都多！”

父亲通常不与他争辩，只是闷头抽着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知道，他心里是不服气的。他觉得，机器做出来的东西，再规整，也少了人手上的那份温度。

母亲总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她爱我父亲的踏实和善良，却也拗不过自己弟弟的软磨硬泡。赵卫东每次来，都不是空手，但走的时候，总能从我妈这里拿走一些钱，美其名曰“投资”，却从未见过半分回报。

那个电话，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匣子。那些曾经被我刻意尘封的画面，一幕幕，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02

二十年前，我十六岁，正在读高中，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我的梦想是考上大学，学建筑设计，将来能设计出最坚固、最漂亮的房子，也算是子承父业，只不过，我用的是图纸和电脑，父亲用的是墨斗和刨子。

父亲对我寄予厚望。他总说，李家的手艺不能丢，但读书人的路子更宽广。他常常摩挲着我的课本，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期许。“承泽，好好读，将来出息了，就不用像爸一样，整天跟这些木头粉打交道，弄得一身灰。”

可我知道，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比谁都宝贝他的那些“木头疙瘩”。他有一间专门的料房，里面码放着他这些年收集来的各种好木料。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块从一个老宅子里拆下来的金丝楠木老料，还有一套他从一位过世的老木匠那里传下来的，据说是前清宫里传出来的家具图样。那图样是手绘在一种泛黄的皮纸上，线条繁复而优美。父亲说，这是他的“传家宝”，等他将来老了，干不动了，就要用那块金丝楠木，照着这图样，给自己和母亲打一套“毕业作品”。

那时候，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靠着父亲的手艺和母亲的工资，日子过得安稳而平静。直到父亲那场突如其来的病，将这一切都打碎了。

起初只是咳嗽，父亲没当回事，以为是抽烟和木屑呛的，自己去药店买了点止咳药。可后来，咳嗽越来越厉害，还开始咳血，人也迅速消瘦下去。母亲和我慌了，硬是拖着他去了省城的大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是尘肺病三期，肺部已经严重纤维化。

医生的话像一把重锤，敲在我们一家人的心上。“这个病，主要是长期吸入粉尘造成的，目前没有特效药，只能保守治疗，尽量延缓病情发展。但是费用……会很高。”

那一刻，我看到一向坚强的父亲，眼圈红了。他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像一棵被风霜打蔫了的老树，背驼得更厉害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呛得自己不停地咳嗽，咳得撕心裂肺。母亲抱着他，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很快就山穷水尽了。母亲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但那点钱，在每天的医药费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我看着母亲日渐憔悴的脸和鬓边新增的白发，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我甚至动了退学的念头，想出去打工挣钱，但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

“混账话！你要是敢退学，我现在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李建华这辈子没本事，就指望你了！你要是自毁前程，我死了都闭不上眼！”他吼着，因为激动，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嘴角溢出了一丝血迹。

我不敢再提退学的事，只能在学习之余，帮着父亲打理木工房，接一些零散的小活。可那点收入，对于高昂的治疗费用来说，根本无济于事。

就在我们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时候，舅舅赵卫东出现了。他像是从天而降的救星，开着一辆不知道从哪里借来的二手桑塔纳，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意气风发地出现在医院病房里。

“姐，姐夫，看我说的吧，还是得做生意才能来钱快！”他从一个黑色的皮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钞票，拍在床头柜上，“这是两万块，你们先拿着应急。钱不够，我再去想办法。”

母亲看着那沓钱，眼睛都直了，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她激动得语无伦次：“卫东，你……你哪来这么多钱？”

“嗨，跟朋友合伙做了笔小买卖，赚了点。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姐夫的病要紧。”赵卫东说得轻描淡写，脸上带着一种施舍者的得意。

父亲躺在病床上，看着他，眼神很复杂。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低声说了一句：“卫东，谢谢你。”

那两万块钱，确实解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赵卫东那几天也表现得格外殷勤，跑前跑后，买饭送水，俨然一个“中国好弟弟”。母亲对他感激涕零，觉得弟弟终于长大了，懂事了。连我，也对他之前的那些轻浮和不屑，有了一丝改观。

我以为，血浓于水，亲情在关键时刻，终究是靠得住的。可我当时太年轻，根本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赵卫东送来的这份“馈赠”，标价是——我父亲的命和魂。

03

那两万块钱很快就花光了。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因为一次感染，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的费用像流水一样。我们再次陷入了绝境。

母亲哭着又给赵卫东打了电话。这一次，赵卫东没有上次那么爽快了。他在电话里支支吾吾了半天，说他生意上最近也遇到了点困难，资金周转不开。

第二天，他还是来了。这次他没开车，脸上的意气风发也消散了不少，换上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姐，不是我不帮忙，实在是……我也难啊。”他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对我母亲说，声音压得很低，但足以让我这个躲在门后偷听的少年听得一清二楚。

“卫东，你再想想办法，求求你了。你姐夫他……他不能没有这救命钱啊！”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几乎是在哀求。

赵卫东沉默了很久，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办法倒也不是没有。我最近在跟一个香港老板谈一笔大生意，做高档仿古家具的。那个老板很有实力，就是眼光刁得很，一般的货色他看不上。我要是能弄到点镇得住场子的好东西给他看看，这笔生意谈成了，别说姐夫的医药费，以后咱们家的日子都好过了。”

我心里一沉，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他接下来说的话，印证了我的猜想。

“姐，我记得姐夫手里，不是有一套老图样和一块金丝楠木的老料吗？那可是宝贝啊。你跟姐夫商量商量，能不能……先借我用用？我就是拿去给那老板开开眼，让他知道咱们有这个实力。等生意谈成了，我保证，原封不动地还回来。到时候，我再拿十万块钱出来，给姐夫治病！”

母亲犹豫了。她比谁都清楚那图样和木料在父亲心中的分量。那是他的精神寄托，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和骄傲。

“这……这得问你姐夫，我做不了主。”母亲为难地说。

“哎呀，我的好姐姐，都什么时候了，还管那些死物干嘛？人命关天啊！姐夫现在病着，脑子不清楚，你得替他拿主意！再说了，我不是借嘛，又不是不还。我是他小舅子，我还能坑他不成？”赵卫东的语气急切起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道理”。

那天晚上，母亲在父亲的病床前坐了很久。父亲因为用了药，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母亲就那么看着他，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被子上。最后，她像是下定了决心，颤抖着手，在我家老房子的钥匙串上，解下了一把小小的铜钥匙。

那是我家料房的钥匙。

她把钥匙交给了赵卫东。赵卫东拿到钥匙，脸上立刻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他拍着胸脯向我母亲保证：“姐，你放心！三天，最多三天，我就把钱和东西一起给你送回来！”

我冲出病房，想拦住他，却被母亲死死拉住。她对我摇着头，泪眼婆娑：“承泽，没办法了。救你爸要紧……”

我看着赵卫东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医院惨白的灯光下，被拉得又细又长，像一个狡诈的鬼影。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愤怒。我恨自己的无能为力，也恨赵卫东的趁火打劫。

三天过去了，赵卫东没有来。

五天过去了，赵卫东还是没有来。

电话也打不通了。

父亲的病情在一天天恶化。没有了后续的治疗费用，医院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天以泪洗面。我跑回镇上，去舅舅家找他，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邻居说，他前几天就带着老婆孩子走了，说是去南方发大财了。

那一刻，我如坠冰窟。

我用备用钥匙打开了家里的料房。那块父亲视若珍宝的金丝楠木，和那个装着传家图样的梨花木盒子，都不见了。料房里空荡荡的，只有角落里散落的几片刨花，像是在无声地哭泣。

我疯了一样跑回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完，当场就昏了过去。

而病床上的父亲，不知何时醒了过来。他听到了我们所有的对话，浑浊的眼睛里，最后一丝光亮，也彻底熄灭了。他没有哭，也没有骂，只是怔怔地望着天花板，嘴里喃喃地念着：“没了……魂……没了……”

两天后，父亲走了。

他走的时候，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紧紧地抓着我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对我说：“承泽……别学我……做个……有出息的……读书人……”

我跪在父亲的床前，泪水模糊了双眼。我看到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无力地垂下。那双手，曾经能化腐朽为神奇，能让木头唱歌，可最后，却没能留住自己的命，也没能护住自己的“魂”。

0.4

父亲的葬礼很简单。母亲因为悲伤和打击，一病不起，整个人都垮了。葬礼上，赵家的亲戚一个都没来。我一个人，穿着不合身的黑衣，像个孤零零的影子，送了父亲最后一程。

头七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我和母亲在家给父亲烧纸。火盆里，火苗跳动着，映着母亲苍白如纸的脸。就在这时，消失了多日的赵卫东，竟然打来了电话。

是母亲接的。我能听到电话那头，赵卫东意气风发的声音。

“姐！我跟你说个好消息！生意谈成了！那个香港老板看了姐夫的图样和那块料，当场就拍板了！投了一大笔钱，让我在省城建个家具厂！哈哈，我赵卫东，这回要发达了！”

母亲握着电话，浑身都在发抖。她用微弱的声音问：“卫东……你姐夫他……他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赵卫东略带尴尬的声音：“走了？哎呀，这……这怎么这么突然呢？姐，你节哀顺变啊。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得往前看嘛。”

“东西呢？你说好还回来的……”母亲还在做着最后的指望。

“嗨，姐，你说那玩意儿啊。那老板喜欢得不行，直接买下了。给了个好价钱！我跟你说，姐夫那点东西，放在他手里是死物，到了我手里，就能变成钱，变成大工厂！这也是让他老人家的手艺，换一种方式发扬光大了嘛！你放心，等我厂子开起来，肯定不会忘了你们娘俩的。我先给你打五千块钱过去，你先把姐夫的后事办好。”

他的话，轻飘飘的，像是在谈论一笔无关紧要的买卖。父亲的死，在他口中，仿佛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插曲。

母亲再也支撑不住了，电话从她手中滑落，她瘫倒在地，放声大哭。

我捡起电话，胸中的怒火已经燃烧到了顶点。我对着话筒，用尽全身的力气吼道：“赵卫东！你这个！我爸就是被你害死的！你把他的命还给他！”

电话那头，赵卫东的语气也冷了下来：“嘿，你这小崽子，怎么说话呢？我好心好意帮忙，倒成了我的不是了？要不是我，你爸连进医院的钱都没有！再说了，那是你妈自愿把东西给我的！白纸黑字，有借条！现在东西卖了，变成了厂子的股份，那是我的本事！你们别不知好歹！”

“我们家不要你的臭钱！你给我滚！永远别再让我们看见你！”我嘶吼着，挂断了电话。

从那天起，赵卫东这个名字，就成了我们家最大的禁忌。他后来确实托人送来了五千块钱，被我原封不动地扔了出去。我和母亲，就靠着父亲留下的一点抚恤金，和变卖工坊里一些普通木料的钱，艰难地度日。

母亲的身体，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好透过。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父亲的旧工坊里，一坐就是一下午，看着那些熟悉的工具，默默地流泪。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希望我能完成父亲的遗愿，考上大学，离开这个伤心地。

我没有辜负她的期望。我发了疯似的学习，把所有的悲愤都化作了学习的动力。高考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一所重点大学的建筑系。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抚摸着通知书上我的名字，喃喃地说：“你爸在天有灵，可以安息了。”

可就在我以为生活终于要翻开新的一页时，命运又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开学前夕，母亲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临终前，她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两件事。

第一，要好好读书，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第二，忘了赵卫东，不要去报复，不要让仇恨毁了自己一辈子。

我含着泪，点头答应了。

安葬了母亲，我成了真正的孤儿。我没有去大学报到。我卖掉了镇上的老房子，用那笔钱，在省城一个偏僻的角落，租下了一个小门面，重新开起了“李氏木工坊”。

我撕掉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知道，母亲希望我走另一条路，但我做不到。我忘不了父亲临终前不甘的眼神，忘不了他那双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手。赵卫东说得对，我父亲的手艺是“死物”，可他不知道，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李家的根，就在这些木头里。我要把这个根，重新扎下去，让它长成一棵谁也砍不断的大树。

我没有去找赵卫东。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他，而是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他已经不配做我的对手。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用父亲教给我的手艺，堂堂正正地活下去，活出个人样来。这，才是我对父亲最好的告慰，也是对赵卫东最狠的报复。

05

接下来的二十年，我的人生就像是在跟一块最硬的木头较劲。

刚开始的那几年，是最难的。我年轻，没人相信我的手艺。木工坊的生意惨淡，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住在工坊的阁楼里，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饿了，就啃两个冷馒头；累了，就在刨花堆里睡一觉。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念父亲。每当遇到一道难解的榫卯结构，每当一块木料不听使唤，我都会想起他。我想象着他会怎么做，他会用什么样的力道，什么样的角度。我把他留下的那些破旧的笔记本翻了一遍又一遍，上面不仅有尺寸和图样，还有他对各种木材特性的心得。“榆木性子直，得顺着它的纹理来”，“花梨性子烈，得用慢功夫磨”……这些文字，就像父亲在亲自对我言传身教。

我渐渐明白，父亲传给我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与木头对话的方式，一种做人的态度——诚实、专注、坚韧。

我开始不再急于求成，而是沉下心来，把每一件活都当成作品来做。小到一只板凳，大到一套组合柜，我都用尽心力。我不用钉子，坚持用传统的榫卯结构；我不上化学漆，坚持用天然的蜂蜡和木蜡油。我的活做得慢，价格也比别人高，但用过我做的家具的人，都成了回头客。

“李师傅做的家具，结实，耐用，还有股木头本身的香味，闻着就舒坦。”

口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我的木工坊，从无人问津，到门庭若市。后来，我遇到了晓梅，我们结了婚，有了女儿思琪。生活就像我手下的木头，被一点点打磨得光滑、温润，有了家的形状。

这些年，我也听说过一些关于赵卫东的消息。他的“宏达家具厂”确实红火过一阵子。他靠着从我父亲那里骗去的图样，做出的仿古家具，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他成了镇上出去的第一个“大老板”，衣锦还乡时，前呼后拥，风光无限。

有一次，我在一个家具展销会上，远远地看到了他的产品。那些家具，乍一看，形制和我父亲图样上的很像，但只要凑近了仔细瞧，就能看出区别。接缝处处理得粗糙，雕花线条呆板，最重要的是，用的材料以次充好，很多地方都是用胶水粘合的贴皮。

我当时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就走开了。我知道，这样的东西，没有根，是长久不了的。就像用胶水粘起来的木头，看着漂亮，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迟早会散架。

果然，几年后，市场上开始出现对“宏达家具”的投诉，说他们的家具开裂、变形，甚至有刺鼻的气味。再加上后来，人们的审美和消费观念都在变化，那种粗制滥造的仿古家具渐渐失去了市场。赵卫东的工厂，据说经营状况每况愈下，最后因为拖欠工人工资和供应商货款，被告上了法庭，倒闭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我以为，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会各自延伸到终点。

我万万没想到，二十年后，他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再次闯入我的生活。

那个电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的湖心，激起的涟漪久久不能平息。我一整晚都辗转反侧，脑海里反复回放着二十年前的那些画面。父亲的咳嗽声，母亲的哭泣声，赵卫东得意的笑声……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让我窒息。

晓梅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半夜，她给我倒了杯水，轻声问我：“承泽，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跟我说说吧，别一个人扛着。”

我看着她关切的眼神，心里那道坚硬的防线，终于有了一丝松动。我沉默了很久，然后，把那个埋藏了二十年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06

听完我的讲述，晓梅久久没有说话。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在她脸上，我能看到她眼中的震惊和心疼。她伸出手，紧紧握住我冰凉的手。

“承泽，这些年……苦了你了。”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一句“苦了你了”，让我的眼眶瞬间就红了。二十年来，我像一头独行的狼，默默地舔舐着自己的伤口，从不向人示弱。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可是在晓梅温暖的目光里，我才发现，那道伤疤，从未真正愈合。

“都过去了。”我吸了吸鼻子，强迫自己把情绪压下去。

“那……他现在打电话来，是想干什么？”晓梅问到了关键。

我摇摇头：“不知道。但就像你说的，多半是落魄了，想来找补点什么。”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见。不理。就当没这个人。”我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不想我的生活，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庭，再被这个搅得一地鸡毛。

晓梅没有劝我。她只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有了妻子的理解，我心里的石头落下了一半。我决定，把这件事彻底翻篇，不再去想。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两天后，那个陌生的号码又打了过来。我看到来电显示，直接按了挂断。可对方很执着，挂断了又打，一遍又一遍。最后，我干脆关了机。

下午，我正在给一个客户的订单收尾，木工坊的门突然被人推开了。我以为是客人，抬头一看，却愣住了。

门口站着一个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的老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脚上是一双沾满泥点的布鞋。他的脸，被岁月和生活的风霜刻满了深深的沟壑，浑浊的眼睛里带着一丝怯懦和祈求。

我几乎没能第一时间认出他来。直到他开口，那熟悉的、带着油滑腔调的声音，才让我瞬间把他和记忆中的那个人对上了号。

“承泽……是我，舅舅。”

他竟然找到了这里。

我手里的凿子“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我死死地盯着他，全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二十年的恨意，像火山一样在我胸中喷发。我以为我会冲上去，揪住他的衣领，狠狠地给他一拳。

可我没有。我只是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来干什么？”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意外。

赵卫东被我的眼神看得有些发毛。他搓着手，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我就是路过，来看看你。听说你现在出息了，这木工坊开得挺好……”

“我这里不欢迎你。请你出去。”我打断了他的话，指了指门口。

“别，承泽，你听我说完。”他急了，往前走了两步，“我知道，当年的事，是我不对。我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妈，也对不起你。这些年，我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我遭报应了……”

他开始诉说他这些年的遭遇。工厂倒闭后，他老婆跟他离了婚，卷走了最后一点钱。儿子不学无术，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自己，现在一身的病，糖尿病、高血压，前阵子还轻微中风，半边身子都不太利索了。他现在就靠着一点微薄的低保过日子，租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

他说得声泪俱下，鼻涕眼泪糊了一脸。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可怜吗？或许吧。但这一切，不都是他咎由自取吗？

“说完了吗？”等他说完，我冷冷地问。

他愣了一下，点点头。

“说完了就滚。”

“承"承泽！”他提高了音量，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看在你妈的面子上，你就拉舅舅一把吧！我听说你现在是这行里有名的大师傅，你随便从指头缝里漏一点，就够我活命了！我不要多，你给我安排个活，看门也行，扫地也行，只要给口饭吃……”

“我妈？”我冷笑一声，一步步向他逼近，“你还有脸提我妈？我妈是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我爸是怎么死的，你忘了吗？赵卫东，你不是遭报应了，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

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他被我逼得连连后退，最后跌坐在了一堆木料上，脸色惨白。

“我这里，只有给手艺人准备的饭，没有给准备的。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不然，我怕我这手里的家伙，不长眼睛。”我弯腰捡起地上的凿子，锋利的刃口在灯光下闪着寒光。

赵卫东被我吓破了胆。他连滚带爬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朝门口跑去。跑到门口，他又回过头，用一种怨毒的眼神看着我：“李承泽，你够狠！你别忘了，你身上也流着我们赵家的血！你会后悔的！”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跟我妈姓赵的弟弟，有过任何关系。”我一字一顿地回答。

他终于走了。工坊里恢复了安静，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声。我无力地靠在工作台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07

赵卫东的出现，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虽然短暂，却把我的生活搅得一片狼藉。那几天，我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手里的活也频频出错。一块上好的红酸枝木料，因为我一时走神，一凿子下去，打错了位置，整块料都废了。

我烦躁地把凿子扔在地上，坐在角落里生闷气。晓梅默默地走过来，把地上的工具一件件捡起来，放回原位。

“心里堵得慌，就别干了，出去走走吧。”她轻声说。

“我没事。”我闷声回答。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晓梅在我身边坐下，把我的手拉过去，用她柔软的手指，轻轻抚平我因为用力而紧握的拳头。“承泽，我知道你恨他。换做是我，我也会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生气，这么难受，到底是在跟谁过不去？”

我愣住了，看着她。

“你是在跟他过不去，还是在跟二十年前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过不去？”她一针见血。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中了一下。

是啊，我恨赵卫东的无耻和贪婪，但或许，我更恨的是，在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病痛折磨，看着他一生的心血被人夺走，看着他带着不甘和遗憾离去。这份无力感，像一根毒刺，在我心里扎了二十年。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承泽。”晓梅的声音很温柔，像一股清泉，慢慢流进我干涸的心田。“你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这个家，也守住了你父亲的手艺和尊严。你父亲如果在天有灵，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会为你骄傲的。”

她顿了顿，继续说：“至于赵卫东，他现在过得怎么样，那是他的因果。你没必要用他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你妈临终前不是也说了吗，让你放下仇恨。她是不想你背着这么沉重的东西，走一辈子。”

我沉默了。晓梅的话，每一个字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是啊，母亲不希望我活在仇恨里。父亲也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而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人，不应该被过去的阴影所束缚。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父亲。他还是穿着那件沾满木屑的蓝色工作服，站在工坊里，对着我笑。他没有说话，只是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摸了摸我的头。他的手，温暖而有力。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洒在他身上，也洒在我身上。

醒来的时候，我的枕头湿了一片。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平静。

第二天，我照常开工。那块被我凿坏的红酸枝木料，我没有扔掉。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上面重新勾勒线条。我决定，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笔筒，雕上几支傲雪的梅花。残缺，有时候也能成为另一种美。

就在我专心雕刻的时候，晓梅的手机响了。是她接的，因为我的手机还关着。我听到她“喂”了一声，然后脸色就变了。

她捂着话筒，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说：“承泽，是医院打来的。赵卫东……他突发脑溢血，正在抢救。医院从他手机里找到了我的号码，他把我存成了‘外甥媳妇’。”

我握着刻刀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医生说……情况很不好，让家属赶紧过去。他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晓梅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询问。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赵卫东，脑溢血，抢救……这些词组合在一起，让我感到一阵荒谬。昨天，他还站在我面前，中气十足地咒骂我。今天，他就躺在了抢救室里？

去，还是不去？

理智告诉我，我不该去。他和我，早就恩断义绝。他的死活，与我何干？

可是，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又在我耳边响起——“忘了赵卫东，不要去报复……”

不去，是不是也是一种报复？让他孤零零地死在医院里，无人收尸，这难道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可如果我真的这么做了，我和他，又有什么区别？

我心里天人交战。

晓梅看出了我的挣扎。她没有催我，只是静静地等着我的决定。

我放下手里的刻刀，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那口气，仿佛带走了我胸中郁结了二十年的浊气。

“走吧，”我对晓梅说，“去看看。”

我不是去原谅他。我只是想去，给我自己这二十年的心结，画上一个句号。

08

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赵卫东还在抢救室里。一个年轻的医生把我们拦下，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大面积脑干出血，情况非常危险，即便抢救过来，最好的结果也是植物人。

“你们是病人的？”医生问。

我犹豫了一下，晓梅替我回答：“我们……是他外甥和外甥媳妇。”

医生点点头，递过来一沓单子：“这是病危通知书，还有手术同意书，你们看一下，签个字吧。另外，赶紧去把住院费交一下，已经欠费了。”

我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医学术语和刺眼的“病危”二字，心里五味杂陈。我拿起笔，在“家属”那一栏，签下了我的名字：李承泽。

写下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手很稳。我感觉，我签下的，不仅仅是一份同意书，更是一份与过去的和解协议。

我去缴费处，交了两万块钱的押金。看着缴费单上“赵卫东”的名字，我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二十年前，他用两万块钱，买走了我父亲的“魂”；二十年后，我用两万块钱，来延续他的命。这算不算是一种轮回？

抢救持续了五个小时。最后，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疲惫地对我们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我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感到悲伤，甚至没有一丝快意。我的心，平静得像一潭古井。

他死了。那个我恨了二十年的人，就这么死了。我所有的仇恨，所有的不甘，都随着他的死亡，失去了附着的实体，烟消云散了。

我们处理了他的后事。他的遗物很少，只有一个破旧的行李箱。里面除了几件脏衣服，就是一个小铁盒。打开铁盒，里面放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那个男孩，就是赵卫东。照片背后，有一行娟秀的字迹：姐弟情深，摄于1968年。

看着照片里母亲温柔的笑容，我的眼睛湿润了。或许，在母亲心里，无论他做了多少错事，他始终是她那个需要她照顾的弟弟吧。

我把照片收了起来。

赵卫东的骨灰，我没有通知赵家的任何人。我找了一处公墓，把他和我母亲的墓，安放在了一起，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墓碑上，我只刻了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加任何称谓。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像是卸下了一个背负了二十年的沉重行囊。

回家的路上，夕阳正好。金色的阳光透过车窗，暖洋洋地照在我和晓梅的身上。

“都结束了。”晓梅轻声说。

“嗯，都结束了。”我点点头，握紧了她的手。

回到木工坊，那股熟悉的、混杂着各种木料香气的味道扑面而来。这一次，我没有感到丝毫的压抑，反而觉得无比的亲切和安宁。

那个被我凿坏了一半的红酸枝笔筒，静静地躺在工作台上。梅花的枝干已经雕刻出了雏形，虽然有一处明显的断裂，但我用一种巧妙的“随形”雕法，将断裂处变成了一截虬劲的老枝，反而增添了几分风骨。

我拿起刻刀，继续未完成的工作。刀锋过处，木屑纷飞，一朵朵精致的梅花，在我的手下，悄然绽放。

我知道，父亲的“魂”，一直都在。它不在那套被卖掉的图样里，也不在那块被夺走的老料里。它就在这间工坊里，在这些刨子、凿子、墨斗里，在我的血脉里，在我的手上。

只要我还在这里，只要我还在用心对待每一块木头，李家的手艺就不会断，李家的魂，就永远不会散。